苹果公司是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库珀蒂诺（Cupertino）市的一家移动新媒体公司，却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工厂，它的核心业务为软件开发并做产品设计，把产品硬件的生产全部外包给国外的代工工厂，这些工厂属地多为发展中国家，成品却在世界各地销售，通过这样的方式使苹果公司完成资本的利润回收，把苹果商品在产生过程造成的生态成本毫无代价地留给生产地，故而完成了生态成本转移。按照这种资本流通方式，苹果公司抽走了高额的利润，留下了环境损害。在大中华区（包括港澳台地区），2017年第一财季营收162．3亿美元，按照恒定汇率估算，仅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额就比上一年上升了6%。苹果公司在华市场成功以当地环境破坏为代价，其环境污染危害表现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把环境成本转嫁给所在地生态物
苹果公司，从在我国境内众多第二方合作生产商抽走大多数利润，把废物处理成本留给当地。以苹果iPhone手机销售为例，其毛利率为这个行业平均利润的2倍以上。如果iPhone成本是200美元，估计利润中20%～30%该为合作伙伴与制造商，而苹果公司所赚利润占到全部利润60%～70%。在中国iPhone与iPad有百家硬件代工企业商，他们的利润率与苹果无法相比。在华的富士康算是大的代工企业，而其所提供的iPad外壳仅占其成本的9%，富士康所有组装费占iPhone成本3．5%，富士康毛利率却为2．8%，与苹果40%的毛利率相差甚远。[31]至2011年8月，苹果公司市值为3 556亿美元，在超过微软以后再超越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为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主要依靠从海外外包公司抽走的绝大部分利润；同时以资本为链条，把生产环节的污染留给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首先，通过生产地商家把生态损害留给当地。由于苹果对在华供应链环境监管环节的高度机密，并不直接回应公众的任何质疑，如环保非政府组织的监管，所有数据暂时只能依靠媒体或非营利组织的调查与报道。据《南方周末》报道，2011年调查数据显示，苹果在华的第二方合作公司包括常熟金像电子有限公司、健鼎（无锡）深圳富泰宏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华通电脑（惠州）有限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电子有限公司等27家供应商有环境污染问题。[32]这些环境污染多排放至生产厂区周围，导致当地生态环境恶化。除了废水、废气、噪声之外，还有数量巨大的危险工业废物排放物。仅在东莞生益电子一家公司，2009年共搁置的危险废物为7 831．98吨，对周围产生严重环境公害。
其次，与第三方合作的方式，苹果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进一步扩大其在中国境内的生产规模，导致污染利益集团结构更加盘根错节。苹果公司开拓了一种独特的商业模式，即通过与第三方公司合作，把内容生产、软件开发、硬件制造与销售融为一体，从而获得最大化的利润。如与日本揖斐电电子、美国AT＆T公司、内存商三星、韩国的显示面板商LG等一并拉入对华污染行列。根据北京所在的环保组织公共环境研究中心长期对我国范围内苹果公司供应链与合作方的调研发现，大量含氰化物、重金属的废水，废碱、废酸、废电镀液、废蚀刻液以及含有重金属的污泥等的危险废物排入当地生态系统，形成全国范围难以估计的高价环境损害。[33]
在华跨国企业的第三方利益集团的联合让侵害与被害双方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这又保证了生态成本转移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以武汉名幸电子为例，这家在华的日本电子公司属于制造高密度印刷电路板的企业，对湖北的南太子湖造成了严重的重金属铜污染。这家工厂却为三星、西门子、苹果、佳能、索尼等许多知名品牌的电子产品提供元器件，而这些品牌内部均有第三方合作，导致了极为严重的重金属污染。有研究机构对南太子湖水与底泥的抽样调查显示，每千克样品含铜约有2．35克，相对长江中游水质超标33—155倍。[34]跨国企业之间在华的第三方合作使得污染问题更为严重与复杂，环境受害者要想起诉施害方利益集团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受害者往往是草根或者是不会说话的生态物（如南太子湖水、水生物及其沿岸渔民），没有能力挑战这样强大的对手联合，这样污染物会被不断地制造出来，并持续转嫁到周围的生态物中。这些生产利益关系都在不断地加重着我国环境受损害的程度。
（二）把环境损害转移至劳动力
人类本身是生态物的一部分，因其社会特性又有别于一般生物。自然劳动力——人直接受到电子产品生产中的伤害，具有生态性（自然劳动力）又具有社会性（非商品性）。在跨国公司的生态成本转移主义的伤害成本研究中，它是环境成本计算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资方降低资本在防护环境伤害设施上的投入。据苹果公布的《2010社会责任进展报告》数据显示，在其抽查的122家外包公司里，有70家环境控制不符合苹果公司的内部规定，其中：有49家工人没有佩戴防护装备，如口罩、防护镜与耳塞等；有24家无环境风险的人体评估设施；有44家工厂没有完整的环境影响评估设施；11家公司没有空气污染物排放证，另外4家工厂无许可条件；55家工厂无安全设施专门负责人；41家无劳动与人权内容的培训；30家无必要的健康与安全措施培训。[35]从中可以看出，苹果公司的供应商降低各类环境成本是一种普遍现象，结果把这种伤害转嫁给了自然劳动力的人。
其次，把环境伤害转嫁给了劳动力。像其他生态物一样，作为生态物的人，内部功能如果受到损害，其修复过程就需要成本。马克思认为这种成本是由生产这类特殊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包含生产（劳动者本身）和再生产（繁衍后代）劳动力的各种物质资料在内。例如，在苹果供应商之一的联建公司，自2008年起要求员工用正乙烷取代酒精擦拭显示屏，其目的在于降低次品率、加速生产速度，因为正乙烷擦拭效果与挥发速度明显快于酒精。不过这一行为的代价就是牺牲劳动力的健康成本，因为正己烷是一种毒性很大的物质，导致多发性周围神经疾病，会让劳动力出现感觉失灵、四肢麻木及运动障碍等病症。半年时间内，在苏州第五人民医院就陆续接受治疗了49名联建公司的患病员工。[36]对外包商来说，这样就完成对劳动力环境伤害的转移。(www.xing528.com)
再次，低价或无偿地占有劳动力修复成本。在东莞万士达，2009年对234名工人进行职业病体检，有30名工人因表现异常需要复查，其中8人听力下降、8人贫血。[37]据苹果的《2011社会责任进展报告》称，反苹果的供应商胜华科技（苏州）这一家工厂，就有137名劳动者因暴露于正己烷环境而使劳动力健康受损。[38]修复这些劳动力需要成本，中毒工人被迫选择离职，且与供应商签署协议，仅以8万—9万元低价买断了工人劳动力的价值。从理论上说，劳动力的价值还应大于他的价格（工资），应该折算在其所从事的劳动过程之中，即现实物化的劳动产品与劳动力能力的未来价值之创造上。因此，一旦劳动力健康受到损害，即使按照劳动力价格标准赔偿也难以恢复到劳动力价值上。生态成本转移的劳动力掠夺与早期的殖民的奴隶买卖相比，共同点在于以小成本买来大价值；不同点在于前者一次就抽走个体的劳动力，后者则是长期占有的模式。
最后，作为社会的人，劳动力之损害有多重的内涵。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来看，劳动力能够创造出来比劳动力自身成本更大的价值（剩余价值＋劳动者工资），这是剩余价值的力量源泉，劳动力成本计算还要考量道德与历史等因素。作为新道德的环境正义者认为，环境规定、立足环境法与环境政策的发展，所有不同种族与文化、不同经济地位的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它是人权内涵的一部分。最早这类不平等在美国以环境种族主义形式出现，后又随着资本移植到发展中国家。[39]由于工作环境恶劣，众多苹果供应商的工人肩负巨大压力，影响到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出现像富士康工人那样连续的跳楼事件。国内环保组织对苹果外包厂商在我国境内劳动力损害进行过全面的调查，发现此类工厂均有工人受到各类损害的情况，有些还相当严重，甚至到了不能再恢复的地步。[40]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不是资本家的商品，因此资本家无法占有劳动者，只有在一定时间内利用个体劳动力的权利。[41]当劳动力因为生产过程的环境伤害致不能恢复地步时，资本家实际上已经实现对劳动力的完全占有。
（三）把环境损害转嫁至未来
苹果在华环境污染还创造了环境风险，把各种不确定性伤害指向了未来。
首先，把环境风险指向非经济要素上。从目前情况来看，无论苹果在华供应商对人体健康伤害还是对大气、水、河流等生态物的污染，大体诉诸经济价值。不过，从经济角度来考量或解决生态成本转移是非常危险的。比如，2009年联建公司因排泄危险废物而被苏州环保局罚款8万元；东莞富港电子的15条电镀生产线因为环境污染被东莞市环保局罚款10万元；等等。美国生态伦理学家利奥波德（Aldo Leopold）主张：“大地共同体中的大部分成员都不具有经济价值”；“在威斯康星，当地所有2．2万种较高级的植物和动物中，是否有5%可以被出售、食用或者可做其他的经济用途，都是令人怀疑的。”[42]在利奥波德看来，生态圈中95%以上的物种基本都不具有经济价值，无法以经济价值来结算。生态灾难的成本评估只考虑到5%具有经济价值的要素，而没有考虑到95%以上生物的生态价值，而这95%的生物却对生态整体的运行与稳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生态灾难发生时，被损害的95%生态物的功能是不容易被发现的，这些功能却对生态系统产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环境污染损害所制造出的风险把现在、过去与未来联系起来。美国生态学者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主张一个生态系统应包括多重内部相联系的部分，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着，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系于各个子系统的合力。一个生态系统在它被迫趋向于崩溃前所承受压力的量，就是它的各种内在要素联系和它们反应速度的结果。生态系统越是复杂，它对其所承受的各种压力之抵抗就越有效。[43]无论是名幸电子对南太子湖的重金属污染，还是东莞生益电子堆砌的大量剧毒废物，都为未来不确定性的生态灾难埋下祸根，虽然目前尚未发生。其原因在于生态系统具有在一定范围内的自我修复能力，在系统崩溃之前，它一直都在抵御与修正着外在的损害，直至外加损害积聚至不能承受与不能修复时为止。这意味着过度的损害可能会把环境风险推向不确定的未来。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就认为在某些时候风险完全逃脱了人类的感知能力，然而它们所导致的是不可逆转的伤害，从而造成风险把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的可能；[44]这种联系因而颠覆了传统的因果关系，它“可能”在未来某一段时刻发生，更恐怖的是，这一可怕的阴影就在今日如影随形地在不远处若隐若现，而这一恐怖的挤压是由今日的风险所致，它不仅适用于生态危机的话语，甚至包括全球化整个过程。[45]从本质上来说，生态成本转移是经济全球化众多负面影响之一，是笼罩在关心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人们心头上的阴影。不消除生态成本转移，这一阴影就不会消失。
最后，环境风险的去除需要后代付出巨大的修复成本。国际经验也证明这一点。以日本熊本县为例，20世纪60年代日本熊本水俣病制造者智索公司，因排放水银掺和的淤泥到水俣湾内外，造成当地环境污染。为了消除环境风险，熊本县自1977年起历经了13年、耗资485亿日元，采用疏浚与填埋的方法去掉湾内151亿立方米的淤泥（水银浓度超过25 ppm），还制造出一个将水银淤泥与污染鱼封埋起来的58万公顷的“死地”。这些花费中，智索公司作为肇事者承担60%的费用（已无力偿还），日本政府与地方政府也难幸免，承担剩下的修复成本。[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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