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功能性传播失灵是指地方政府虽然具有企业环境信息的职责和机构，却不作为或不能进行有效传播。按照查尔斯·沃尔夫的理论，现代市场都混合有政府的作用。由于西方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干预所取得的一些成功，给了政府干预市场更大的信心。然而，由于政府的局限，市场做不好的事情，政府纠正的过程中同样也会做不好。[34]因为政府干预经济常用的政策、法律等诸多手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的公共产品属性、外部性、市场垄断与信息传播不对称等问题。在我国环境传播领域，地方政府失灵导致的传播失灵主要是在政府监督企业环境信息公开领域中的信息传播。我国环保组织IPE自2008年《办法（试行）》实施以来，开发了专门评估政府传播失灵的指数——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这个指数是指《办法（试行）》中要求政府“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环境信息”，包括“环保部门在履行环境保护职责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信息”，并要求“环保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我国《环境保护法》进一步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法公开环境质量、环境监测……信息”。这给我们探究政府环境信息的传播失灵方面提供诸多鲜活的素材。
从整体看，我国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领域的传播失灵现象较为普遍。从评估范围来看，IPE的PITI从一开始就囊括全国主要的113个城市，后期进一步扩展。从环境信息公开元年（2008年）的结果来看，我国地方政府在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方面总体上处于传播失灵状态。PITI指数的分值满分设为100，其中超过60%的分值可视为依据法规要求设定的基本指标，剩下的40%则为公众参与设定的倡导性指标，实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保障体系。结果显示，在113个被纳入评估的地方政府中，达到60分的只有4个城市，不到20分的城市多达32个，而113个城市的平均分只有31分。[35]在这113个样本城市中有110个是国家环保重点城市，广泛分布于东、中、西部重要区域，都是全国环境基础与品质较好的地方。这意味着在信息公开领域，至少在信息公开元年，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传播失灵状态相当明显。
从形式上看，我国地方政府环境信息传播失灵主要表现为传者、媒介、受者的不作为，即在传播结构完整的情况下，结构的功能缺失，地方政府作为传者、媒介或受众在信息流通作用上的缺位。具体来说，《办法（试行）》规定地方政府具有传者的功能，即“环保部门”“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环境信息”；政府还要健全信息公开的平台与渠道，同时政府又是有责任的积极受众，即“政府环境信息”包括“环保部门在履行环境保护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主要是来自企业的环境信息）。在PITI的8个指标中，根据《办法（试行）》所规定的公开信息的系统性、及时性、完整性是最基本的指标。数据显示，在信息公开元年，IPE对113个城市的环保部门分别依法申请公开污染企业行政处罚名单和经调查核实的公众信访处理结果等信息，多达86个城市的环保部门未能提供名单或拒绝公开申请。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地方政府作为向公众公开政府环境信息的传播者失去了作用，又在监督并记录企业环境信息的接受者角色上未发挥功能，从而形成信息流通中结构性功能的传播失灵。(www.xing528.com)
从问题产生的原因来看，我国地方政府环境信息传播失灵在于公共选择理论下的政府失灵。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即对GDP的共同追求，而作为公共产品且具有外部性的环境则成为牺牲品。这是由地方政府内在性和组织目标所决定的。从当代公共选择理论来看，布坎南（J．M．Buchanan）认为公共决策并不能根据公共利益来选择，政府也是拥有自身利益的“经济的人”（economic man），因此会出现“政治创租”（political rent creation）和“抽租”（rent extraction），从而导致政府失灵。[36]因此，需要从更高的视角来克服。我国从2016年开始逐步建立起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即由环保部牵头成立，中纪委与中组部相关领导参加，成立中央环保督察组，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各省市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开展环保督察。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对地方政府的督政，极大地促进了地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是对地方政府在环境问题上传播失灵的一种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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