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民族文化传播者的媒介素养

简单地说，媒介素养是人们认识媒介、使用媒介、利用媒介进行表达和传播信息的基本能力。从文化传播角度而言，媒介素养的高低决定了传播者生产并传播媒介内容的传播质量和传播效果。少数民族文化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利用现代媒介对内和对外传播本民族文化，从而寻求来自族群内部和外部的认同。因此可以说，少数民族群体的媒介素养将决定数字时代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存状态。

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传播者主要有两个来源。一类是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电视台和媒体机构的从业人员，另一类是来自民间的民族文化持有人。对于民族文化持有人而言，他们既是媒介的受众，也可能成为利用媒介传播民族文化的社会行动者，他们代表了少数民族社区文化持有人的最大多数。媒介的发展和使用以及文化的走向归根结底都是少数民族群体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自民间的文化持有人是影响民族文化生存最重要的力量。在施洞的实际情况中，老人是传统文化的代表，是最有资格传播民族文化的文化持有人。然而，对现代媒介知识的不熟悉，以及家庭权力结构的变迁，使老人逐渐丧失了文化传播的能力和意愿。中青年本应是民族文化传播的中坚力量，但由于外出务工带来的人员流失，使当地大部分中青年人缺席了本地社会文化生活。他们长期游走于本地文化和打工地的异质文化之间，其民族文化持有人的身份逐渐变得模糊。儿童和青少年是少数民族社区的未来，决定着本地文化的发展方向。同时，由于掌握或更容易掌握必要的媒介知识和技术，他们又是最有可能利用现代媒介传播民族文化的群体。因此，提升民族文化传播者的媒介素养，最重要的是提高当地青少年和儿童的媒介素养。

詹金斯认为，获得参与数字媒介生产与传播的技能对于青少年和儿童适应数字媒介及其引发的融合文化发展趋势具有关键性作用，这是媒介素养教育需要完成的首要任务。他指出，学生们“不仅需要学会做一名挑剔的消费者，而且要学会做一名媒体内容的积极制作者和传播者。他们需要学会制作生产媒体内容的技能，还要学会能做出有意义贡献的社会技能。他们需要获得利用媒体制作生产技能来提高社会福利的伦理框架，而不是让他们自己以及他人遭受伤害。他们需要学会如何驾驭社会网络，如何与那些拥有不同规范和价值观念的人互动，如何作为集体智慧运行过程中的一部分来汇总知识，从而在正在围绕网络崛起的新文化空间里积极地生活。”^[17]

詹金斯阐述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具体目标，从更宏观的层面分析，媒介素养教育的努力方向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教育，使青少年和儿童适应数字媒介环境，成为少数民族社区未来的意见领袖。前文借鉴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级传播”理论分析了施洞所面临的传承链条断裂的危机。在断层的一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权威的削弱，老一辈人作为社区意见领袖和民族文化信息传递者的身份渐渐消逝。而在断层的另一端，青少年和儿童受现代媒介文化影响最为严重，但民族文化只能在他们的手中走向未来。培养年轻一代苗族群体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教会他们如何利用数字媒介传播民族文化，这是年轻一代人成长为未来的社区意见领袖，在保护和传播本民族文化中发挥支柱性作用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通过教授媒介内容生产和传播的技能，培养年轻一代学会如何利用社会网络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特征的人进行交流，以及如何健康地参与到集体智慧运行过程当中，鼓励当地的青少年和儿童积极参与到社会网络的多文化互动中。因为，第一，要讲好民族故事，传播优秀的民族文化，需要鼓励受众的积极参与，特别是利用数字化手段参与广泛的文化交流实践。只有通过交流与互动，本民族文化才有可能进入文化“他者”的认知系统，为其他文化群体所理解和接受。第二，“一个民族的族群觉醒意识通常是在‘他者’的文化环境中去回窥和审视‘我者’的。”^[18]在异质文化的社会语境中感知本民族文化，这是确证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实现文化的自我辨认，激发文化持有人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的重要途径。因此，要鼓励广泛的社会参与，本民族文化持有人首先要学会参与和沟通的技巧，这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另一个宏观目标所指。

在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者的媒介素养培养中，学校教育理应扮演主体的角色，这对于与施洞有着相似的社会家庭结构的少数民族社区而言尤为重要。老人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逐渐失效，父母经常性地缺席子女的受教育过程，除了自学或相互学习，当地的学校成为学生接受媒介素养教育的唯一渠道。然而，当地教育工作者本身媒介素养的欠缺使学校在目前很难担负起它所应该承担的教育责任，这是亟须解决的问题，也意味着学校在这些未来民族文化的传播者的媒介素养教育中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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