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在研究网络社会时，身份认同是他极其关注的一个话题。他认为，“人类之间的象征性沟通，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生产（以及与其互补的消费）、经验与权力的基础上，会随着历史而结晶于特殊疆域里，从而产生了文化与集体认同”。[12]而对于认同这样一个群体身份自我辨认的重要过程，卡斯特的理解是：“当它指涉的是社会行动者之时，我认为它是在文化特质或相关的整套的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建构意义的过程，而这些文化特质是在诸意义的来源中占有优先位置的。”[13]从卡斯特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身份认同有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一，认同需要产生于“特殊疆域”之中，这一疆域可以是实体的地理区域，也可以是精神层面的共享空间。居住于同一社区的群体由于长期的共同相处，社会关系、语言文化、生活习惯、思维和行为模式都趋于一致，认同就在人们共同的生活空间中产生。而居住于不同地区的属于同一族群的人们，虽然彼此之间未必相识，但同样因为共享的文化属性，他们之间产生了卡斯特所谓的“象征性沟通”或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因此在精神上意识到彼此的存在，认同也由此产生。第二，认同需要通过意义的建构来实现。建构意义即基于共同的文化属性生产并传播文化内容，在这些文化内容中表达共同的情感、态度和观念。具有相同内涵的文化表达确立了文化生产者和传播者可供相互辨认的知识和经验，从而实现彼此之间的认同。在建构意义的过程中，是否掌握表达的话语权决定了内部认同的质量和外部认同的地位。
身份认同过程存在于不同领域和不同群体当中，而对于一个族群的生存与发展而言，身份认同的作用不言而喻。在人类学著作中，族群一般被理解为这样一群人：（1）生物上具有极强自我延续性；（2）共享基本的文化价值，实现文化形式上的公开的统一；（3）组成交流和互动的领域；（4）具有自我认同和被他人认可的成员资格，以形成一种与其他具有同一阶层的不同种类。[14]同样的，族群身份的认同需要一个交流与互动的领域，而“文化形式上的公开的统一”则需要通过一定的意义建构过程来表达和展示。在这一过程中，是否掌握表达和展示的话语权对族群身份的认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施洞，苗族传统文化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身份认同的危机。一方面，苗族群体共同生活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在现代文明和媒介文化的冲击下不断萎缩；另一方面，苗族群体在与文化“他者”特别是社会主流文化持有人的对话中失去了本民族文化表达与展示的话语权。在大众传播媒介仍然掌握在少数社会支配性力量的手中，媒介文化依然传递着城市文明的媒介实践现实中，利用互联网建构相对平等、多元的网络空间，在网络世界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重建民族身份认同，是苗族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获得生存机会的一个重要选项。
不掌握媒介资源和文化表达的话语权，苗族群体实际上是处于被大众媒介和主流社会所排斥的地位。对于被排斥的文化群体而言，卡斯特描绘的大众自我传播媒介是群体进行自我身份建构和认同的有力工具。而建构和认同实现的空间是在互联网中形成的数量庞大、形式多样的虚拟社群。虚拟社群往往围绕相同的目的或利益而建立，加入社群即获得了由社群所定义的群体身份，意味着参与者对社群的利益、目的或文化主张的认同。我把这种在虚拟社群中产生的身份称为“数字身份”，在虚拟社群进一步壮大的未来社会，数字身份将是群体认同的重要标志。在本研究的讨论的话题范畴内，数字身份至少有三层意义：第一，数字身份是真实的个体在虚拟社群中表达自我、与人交流时使用的个人身份代码，它基于真实的个人身份，不带有虚假和欺骗的意义。第二，身份的数字化使个体从物理时空中解放出来，交流跨越了地域的限制，社群成员之间即使相隔千里，也不再只是进行象征性的沟通，身份认同也就随之摆脱了特殊的疆域的局限。第三，现实中因被政府、媒体或者其他支配性力量排斥而缺少话语权的个体，随着数字身份的获得在虚拟社群中找到了发出自己声音的理想空间。同时，因为数字身份是基于真实的个体身份，提高了信息发布人身份及信息的可信度。第四，数字身份可以复制或扩展，即个体可以参加不同的虚拟社群，向不同的人传递自己的文化主张，让自己的声音被更广泛的个体所听见。
数字身份的这种可复制或可扩展的特性使得具有不同文化属性或社会特征的个体都可以通过网络互相连接和交流，打破了社会文化的界线。其主要原因被卡斯特归结为弱纽带（week tie）和强纽带（strong tie）的区别。卡斯特认为，“互联网特别适于发展多重的弱纽带。弱纽带在以低成本供应信息和开启机会上相当有用。互联网的优点是容许和陌生人形成弱纽带，因为平等的互动模式使得社会特征在框限甚至阻碍沟通上没有什么影响。事实上，不论是离线或在线上，弱纽带都促使具有不同社会特征的人群相互连接，因而扩张了社会交往，超出自我认知的社会界定之边界。”[15]需要指出的是，卡斯特的强弱纽带理论解释了互联网虚拟社群对于打破社会特征限制的作用，但互联网同样也适合强纽带关系的发展。虚拟社群因其成员具有真实的个体身份，并不必然只是一个松散的弱关系群体。一是因为社群可能是由现实世界的亲戚、朋友或熟人关系迁移到网络中而形成的，其本身就是一个强纽带的群体。二是通过线上线下的连接，弱纽带群体也能发展出强纽带关系。这对于建立紧密的文化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虚拟社群获得数字身份，并在此基础上扩大社交范围，传递本民族文化的观念和主张。这是数字时代少数民族群体摆脱被排斥地位，获得与外部世界和文化群体平等对话的机会，为本民族文化争取生存空间的颇有价值的思路。在田野工作中发现，通过互联网建立或参与虚拟社群的主要用户是当地的青少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加入的主要是本地的社交群体，即多数是以强纽带关系为主。这是争取身份认同的第一步，即通过族群内部的交流建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当地网民需要得到更多的鼓励，努力扩大自己的网上社交圈，获得更大范围的虚拟社群的成员身份，建立多重的弱纽带关系，并在其中传播本民族文化，使民族文化获得族群之外的认同。(www.xing528.com)
数字时代话语权的建构，除了建立或参与虚拟社群，建设层次丰富的民族文化网站是另一个值得探索的思路。与大众传播媒介相比，网络媒介为个人和群体提供了充分表达自我的话语空间。人们在网络空间中获得了自主生产、传播、交流信息和内容的契机。在这个以互联网为信息流通中介的数字时代，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同样获得了发展的机会。
云南师范大学针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网络传播的一项调查将少数民族文化网站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由国家民族行政事务管理机构或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创办的民族文化官方宣传平台，主要表达官方话语，从政府的角度推介民族文化，促进当地旅游发展。第二，由民族研究团体和机构创办的网站，主要从学术研究、信息整合、文化宣传等方面进行知识分子的话语建构。第三，民间和商业少数民族文化网站，主要由热衷本民族文化传播或出于商业开发目的的个人或群体创办。宣传民族文化，介绍当地旅游文化资源，体现了一种来自民间的建构力量和商业诉求。第四，由少数民族成员创办的具有个人特色的主页和博客。是民族文化个人表达和文化建构的主要渠道。[16]
多层次的民族文化网站汇聚了来自政府和民间多方的建设力量，有可能在民族文化对外传播中发挥合力，丰富民族文化传播的话语体系，从而为民族文化寻求更多的话语空间。现有的苗族文化网站大致也可以分为上述四种类型。从实际传播效果而言，来自民间的智慧和声音似乎更加受普通网民的欢迎。如“三苗网”、“苗族文化网”、“苗人网”、“文山苗族网”等网站，通过提供与苗族文化相关的资讯、专栏、论坛、博客等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和交流渠道，一方面促进民族文化在族群内部的传播，培养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推动民族文化在族群外部的传播，寻求文化他者的认同。从民族文化生存的角度来看，来自官方的话语建构需要继续发挥信息整合、整体拉动的作用，而在少数民族群体中更具活力的民间网站应该在争取文化传播话语权，扩大民族文化生存空间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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