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黔东南施洞镇苗族社区：少数民族文化生存的立足点

全球化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和过程，是全球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增强的体现。在数字时代，互联网建构的网络社会拉近了地球上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与此相反，本土化的过程是试图避免在全球化的拉拢下失去本民族文化的边界，完全融入全球一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的努力，是本地文化寻求安全感与归属感的过程。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 Rosenau）精辟地总结了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不同之处。就两种过程的作用而言，罗西瑙认为，“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全球化起着将观念、规范和习俗扩大到它们的原生环境之外的作用，而本土化则强调或缩小原生环境，以阻止新观念、新规范和新习俗侵袭”。同样的，两者有着各不相同的动力源泉，“全球化的动力产生于人们扩大他们自己创造的秩序的范围，以便为他们的福祉增加货物、服务和观念的需要……本土化的动力来自人们在实现心灵慰藉时对于身边的可依赖的支持的需要，即对家庭、邻里，对文化习俗，对把‘我们’与‘他们’分开的意识的需要”。^[5]

在少数民族文化如何生存的问题上，少数民族群体同样面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问题。一方面，全球化与现代化是两个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社会发展过程。随着中国整体社会转型速度的加快，少数民族乡村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进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全球化的视野为当地人创造了重新认识世界，获取向上发展通道的机会。观念、规范和习俗的更新，使少数民族群体在国家的整体进步中获得了宝贵的社会发展红利。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外来文化通过现代媒介等渠道反复冲击着当地人的价值观，同时，对现代生活的渴望在少数民族内部孕育了变革的动力。面对这一外一内的双重压力，少数民族群体坚守的传统文化边界岌岌可危。现代文明、城市文化的侵袭改变了少数民族群体特别是年轻一代人的观念，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与少数民族社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矛盾在当地制造了欲望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此外，外来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语境，一些历来被当地人珍视的东西逐渐消失。少数民族群体需要学习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留传统中的优秀成分。

以保护传统之名封闭本土文化的边界，一不明智，二不现实。故步自封的内向型发展模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也不符合当地人寻求现代生活的需要，将会使少数民族群体被排斥在社会进步之外。同时，面对开放、发展的大趋势，本民族文化已经不可能在逐渐外向型的社会中独善其身。与此相反，以发展之名彻底抛弃传统势必走向另一个极端。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志，是决定民族存亡的关键性因素。彻底接受现代文明，放弃传统文化只能使少数民族群体失去族群的身份和精神的归依，文化的多样性存在将会受到严重威胁。因此，保持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平衡，兼顾全球化与本土化发展是少数民族文化生存的基本立足点。

文化的生存在于传播，而文化传播包括纵向的传承与横向的扩散。在第五章中，我提出施洞苗族文化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纵向传承出现断层，而横向扩散缺乏渠道。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就是兼顾文化的传承与扩散，“重构内部传播渠道，把以前存在的内部文化传播渠道重新建立起来，使民族传统文化在内部得到传承；构建对外传播渠道，把以前没有的或沟通不畅的对外文化传播渠道建立起来，使民族文化在外部得到传播、发扬”^[6]。

从文化生存的意义上说，重构内部的文化传承体系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文化的生存关乎文化持有者的身份建构与认同，它首先是当地人的“家务事”。可以说，即使在不为外来文化理解和接受的情况下，本民族文化也能在当地人的坚守中继续维持。这是因为每个民族内部都存在一种文化纵向传承的机制，这种机制保证了文化从老一辈人向年轻一代人的顺利传递，保证了本民族文化经久不息的延续。有学者对这种传承机制在文化存续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民族文化传承促成民族共同体的不断完善，是通过传承中不断地把个体的人社会化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充分表现了文化高度的社会整合功能和能动作用。通过传承实现的人与文化的结合，是一个有机能动的社会过程。因为人是文化的主体，人类文化的发展，说到底是人与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人的社会实践的能动表现，但作为个体的人，其生物生命又是有限的，所以文化不断地从社会个体中结合又分离、分离又结合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前提，作为个体的人也只有不断地习得该社会所属的群体文化，才能为这个群体所接受。正是人的这种社会属性以及文化和社会群体的差异性，使人与文化有机结合的过程即个体的人的社会化过程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人的文化习得行为主要在民族群体内部完成，所习得的也主要是本民族的文化，这种文化的适应和认同是同步的；第二，人与文化的有机结合是通过双重机制实现的，即人缔造文化，文化又缔造人。人在适应生存环境缔造文化时，不断注入主体意识而使文化个性化、民族化；文化在缔造人时，又不断地对社会的个体注入社会的群体意识而使人社会化、群体化。正因为民族文化传承是一个能动的社会历史过程，每个民族的社会内部又都存在着这样一个能动的传承机制，所以民族文化才能在共同体的精神维系、民族性格的塑造、社会结构的构筑与整合等方面发挥巨大的能动作用。^[7](www.xing528.com)

目前，这种文化固有的传承机制在施洞苗族社区正在逐渐解体。现代文明和现代媒介的冲击改变了年轻人的思想观念，传统父系社会形成的家庭教育模式和社交结构被削弱。同时，随着作为主要传统文化持有人的老年人的逝去，中青年一代人因在外打工而缺席，这种通过传统的社会化的方式将个体纳入本民族文化群体的文化传承机制已经在失去效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面临后继无人以及自我认同难以实现的危机。重构族群内部的文化传播网络是少数民族文化生存的当务之急。

如果说文化的纵向传承保证了文化的生存，那么文化的横向扩散与交流则是文化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不可能在绝对真空的社会环境中发生。本地文化也只能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互动中，通过吸取异文化的优秀品质，摈弃自身文化的落后成分，才能使本民族文化不断获得创新和发展的动力，为文化的生存提供新鲜的血液。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化认同的前提是意识到异文化的存在，在与外来文化的比较中，逐步确立民族文化的边界，从而实现文化的认同。同样的道理，文化保护意识的产生也是源于外来文化的存在及其对本民族文化的冲击。一般情况而言，只有文化的生存面临实实在在的危机时，才能激发本民族群体的文化保护观念和行动。建立文化横向扩散的渠道实际上也是在建立一种文化相互再认的机制和管道。这一管道增加了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机会，为对话双方的文化持有人建立了多元的文化情境，有利于民族文化认同获得多元性和多样化的价值取向。从文化认同的意义上，施洞苗族文化首先需要在社区内部建立一个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管道，使苗族文化既作为当地主体民族的固有文化，也成为一种以施洞镇为单位的地方性知识，获得地域内的文化认同，在此基础上寻求更广泛的文化认同。唯有如此，对苗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才不只是苗族人的“家务事”，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分内事”。

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是一个一体两面的问题。首先，生存是文化产生后面临的现实问题。跟人面临生老病死一样，文化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发展扬弃其中一些不再符合时代精神和发展需要的成分。这是文化自我更新的过程，这一过程相对缓和且没有太大的矛盾冲突。随着外来文化的强势介入，本地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语境和生活场景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代表传统的老一辈人作用的弱化、文化传承链条的断裂、异质文化的替代作用等，这动摇了本地文化生存的根基，导致本地文化的生存状态从缓和的自我更新向剧烈的变迁转变。其次，变迁虽然可能导致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被消解，但变迁也为文化的发展带来机遇。可以说，文化本身就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没有完全隔离于世界之外的文化。缺乏交流和创新的文化将失去为生存注入新鲜动力的机会，使文化逐渐丧失活力。

因此，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应该兼顾生存与发展两个方面。实际上，本研究所探讨的数字媒介时代苗族传统文化的生存问题也是始终以这两个过程作为立足点。第一，数字媒介为苗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创造了全新的媒介环境。苗族文化将在这种新的环境下获得什么样的表达自我的空间，新的媒介技术又将为文化发展提供什么样的资源和创新动力，这是讨论文化保护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二，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社会文化语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感召下面临着更新和重组。那么，在向现代化转化的过程中，苗族文化如何争取充裕的生存空间，又如何抓住社会转型带来的创新和发展的机遇，这是苗族文化在未来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赢得一席之地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第三，在讨论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存问题时，作为文化主体的少数民族群体的自我选择是必须考虑在内的重要因素。文化存在于少数民族群体的日常生活当中，只有在文化传统与当地人的生活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才能得以实现。传统文化是否有继续存在的价值，文化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媒介给少数民族社区带来了什么，对传统文化又有什么影响？归根结底，这都有赖于当地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