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黔东南苗族社区：媒介与乡村文化变迁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1]

——刘慈欣

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强调了媒介技术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事实上，社会能否掌握技术，特别是每个历史时期里具有策略决定性的技术，相当程度地塑造了社会的命运。我们可以说，虽然技术就其本身而言，并未决定历史演变与社会变迁，技术（或缺少技术）却体现了社会自我转化的能力，以及社会在总是充满冲突的过程里决定运用其技术潜能的方式。”^[2]

一些少数民族文化研究者看到了在活态的本土生存环境中进行文化保护的重要性：“民族文化不仅处在一种历时性的‘传统’中，而且处在一种共时性的‘生境’中。所以，民族文化的真正传习，应该是不离本土文化生境的、由当地民族自我完成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只有在能够生存、发展的前提下才是有效的。”^[3]

而施洞当地的文化保护者和社会行动者们思考的是如何创造性地利用现今的媒介技术，帮助苗族群体传播自己的文化。AH不止一次地跟我说：“现在寨子里头也跳广场舞，听的是《最炫民族风》，为什么就不能搞一个创新的苗族歌曲来代替民族风，用民族音乐来伴奏广场舞？还有就是现在民族地区的学生也穿校服，千篇一律的跟汉族的一样，为什么就不可以设计一些有民族特色的衣服，通过媒体宣传让民族地区的学生穿本民族特色的校服？其实只要政府牵头，民间很多人很会搞的。所以现在苗族文化传播面临的问题是没有找到适合的媒介形式和媒介内容。”(www.xing528.com)

台江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官员在谈到苗族文化保护时援引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管无形文化遗产的官员爱川纪子的思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种主要方法是：一、将它转变为有形的形式；二、在它产生的原始氛围中保持它的活力。第一种方法可以运用拍摄纪录片、录音和建档等方式保证无形文化遗产的永久保存。第二种方法是通过鼓励世代相传和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保持它的活力。这样社会不仅承认遗产的守护者——各种文化形式的支持者、演员和创作者们——保护遗产，而且会促使他们提高技能和艺术修养。保护无形文化遗产，这两种方法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4]

从这些来自学者、研究人员、民间文化保护者、政府官员的观点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有关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几条基本原则：第一，民族文化保护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保证民族文化的生存，这是文化得以传承与发展的前提条件；第二，文化的生存有赖于产生该文化的土壤和社会语境，只有在少数民族群体日常生活的真实环境中开展民族文化保护工作，文化的生存才能获得“源头活水”；第三，媒介技术不是决定人类命运的终极力量，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代表人类未来社会走向的新的媒介技术及其营造的媒介环境必然在少数民族文化生存与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第四，文化是人类自身创造的产物，媒介也是随人类交流的需要应运而生的。使用或不使用，使用什么样的媒介，创造什么样的文化，这都是人类自主选择的结果。因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存选择掌握在少数民族群体自己的手中。而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利用现代媒介，是少数民族群体保护本民族文化的一条重要路径；第五，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是一项有赖于全社会共同行动的系统性工程。就广泛的社会参与而言，需要调动政府主体、文化持有人、文化他者的合力。而就作为文化生存主要路径的文化传播而言，又需要传播者、文本、渠道、受众、政策等各个媒介要素的优化组合与协同互动。

在此前对施洞地区媒介使用情况、民族文化生存现状、媒介与文化变迁之关系的分析的基础上，本章将试图回答全文开篇提出的问题，即面对数字时代的传播语境，施洞苗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应该如何生存？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并不希望也不指望自己的研究被看作是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本研究探讨的是数字媒介为少数民族文化再建构提供的可能性，而不是再建构的具体过程或方案。因为倘若如此，在缺乏实践验证的前提下，研究结论难免沦为一种空洞的口号和说教，这不是本书写作的初衷，也是由于我的学识和眼光力有不逮。我所希望的是，在把握媒介演进与社会文化变迁互动关系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少数民族文化如何面向未来的原则性思路，为地方政府文化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如果能达此效果，那么本研究便达到了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