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黔东南施洞镇苗族社区传统文化问题分析

作为传统文化的持有者，施洞苗族居民在文化传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现实情况是，现代媒介的进入加速了当地社会结构以及村民知识结构的变化。媒介打开了村民们的视野，刺激了他们向上流动的欲望。同时，现代媒介传播的虽然主要是反映主流社会价值观的内容和信息，但媒介作为信息管道的工具属性对其他文化持开放的态度，各种地方文化、民族文化或亚文化可以借助媒介的信息管道寻求生存和传播的空间。不过，媒介技术、理念的迅速发展为当地人理解媒介、利用媒介传承本民族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种因素的累加给当地人履行本民族文化传承的义务制造了不小的困难。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出发，最易察觉的困难是当地文化传承中出现的断层现象。美国传播学者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等人提出了大众传播媒介和人际影响的“两级传播”理论。该理论认为，态度和观念最先由大众传播媒介流向人群中的意见领袖，再由意见领袖流向群体中的其他个人。“两级传播”是分析人际关系如何影响媒介传播效果的经典理论模型，其主要假设包括：（1）个人并不是与世隔绝的游离分子，而是社会群体的成员并因此而与他人互动；（2）对任何媒体讯息的反应（response）和回应（reaction）将不会是直接即时的，而是经这些社会关系的中介并受到其影响的；（3）这里涉及了两个过程：其一是接收与关注的过程，其二是回应过程（以对影响或信息企图的接受或拒绝之形式而出现）。接收并不等于反应，不接收亦不等于无反应（因为还有在人际接触中的第二次接收）；（4）从媒体策划者看来，每一个人并非同等重要，而是在传播过程中各有不同的作用。就是说，可以将他们分成两类，一类是积极地接收和传播来自媒体的意思；另一类则是主要从与其他人的接触中寻求指导；（5）起到更积极作用的人（意见领袖）具有下列特点：经常使用大众媒体、参与更高层次的社交活动、自认为对别人有影响、自认为承担他人的信息来源和顾问之角色。^[5]

在施洞苗族社区，满足以上五项假设，最有可能成为本地意见领袖的是那些接受过一定程度的现代教育，拥有社会资源、人脉关系和组织能力，熟悉媒介技术和媒介语言的中青年群体。事实上，他们也是在本地生活中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中坚力量。然而，对贫穷的恐惧和对物质生活的向往让这部分人中的大多数选择离开故土，在城市中为梦想打拼。一方面，城市中完全异质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劳动力市场对现代文化知识和学历教育水平的要求使地方性知识失去了价值，传统文化在现实生存的压力下变得不那么重要，打工者逐渐远离了他们熟悉的文化世界。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缺席本地生活，直接导致了打工群体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缺位和失语。留守故乡的老人和小孩在缺少中间一代人承上启下的情况下难以担负起文化纵向传承的任务。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讨论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变迁时，将人类文化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即前喻文化（Pre-figurative）、并喻文化（Co-figurative）和后喻文化（Post-figurative）。米德认为，前喻文化是传统社会的主要文化形态，在前喻文化时代，主要是晚辈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两代人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而后喻文化则是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原始社会和那些小的宗教与意识形态飞地都属于最初的前喻文化，其权威来自过去。兹后，伟大的发明为了进行大规模的变化，需要发展工艺，特别需要利用同侪之间、友伴之间、同学之间以及师兄弟之间的并喻型学习。而我们今天则进入了历史上的一个全新时代，年轻一代在对神奇的未来的后喻型理解中获得了新的权威。”^[6]

米德在对文化变迁的分析中强调了代际角色的转换。这一转换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如果要说对现代媒介所带来的信息资本的占有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我想不应该遭到质疑。施洞普通苗族家庭中反复出现的媒介使用场景生动地再现了米德描绘的后喻文化中权力反转的情景。代表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的老年人不掌握主流的传播手段，代表现代文化和新兴知识的青少年掌握了媒介信息的控制权和解释权。在随媒介而来的海量信息的冲击下，当地人的反应各异，有的亦步亦趋，有的心生抵牾。“人们的感觉跟着媒体的说法走，但是与此同时，在心灵深处还自觉或不自觉地保留着抵触。因为这一切来得太快，人们常常缺少应有的心理准备。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年轻人更加合乎时宜。比起年长的一辈，他们更少内心的保留，与传统价值观的联系也十分薄弱。反过来，对于突变的力量他们更能顺应，有时还会急切地伸出双臂来热情拥抱。”^[7]在深受媒介文化影响的年轻人握有话语权的社会情境中，本民族文化成了名副其实的弱势文化、边缘文化。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艰辛和挫折进一步坚定了父母们通过现代学历教育改变子女命运的信念。决定施洞苗族传统文化未来命运的年轻一代人自出生就被免除了传承本民族文化的义务。掌握丰富传统文化的老年人逐渐逝去，应当发挥文化传承重要承接作用的中间年龄段的人群大部分流失，儿童们在现代文明和汉语言文字构筑的文化环境中远离传统的轨道，流传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面临传承链条断裂的危机。

按照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的定义，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在面对不同媒体中的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8]作为一种现代公民必备的重要能力，媒介素养成为在现代媒介建构的世界中获得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技能。有研究者认为，媒介素养有三个主要衡量指标：（1）媒介认知，可以显示出受众对媒体性质与功能的大致了解；（2）媒介评价，反映出受众对所接收到的信息进行积极主动的处理与加工，进而有可能导致某些积极或是负面的行为；（3）媒介参与，是受众主动性最为高级的一个指标，反映出受众利用媒介进行积极的创造过程。^[9](www.xing528.com)

媒介认知和媒介评价属于理解媒介的层面，而媒介参与属于运用媒介的层面。无论是对媒介的理解能力还是运用能力，施洞的媒介使用者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首先，现代媒介，特别是互联网海量的信息供给能力为受众获取信息提供了资源丰富的选项，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信息越多就意味着有价值的信息越容易被大量冗余、虚假信息所埋没。因此，媒介提供的信息越丰富，对信息的判断和解读能力的要求就越高。对于电视提供的信息，村民们更多地表现出被动接收的态度，这与电视信息传播的单向性特征紧密相关。而在以双向互动为特征的互联网面前，村民们获取本民族传统文化相关信息的主动行为并不多见，更不用说仍有大多数家庭没有上网的能力。在田野工作期间，只有一位被访者明确表示自己登录过苗族文化网站并能准确说出网站的名称。主要原因是这位被访者酷爱斗牛和苗族飞歌，网上可以免费下载视频，而他在镇上经营一家照相馆，经济收入足以使他成为镇上最早一批“触网”的人。在我访问过的所有家庭中，电视、电脑和手机主要是作为观看影视剧、网络视频、听音乐、玩游戏的工具。在家长和老师看来，电脑、手机仅仅是娱乐工具，对学生的学习大有影响，应该加以限制。这样的评价反映了成年人对青少年使用现代媒介的态度。在这些家庭和学校教育者的认知系统中，媒介对于民族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首先被遮蔽，其自身的媒介素养已经让人担忧，更不用说他们有意愿或能力指导青少年利用媒介传播传统文化。

其次，问卷分析结果显示，95.6%的被访者表示愿意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本民族传统文化。此外，64.7%的被访者选择民族文化网站作为传播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合适渠道，50.6%的人选择了广播电视新闻报道，48.2%的人选择民族文学作品，44.7%的人选择影视剧目，选择电视广告、视频网站和网络聊天室的被访者分别占42.4%、15.3%和9.4%（表5.1）。不管这些回答是否是人们在面对外来研究人员的提问时的特意为之，至少可以说明许多人已经对媒介在传播民族文化中的运用有了大致的概念。不过，村民们很难将概念落实为行动。一方面，他们欠缺创造性地运用媒介发出本民族声音的能力。通常情况下，施洞网民通过互联网表达自我的方式主要以上传图片、跟帖转发为主。另一方面，在网络社区与其他地区、民族的网友交流时，以戏谑的方式使用民族文化符号以达到娱人娱己的目的成为一种令不少年轻人乐此不疲的游戏。如果这也算是一种对媒介的主动运用，那么运用的结果实际上会给民族文化形象带来伤害。如果把运用媒介传播民族文化的能力理解为掌握媒介内容生产和传播的技能，学习如何利用社会网络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互动，学会如何在网络社区的信息互换中表达和传递本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需要当地传统文化持有者学习的还有很多。

表5.1 适合传播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