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渠道与机制发展不平衡：黔东南苗族社区文化变迁

在昔日以面对面的交流为主要信息传播方式而构成的人际传播网络逐渐让位于由大众传播媒介建构的大众传播网络的苗族乡村社会，无论在族群内部，还是面向族群之外，现代媒介，特别是互联网等数字媒介在传播本民族传统文化方面成为可以依赖的最重要的工具。不管当地是否具备利用现代媒介技术制作、传播与民族文化相关的媒介内容的能力，互联网强大的信息传递及区域辐射能力为民族文化元素在网络世界的流通提供了可能性。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近年来一直在加大乡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但是像施洞这样一个处于我国西部偏远山区的民族地区，无论在体制建设和硬件建设上都远远滞后于中东部地区。当地明显存在因基础设施设备、信息平台和传播工具落后而造成的传播渠道不畅、传播机制失衡的问题。

数字鸿沟体现了通过媒介获取、传播信息的能力和可能性的差异。数字鸿沟的存在导致了位于鸿沟底部者借助媒介发声的权力的缺失。对于施洞苗族居民而言，数字鸿沟不是一个单一维度的概念。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首先在村民和居住于凯里、贵阳等城市中的少数民族之间构筑了一道鸿沟。作为少数民族大省的贵州，其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情况无法与经济发达的沿海省市相比，这进一步拉开了施洞与全国整体水平的差距。同时，鸿沟还存在于施洞内部，存在于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村民之间。以上所有鸿沟的叠加在施洞形成了一个多维的信息“断裂空间”，对当地苗族传统文化的对外扩散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施洞内部数字鸿沟的产生主要来自于当地人手机、电脑的拥有情况和使用习惯。在施洞镇，手机几乎是每家每户必备的通讯工具，镇村之间手机拥有率的差别并不明显。除最基本的通话功能外，手机主要被当成纯娱乐的工具。电脑的整体普及率比手机低很多，且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施洞镇中心的芳寨村、街上村将近50%的家庭购买了电脑，塘龙寨因为经济水平最高，几乎每家都有电脑，而距离镇中心仅4公里的巴拉河村，全村136户人家只有5-6家有电脑。按当地人的说法，并不是没有能力购买，而是绝大部分年轻人都在外打工，家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没有购买的必要。与手机相似，电脑也主要被当作娱乐工具，在一些人看来，“电脑和电视没有太大区别”。这一使用习惯和态度，无意间屏蔽了手机、电脑的信息功能，造成了信息获取和传播上的低利用率。正因为如此，逐渐提高的拥有率实际上并没有同步缩小当地与城市间的数字鸿沟。此外，如果家庭结构没有太大变化，像巴拉河村这样的村寨，其电脑普及率在近几年不大可能提高，本地不同区域间的数字鸿沟还会进一步扩大。另外，虽然电脑、手机越来越用户友好的操作界面设计使底层技术本身不成为引发当地人使用困难的主要因素，但最基本的现代文化知识和计算机常识仍然在不少人中间形成壁垒，将其挡在数字媒介之外。这当中主要是50岁以上的村民群体。在田野作业中我们发现，很多学龄前儿童可以熟练地用大人的手机玩游戏，但对他们的祖父母而言，手机基本上只是一个移动的电话，而电脑更是超越了他们的经验范围。对于有电脑的家庭，设备故障意味着不小的困难。在巴拉河村，我曾帮JC检查过电脑的网络配置。他家的电脑在一次雷雨天气后断网，家里没有人知道如何维修，镇里负责宽带安装的工作人员又住得太远，电脑便在家中闲置了一个多月。在这里，学历教育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当地人在数字媒介时代的信息弱势地位，技术壁垒与低拥有率、低利用率一道构筑了调查点多个层面的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直接导致了传播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的薄弱让当地人缺乏传播信息的渠道；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村民受教育程度低，阻碍了当地人媒介使用能力的提高。这对施洞苗族群体借助现代媒介表达自我，传播民族文化形成了一种系统性排斥。更不利的是，“当前的社会转型加剧了这种分化，而信息贫困的状况不利于边缘群体自身发展进而使边缘群体‘结构化’”^[2]。

莱文森在《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一书中，用散文的笔调回顾了人类村落中社会交往方式随媒介演进而发生的变化：(www.xing528.com)

在昔日的小村里，人们获取公共信息的机会几乎相等——下乡的卖货郎一路吆喝，村里每一个人都能够听见。印刷术使信息到达的范围大大拓展了。这就造就了第一批大规模的受众，第一批超越目力和听力的公众。然而，与此同时，最早的村落群体听见信息的同步性，却被印刷术摧毁了。原来货郎担担叫卖的村落，是这样一个信息环境：它容许接受信息的人随时发送信息。就像在教室里一样，村子里的人可以向信源——老师或货郎——提出问题。同样，文字传播失去了直接对话的可能性。这是苏格拉底在《菲度篇》里描绘的情况。在纠正这种损失的问题上，广播媒介是沉默不语的。在收音机和电视这种单向传媒的村子里，被它们召唤起来的村民，完全是偷听者和窥视人。他们不可能向默罗提问题，在广播电视上，村民们都不可能提问题。^[3]

在人类文明和传播媒介的发展历程上，莱文森继承并延伸了麦克卢汉的观点。在他的笔下，传统乡村社会的传播模式是一种建立在对话基础上的人际传播。印刷媒介的出现使信息传播变成读者独自阅读信息文本的过程。面对沉默的信息提供者，双向对话事实上成为不可能。当人类社会进入电子媒介时代，广播和电视信息发布和权力结构的集中化趋势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单向的传播机制。这种信息传播模式的演变恰恰是施洞真实生活的写照。

在施洞目前所处的媒介语境中，作为主要媒介形式的电视主导了当地人日常的媒介使用活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分析符号文本的意义生成过程时，从接受者的角度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解码方式。包括：（1）“主导-霸权式解码”。观众与制作精英的编码立场完全一致，明白无误地接受制作精英意图中的意义，观众自己没有独立的立场。（2）“协商式解码”。既不完全同意，又不完全否定，观众既接受社会文化中主导意识形态的权威，又看到自己的利益所在，拒绝完全接受制作精英机构的意图。（3）“对抗式解码”。观众明白制作精英要传送的意义，也明了文本各层次意义，却选择以完全相反的立场解码，“读出”针锋相对的意义。^[4]电视通过议程设置功能和占绝对优势的汉语言文字在村民中建立了一种话语“霸权”。电视设置的议题往往由各级政府和传媒机构共同制定，其所传达的信息和引发的话题借助由电视建立的话语优势为受众所接受。对于施洞的苗族村民而言，他们没有太多能力，也没有必要采取对抗的方式解读电视内容。“主导-霸权式”和“协商式”成为当地最常见的电视解读方式。这样的信息接收方式既受到电视单向性传播机制的影响，也是当地人出于多方面考虑做出的自我选择。因此，通过电视单向传播的信息管道，媒介文化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入施洞苗族社区，媒介内容所携带的强势文化因子逐步融入当地社会文化网络，改变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轨迹。

在电视的绝对权威下，当地人基本无法借助电视向外部世界展示本民族文化。在当地老年人中仍然拥有一定市场的民族文化光盘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化留存方式，只在族群内部流通，而很难进入电视渠道为其他地区的观众所看到。由台江电视台拍摄的民族文化专题片也只是作为特殊用途的视频材料，在本地宣传和申报文化项目时使用。而在对互联网的使用中，当地确实有少数网民在与其他地方的网友交流时，通过上传图片、转发链接的方式传播苗族传统文化。但这种传播行为多在较为私密的社交圈中发生，很难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其传播的民族文化内容也常被人们以猎奇的心态消费，实际的传播效果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