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谈及的民族文化符号主要是指民族语言和民族歌舞。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是一个民族丰富的符号系统中的一部分。正是利用符号化的思维和行动，人类才创造出自己的文化。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源于语言的多样性，每个民族都在自己的母语思维框架下认识和描述多元的世界，并在由本民族语言构成的生活世界中世代延续。一个社会的思想观念、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都是通过语言反映出来的，因此语言的使用、保护和传承，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苗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对于苗族人而言，唱歌跳舞不仅是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更是传承文化的重要媒介，承载着大量独立于语言和文字的族群记忆和文化符号。苗族人生活中的重要场合，如迎宾设宴、婚丧嫁娶、节庆仪式中往往伴有歌舞，通过一次次地吟唱和表演，歌舞中蕴含的民族文化符号被人们以娱乐化的方式反复“读取”，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
少数民族称其为“少数”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数量上，相对于汉族，少数民族在总体上呈现为人口的绝对少数。二是在文化上，少数民族以其不同于主流汉文化的独特文化，成为一种异质化的符号存在，丰富了现代中华文明的文化系统。与此同时，在主流文化的冲击下，民族语言和民族歌舞等具有代表性的苗族文化符号在当地人的生活中逐渐淡化，其“少数”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异。
在传统苗族社会，苗语是族群内部交流思想、传递信息、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民族自豪感、存在感和民族自我意识的主要来源，是苗族文化的主要标志之一，构成了本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族群边界。在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苗族传统文化受到冲击，苗语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语言自身的变迁和语言使用的困境两个方面。
苗语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可分为三大方言，即西部方言（川黔滇方言）、中部方言（黔东方言）和东部方言（湘西方言）。台江地区通行的苗语属于苗语中部方言区。新中国成立以后，台江苗语中的许多词汇发生了变异、同化，直至消失，主要表现为外来词汇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很多苗语表达方式已经被外来语所取代。在当地，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外出打工后，口语中夹杂了打工地的方言。受电视和网络的影响，汉语、流行用语也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苗语生活圈。同时，在社会快速发展中不断涌现的大量新词汇无法用传统苗语表达，只能借用汉语或其他语言。当地苗族文化研究者经过实地调查，记录了台江苗族语言的变迁情况：
苗语的异化、同化、消失较快，较多的区域，主要是台江县城附近的梅影、台拱、张家、朗等、洋汪、上桃、下桃等村寨，还有施洞镇附近苗族村寨的人群，他们的日常用语，或与人群亲属的称呼、称谓基本上已汉化。如父母亲、哥兄、姐妹等的称呼称谓，“母亲”苗语应为“Meib”，“父亲”应为“Bad”，“哥哥”应为“Bud”或“Diel”，“姐姐”应为“Ad”，“妹妹”应为“Ad”或“At yiut”，而这些城镇附近的苗族群众对以上的称谓已基本上汉化了。如父亲的称谓苗语应称“Bad”，而城关附近的人却称为“Diab”（爹）了；“妈、姐、妹”的称呼也基本上用汉语替代；哥的称呼苗语应称“Diel”，而城关附近的苗族却称为“哥”了，如某人名叫“长”，那么加称呼就叫“Gob changf”。在苗族村寨中，平时兄弟姐妹或朋友聚会分别时，昔日均用娓娓动听的飞歌或依依的言词相送，如“Mel deid dax wat”（去了回来再见吧）或“Mel deid dlongt dax niangb”（去了回头再相聚）等，而如今相挽相送的语言普遍以那句“Bey bey”的口头英语所替代，并以能说“Bey bey”这句口语为荣。[18]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苗语的这种变迁也在加速。根据台江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统计，从1950到2008年，已有大约153个苗语词汇（词组）流失，其中常用语83个，占54.2%。苗语的变迁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时间段。从1950年至1980年，变异、同化、消失的苗语词汇（词组）有30余个；1980年至2008年，变异、同化、消失或正在消失的词汇（词组）达到123个。如果按每代人平均25岁的年龄计算，在整个近60年的时间内，平均每代人消失的语言词汇（词组）约为50个。按照1980年至2008年间苗语词汇（词组）流失的速度计算，平均每代人消失的苗语词汇（词组）为100个至125个。照这个速度推算，再过一百年至二百年左右，苗族语言可能将完全消失。
施洞苗语使用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苗文推行工作进展缓慢。由于历史的原因，苗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1956年，国家民委实施苗族文字方案，根据26个拉丁字母为苗语创造了相应的拼音文字，结束了苗族没有文字的历史。台江苗族文字方案由26个拉丁字母组成，有32个声母，26个韵母，8个声调，以凯里市三棵树镇养蒿寨为标准音点。苗文不但能记录本民族的语音，表达本民族的语言，而且还能为这些汉语注音释义。1958年，台江举办了两个苗文师资培训班，开始试行苗族文字方案。后因极“左”路线的干扰，苗文试行工作被迫中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重新得到贯彻落实，台江于1982年重新恢复苗文试行工作。[19]从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工作报告中可以发现，虽然地方政府很重视在县境内推行苗文，但由于苗文未纳入地方教育规划和高考体制以及缺乏经费、师资和教材等原因，苗文的普及工作成效并不明显。[20]
第二，本民族语言使用者持续减少。首先体现在当地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调查显示，被访者中有55.4%的人表示会说苗语，22.8%的人只会讲一点苗语，还有21.8%的被访者不会讲苗语（表3.4）。其次，虽然施洞苗族居民占绝大多数，但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苗语的人数也在减少。表3.5显示，49.5%的被访者表示自己认识的人中使用苗语非常普遍，37.6%的被访者表示使用苗语的人比较多，认为很少和基本没有的分别占10.9%和2.0%。这个数据反映了施洞作为苗族聚居区的大致情况。在田野中我们进一步发现，当地的语言使用情况实际上呈现出支系、年龄、性别和家庭的差异。同一支系的苗族内部常使用本族群的语言，不同支系、不同民族之间交流则使用当地汉语方言。几乎所有男性和60岁以下的女性都可以说汉语，60岁以上的女性用汉语交流存在困难。受过学校教育的居民基本能说带有当地口音的普通话。像J姐这样的家庭，夫妻双方其中一方不是苗族，家庭成员更多地使用汉语进行交流。
表3.4 您会说苗语吗？
表3.5 您认识的人中使用苗语的人多不多？
第三，缺乏学习本民族语言的土壤。一方面，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汉语普通话是学校教育的标准用语，学生自幼儿园开始就被要求学习和使用普通话。长期的教育形塑了当地人较为普遍的观念：要生活得好，就得去外面的世界，因此必须遵循主流社会制定的规则，说好普通话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对于希望子女离开农村，到城市寻找更好的生活的家长而言，孩子是否会说苗语自然不是他们重点考虑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台江这样的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出于保护传统文化的需要，在当地学校推行苗语或苗汉双语教学。从图3.11中可以看出，不会说苗语的群体以21-30岁的年轻人居多，31-40岁的中年人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只认为自己会一点，而50岁以上的被访者和20岁以下的青少年所占比例最高。这一调查结果表明，民族语言课程确实对在校学生学习苗语起到过一定帮助。但是民族语言的学习和考核无法纳入高考体系，无论从学校、家长还是学生的角度，学习本民族语言并不能带来现实的好处，课程实施的力度可想而知。大部分学校缺乏苗语师资，开展师资培训意味着人事和经费上的负担，不少学校开课一段时间后便停止了。施洞中学现在已经没有苗语课，学生在校都讲普通话，只是在邀请民间艺人来讲课时可以使用双语。施洞小学针对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开设苗语课，但是没有苗语课本，教材都是由老师自己编写。校长LYQ告诉我，学生对苗语课蛮有兴趣，都挺愿意学，因为学习苗语是生活需要，在家说苗话，听着亲切。老师们觉得苗语课虽然不是考试科目，但是希望以此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所以也积极支持苗语课。对于同样的问题，LSL表示，20世纪80年代施洞还有苗语课，现在镇上的学校已经不再开设这方面的课程，小孩的苗话都是在家里跟家长学的。实际情况是施洞小学确实还在开展苗语课教学，LSL的记忆也许出了差错。但从另一方面理解，他对学校苗语教育的冷淡态度反映了施洞小学开设苗语课的实际效果以及课程在当地人心目中可有可无的地位。
图3.11 您是否会说苗语-年龄
第四，在观察镇上孩子们的网络使用习惯时发现，他们有时会在网上与人聊天时使用苗语。由于绝大多数人不会书写苗语拼音文字，因此都是使用谐音汉字来代替。LYZ在上海长大的堂妹LSZ告诉我，在汉族人听来，苗语的发音很怪，用发音相近的汉字来表示看起来更怪，这样做“主要是起到搞笑作用”。没有必要把未成年人的童心上纲上线为苗族年轻一代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漠视。更应该引起注意的是，这种戏谑式的使用方式代表了LSZ以及与她的成长经历相似的JJL这一代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异化态度。这种态度反映的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和价值观，传统文化在年轻人的生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传统文化应该如何满足未来人们的生活需求？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才是使民族文化能继续生存的关键。
施洞苗族拥有丰富的歌舞文化。在苗歌方面，歌谣文化主要有古歌、情歌、酒歌、劳动歌以及叙事长歌等，唱起来音调丰富独特。在传统文化传承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古歌和情歌。改革开放以前，古歌歌师在当地的地位很高，年轻人喜欢集中到歌师家学歌，歌师通过古歌的演绎向后辈人讲述苗族祖先的起源以及苗族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劳动生产等方面的情况。情歌对唱是传统苗族社会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主要方式，人们常常在“游方”[21]时以对歌的形式选择如意的配偶。在苗舞方面，当地最有特色的是皮鼓舞。皮鼓舞又称为踩鼓，是施洞苗族民间最传统、最常见的舞蹈，几乎每个自然寨、每个村民小组都有自己的皮鼓舞队。每逢独木龙舟节、姊妹节、吃新节、苗年节、敬桥节等都要跳皮鼓舞。皮鼓舞由六个章节组成，除四方舞和六方舞外，还有八方舞、水鼓舞、螃蟹舞、捞虾舞等，舞蹈者多为身着苗族盛装的青年女子。踩鼓节奏快慢有致，由于盛装包括沉重的银饰，踩鼓时动作幅度一般较小，更多的是为了展示华美的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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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您会跳本民族的舞蹈或者唱本民族的歌曲吗？
改革开放以后，会唱苗歌的人越来越少。调查显示，18.4%的人表示会跳本民族的舞蹈或者会唱本民族的歌曲，40.8%的人表示会一些，37.8%的人表示基本不会，3.1%的人完全不会（图3.12）。说明虽然苗族舞蹈和苗族歌曲这些传统文化仍然得以传承，但是也有将近四成的被访者不会本民族舞蹈或歌曲。
具体而言，目前当地的古歌师已逾古稀，因为不再有人上门学歌，很难找到传人。有一次与LGQ和LSL一起聊天。LGQ感叹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都不想学唱古歌，他们听不懂歌中讲述的历史和故事，也嫌老年人用唱歌的方式进行说教啰嗦。比如有些歌唱的是以前生活艰苦，劝人们要懂得勤俭节约，但是现在的人没有以前那种经历，无法产生共鸣，因此也就失去了兴趣。LSL对此表示认同，“有时候看孙孙吃饭没吃干净就倒掉，想教育他说太可惜了，我们以前都只吃得起蕨粑根，孙孙就嫌我啰嗦，说你们是你们”。关于情歌的现状，台江县原文联主席ZSH告诉我，改革开放前每个村寨都有自己的“游方”场，之后因去“游方”场对唱情歌的人少了，很多寨子便取消了“游方”场，情歌失去了主要的传播渠道。现在在台江县城偶尔能看到一些五六十岁的人在河边唱情歌怀旧，更多的老年人选择观看DVD光盘中情歌对唱的画面来回忆自己当年的生活。其他民族歌谣如酒歌、祭祀歌、嘎百福等也已不再广泛传唱，有些只是作为表演项目在旅游地向外地游客展示。与苗歌一样，苗族舞蹈也出现了断层，反排木鼓舞、芦笙舞、板凳舞等传统民族舞蹈只有部分35岁以上的人会跳，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作为劳务输出的主要人群而流失。最具苗族民族特色的芦笙舞，因为很多芦笙曲调的失传而失掉了传统的韵味。当地人告诉我，以前有些寨子中的堂屋没有天花板，目的就是为了吹高排芦笙，现在已经看不到这种堂屋设计了。施洞传统的皮鼓舞也只是在姊妹节等重大节庆中才能见到。2006年，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曾对当地民族文化生存状况进行过调查，发现全县能完整演唱古歌的不超过20人，35岁以下的年轻人大部分不会唱苗歌。即使在芦笙文化的流行区，也有50%的人不会吹芦笙。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WH告诉我，这些数字到今天只会更少。
民族歌舞文化面临的困境跟当地人的态度有很大关系。首先，娱乐手段的丰富使当地人对待传统歌舞的态度发生了变化。ZSH认为，当地人不愿意唱苗歌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现代教育的普及。小孩从幼儿园开始便接受统一的现代教育，没有时间参加类似的“游方”活动。二是打工的影响。现代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当地人外出打工挣钱的观念意识，甚至于一些12-15岁的年轻人也都离开家乡，更没有时间和机会聚在一起唱苗歌。ZSH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由于缺乏社会竞争，苗族乡村社会的生活节奏普遍较慢，实际上当地人有充裕的时间娱乐休闲。这部分时间被村民们分配给若干娱乐项目，在歌舞方面的选择上呈现出年龄的差异。在成年人的生活圈子中，AH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施洞，过年过节或有重大活动的时候，白天成年人会穿着漂亮的民族服饰唱民族歌曲，跳民族舞蹈，晚上却改穿日常休闲服装，集中在空旷的地方跳“最炫民族风”广场舞。我在巴拉河村凑巧见识了AH所说的广场舞。在一次全村人打平伙接近尾声时，村里的广播室开始播放节奏感很强的网络歌曲，十几个包裹着传统头围，身着汗衫的苗族妇女跳起了广场舞，舞姿跟苗族舞蹈没有什么关系。旁边的村民告诉我：“现在有电脑、电视，在上面可以看到别的人跳（广场舞），再有人刻成光盘学习，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就会了。”与一些成年人还会唱苗歌跳苗舞不同，小孩们已经逐渐远离了传统歌舞的世界。
喜欢听电视剧、电影的主题曲，还有网络歌曲，比如《老子明天不上班》。（LYZ）
现在年轻人都觉得远离自己的东西比较好。我会说苗话，但是不听苗歌，因为苗歌里面的苗语和平时说的苗族口语不一样，听不懂。（LGH）
流行歌曲好听，苗歌调子不好听，同学们都唱流行歌曲，自己唱苗歌就很怪，有时在宿舍会把苗歌当搞笑哼几句，博同学一笑。（ZCZ）
三个孩子的态度代表了当地绝大多数未成年人的心声。对他们而言，苗歌一不好听，二不好懂，周围人群中也几乎没有人唱，占据他们生活空间的是电视、电脑、手机以及镇上商店的扩音器中传出的不绝于耳的流行歌曲。甚至跟苗语一样，出于一种异化的心态，苗歌被孩子们当作活跃气氛、增进人际关系的笑料来使用。调查结果较为客观地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30.6%的人表示更喜欢本民族的歌曲，20.4%的人更喜欢流行歌曲，两样都喜欢的占将近一半比例，为49.0%（表3.6），表明流行歌曲已经进入苗族人的生活中并且赢得了较多人的青睐和认同。
表3.6 本民族歌曲和流行歌曲相比，您更喜欢哪种？
另外，在对待“苗族文化进课堂”活动上，当地人的态度并不积极。2002年，当时的台江县委书记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将苗族传统文化引入中小学音、体、美课堂，并将其作为台江县发展民族特色旅游业、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工作来抓。为落实县委书记的讲话精神，台江县于当年开始推行“苗族文化进课堂”活动。在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提供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活动开展的情况。
2002年秋季开学后，县属各中小学校都开设了苗族歌舞、苗族刺绣课，将苗族文化课排入课程表，纳入教学计划内容之一来考核。县教育局还成立了一个督查小组，不定时地下到各中小学校检查其落实情况，同时还积极采取措施抓紧落实：一是成立民族文化素质教育大纲和教材编写领导小组，组织专家、学者、老教师、民间艺人编写了苗族文化教学大纲、教材以及教学参考书，供全县各中小学校使用；各中小学校还适时聘请专家、学者、民间艺人进入课堂去传授苗族历史、苗族礼仪、苗族音乐、苗族工艺美术等知识与技能。二是在保证开足开齐中小学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安排的课程的前提下，利用音、体、美课堂以及课外活动时间开设苗族文化课，把苗族歌舞引入课堂。教学大纲规定的每周两节体育课，其中安排一节课上苗族舞蹈，主要是要求教师教会学生跳芦笙舞、反排木鼓舞，革东、施洞的皮鼓舞、四方舞及踩桥舞等；音乐课结合古歌、儿歌、情歌、飞歌、酒歌等苗歌进行教学，美术课结合苗族刺绣、民间工艺等进行授课。[22]
这种借助地方政府行政命令在现行教育体制中为民族文化教育打开切口的做法在初期成效显著。为了完成县里布置的任务，全县各中学和重点完小纷纷开设苗语、苗舞、苗歌、苗族工艺美术课程，组建苗族歌舞表演队，客观上对培养在校生对苗族歌舞文化的兴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问卷分析结果显示，20岁以下和50岁以上的人群中表示会跳或者会一些本民族舞蹈或者本民族歌曲的人较多，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几年开展“苗族文化进课堂”取得的效果（图3.13）。
图3.13 您是否会跳本民族舞蹈或唱本民族歌曲-年龄
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与所有由政府单方面主导的社会运动相似，在学校教育中引入苗族文化是否能形成长效机制一方面取决于继任者对上一任主管领导施政方针的延续程度，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学校、学生以及家长的态度。至少从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前景并不乐观。施洞中学副校长WY向我介绍了学校开展民族文化课程的情况。
“民族文化进课堂”课程每周二、周三、周四下午16：30-18：00开课，由学校的艺、音、体老师负责，其间穿插一小时的体育活动。这门课是由省教育厅专门拨款30万元开设，专款专用。课程邀请本镇和邻镇的民间艺人来讲课，每堂课讲课费几十到一百元不等。课程包括芦笙、剪纸、刺绣、银饰等，其中芦笙、剪纸和刺绣课程都购有学习材料，银饰课由于材料特殊主要以讲解为主，同时还购买了五六十套苗族便装和少量盛装。课程安排为周二剪纸、踩鼓，周三芦笙、刺绣，周四苗族歌舞，学生不用另交费用。另外还有一种形式叫“大课间”，每个班的教学安排不同。每班由5名老师负责，老师必须参加，还需要记考勤。老师在课上带领学生开展民族传统文化相关活动。目的就是为了传承民族文化，否则很多小孩会忘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WY告诉我，因为条件有限，多数学生也不感兴趣，“民族文化进课堂”无法面向所有学生开课，只能从各班挑选有艺术天赋，对民族文化感兴趣的学生参加。在WY看来，开展类似的活动确实对保护民族文化有意义，但实事求是地说，因为课程不进入高考体系，无法与老师的绩效挂钩，虽然规定带班老师必须参加，但老师们的积极性并不高。而现在的初中生由于年纪小，加上逐渐被汉化，民族文化保护意识淡薄，主动参加民族文化课程的并不多。通过LSL的老朋友，1989年毕业于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声乐专业的YZQ，我了解到来自学生家长的意见。YZQ觉得这几年政府在保护文化方面下了大力气，比如拨出专门经费支持开展“民族文化进课堂”活动，学生可以在学校学习古歌、儿歌、飞歌、芦笙舞、反排木鼓舞、皮鼓舞等民族歌舞，这是家长无法教给子女的。但是实际上，无论是家长还是小孩，对此都提不起太大兴趣，学校开设的民族文化课程现在也是时教时不教，学生学得也很马虎。YZQ说：“会唱歌跳舞又不能当饭吃，学习成绩才是最重要的，毕竟绝大多数家长还是希望孩子通过念书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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