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苗族社区：媒介与乡村生活方式的变迁

针对关于文化变迁的研究，社会学者孙立平提出了“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强调研究者在田野调查中寻找社区中发生的特定的“事件”。这些特定的事件集中反映了一个社区在社会变迁中的文化事象和潜在张力。孙立平认为这一研究策略的基础，“是对于描述方式的强调，即强调一种动态叙事的描述风格。这就意味着，首先需要将研究的对象转化为一种故事文本。这里的关键，是将研究的对象作为或者是当作一个事件性过程来描述和理解”。^[5]这种“事件性过程”往往发生在当地的日常生活情境中，由于习以为常而常常被当地人所忽略，而对一个外来研究者来说，对本地文化的不熟悉又可能造成宝贵的观察机会的流失。因此，对这些情境的捕捉和观察是兼具运气和耐心的工作过程。对施洞传统生活方式的变迁进行描述和分析，我希望首先从一个情境开始。

每六天举办一次的集市是施洞一个重要的日常生活情境，当地人叫“赶场”。据县志介绍，清乾隆初年在此开辟市场，使施洞成为清水江商贸主要集散地之一。施洞的苗语名“展响（Zangx Xangx）”，本身就是贸易集市的意思。开市之日，以清水江边的河坝为中心，琳琅满目的摊位遍布从河坝到施洞老街再到镇政府周边的街道。从江上的铁索桥向下望去，依稀能够想象当年人头攒动的情景。市场上交易的主要是初级农产品、日用品和简单的副食品，施洞下辖各村寨以及江对岸施秉县的村民都会到镇上来赶场，借此机会添置家用、走亲访友。下面这段文字是我对一次赶场的记录：

每六天一次赶场，今天又是赶场日。早上06：30，镇上的商贩开始抢占有利地形，准备趁赶集日小赚一笔。附近村寨的村民或乘船、或步行、或搭车，三三两两涌入这个地区的经济、政治中心，准备各取所需。街上拥挤的人群中，男性从服饰上看不出苗族特征，中年以上的女性靠头上特殊的头围显示着自己的苗族身份，但身上穿的主要是轻便的汉族衣服，少部分的老年人会穿苗族便装。街上通往河滩的各个小道都被买卖的人群占满，赶场的中心在河滩，主要集中在铁索桥的南侧。虽然摊位密集，商品林林总总，但仔细观察，还是能发现大致的分类布局。在集市的外围，主要是制作苗装的蓝靛布和生猪的交易场所。卖布人在河滩上支起炉子加热蓝靛和水的混合物，在锅中染制白布，染色后在河滩上摊开晾干出售，一尺5元。生猪的交易地点在集市的最南端。生猪10元1斤，主要从东北运来，以小猪为主，村民购回养大供过年时食用。紧邻生猪交易的是卖挂面和干牛皮的人。今天卖挂面的是一位母亲，带着一儿一女，白色的面条挂在长长的竹竿上，常有麻雀栖落。牛皮一斤20元，人们购回牛皮，将其熬出浆水，用来浆制染好的蓝靛布，之后将布进行捶打，做成硬壳一样的家机布，主要用来做女装。卖干牛皮的旁边是卖生烟叶的，一大把七八元钱，顾客以老年男性为主。老人取烟叶少许，卷成筒状用烟斗吸食。之后依次是销售蔬菜、水果、鲜鱼、家禽、鸡仔、鸭仔、小狗、小猫、蔬菜种子的摊位。集市北头外围是撑着凉伞的移动理发店。村寨里没有理发店，村民们理发的周期应该是以赶场的时间来计算的。往里是镇上几家饭馆的河滩“分店”，早点以米粉、面条为主。奇怪的是，时间刚过8点，有不少人围坐在中间有圆孔的桌子四周，分享热腾腾的火锅。据我观察，村民少有吃肉食，趁赶集的机会来镇上打打牙祭也许是个合理的解释。通过询问后得知，这些人早上吃火锅，中午随便吃一点，看来早饭对于这些要坚持大半天的人们来说至关重要。除了主食，一家四川人开的凉菜店也在这里供应各类凉菜，买者络绎不绝，之前在巴拉河前任村长JC家吃的凉拌猪肉应该就是购买于此。巧的是正好碰到村长的女儿JQQ，JQQ的奶奶住在镇上，她是帮妈妈来买菜的，顺便给自己办第二代身份证。以前村里人都是坐船来，现在每逢赶场都有班车，单程3元钱。进入集市的中心地区，便是在中国所有乡镇的集贸市场都能看到的各类生活用品，服装、锅碗瓢盆、零食、小玩具、小五金，等等。服装摊位占据了很大一块面积，随着生活习惯的变化，当地的苗族人很少在平日里穿苗装，而对轻便廉价的休闲服、牛仔裤、短裤、内衣、童装等情有独钟。服装摊位老板用高分贝的音响播放《江南Style》和《小苹果》，间杂着广告语，“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多家大型服装厂家倒闭，为了回笼资金，借贵地减价甩卖，每件12元，件件12元……”路过的人们对歌曲和广告词不感兴趣，吸引他们的是商品的价格。光顾假发摊位的主要是妇女，苗族妇女喜欢将发髻挽在头顶，发髻以大为美，头发不够的便会用假发增加尺寸。

图3.1 赶场的场景

河滩之上的施洞老街，远离生鲜服装摊位的每个角落，另一番景象在上演。满街都是出售银饰、绣片、丝线、棉布、苗族服装、光盘、草药的摊位。围在绣片摊位旁边的村民看的多买的少，围观者多是上了年纪的妇女，不少老太太拿着绣片比对琢磨。一张30厘米宽、60厘米长的普通手工绣片一般要卖到1000元左右，而由机绣厂生产的一块80厘米见方的绣片只需150元。因为每年都需要做新衣服，为了图便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机绣的绣片。不过在隆重的节日，穿机绣绣片缝制的衣服往往被其他人看不起。与绣片摊位比邻而立的是棉布摊位，白色棉布一尺2元，染制好的一尺5元。棉布是制作衣服的必需品，村民们在这上面是没法省钱的。隔壁卖丝线的摊位颜色丰富浓烈得让人眼晕，配色对于刺绣非常重要，为顾客提供多种选择是摊主必须考虑的问题。彩色丝线1两30元，普通棉线1斤50元，比丝线便宜很多。LYZ的妈妈犹豫了半天，花8毛钱买了一小束橙色的丝线，家里经济困难，如何能又省钱又求得漂亮考验着她的智慧。苗药店老板兼苗医医师守在自家门口。老人如数家珍地给我介绍苗医的好处。苗医的基本原理和中医相似，讲究对经脉和气的调理，但草药的种类和搭配与中医不同。在老医师看来，西医治急病但不治本，得了感冒发烧去医院打针吃药是可以的。而草药急慢兼治，有些疑难杂症就得靠草药调理。比如，身上长个包包生个疮，去医院就会让你开刀，但苗医会用草药内服外敷，治标也治本，还不用开刀。苗药根据病情以及药的种类和搭配，一副200-300元不等，一般一个疗程两副药。老年人用苗药的比较多，现在有些年轻人也来看病。断胳膊断腿，跌打损伤都可以治。在老街一处废弃的徽派建筑里，聚集着一群买卖野鸟的镇上居民。他们拎着自己的鸟笼子，相互比较，有意的买家会仔细观察鸟的成色和动作。用于交易的野鸟是从附近山里捕来的画眉和“黄豆鸟”，既可以作观赏之用，也可以用来斗鸟，而后者更是多数人买鸟的原因。苗族人喜欢看动物打斗，斗牛、斗狗、斗鸡、斗鸟都能吸引他们的兴趣。画眉因雌雄而分贵贱，雄鸟普通的三四百一只，好的要上万，而雌画眉一只也就几十块。“黄豆鸟”生性好斗，买卖不分雌雄，价格从几十到几千不等。

沿老街往南走到头，是河滩通往施洞大道的斜坡。斜坡两边是出售蓝靛和银饰的商贩。蓝靛10块钱一斤，很多苗族妇女用塑料口袋买上几斤带回家自己染棉布。卖银饰的多是附近塘龙寨的村民，一支小小的凤凰银簪要价800元。银饰是施洞苗族女性过节和结婚时必备的装饰品，从头到脚虽然价格不菲，一般家庭都会想方设法为家里姑娘添置一套。购置银饰是当地苗族家庭较大的一笔生活开支，在集市这样一个随意的场合，购买决定不大可能轻易做出。因此，摊位前询价的人不少，但成交量却很低。斜坡南侧是街上的公共篮球场，球场上用塑料棚搭建了几个摊位。从台江县城来的小T在其中一个摊位出售视频光盘。四台小电视机码成田字形，由四台DVD播放不同的内容，围观的村民年纪大约都在40岁以上，几个60来岁的老年人认真地看着电视里的男女对唱苗族情歌。小T四五年前就常来施洞卖光盘，一般早上出发，下午赶回。光盘内容有苗族斗牛、苗族歌舞、苗族节庆、苗族生活纪录片^[6]、港台电影、汉语老歌等，有小部分由小T自己拍摄制作，大部分是翻刻的。光盘5元一张，平时一天能卖三四十张，姊妹节和独木龙舟节时能卖100多张。最好卖的是斗牛和苗族歌舞的光盘，顾客多是“上了年纪的村民”。对于为什么不顾路途奔波来施洞做买卖，小T的解释是，与其他地方相比，施洞的村民尤其对苗族文化感兴趣，而且“他们更愿意花钱”。从视频内容分析，年纪较大的村民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显然比年轻人更感兴趣，光盘中的主角虽不是自己，但其中呈现的生活状态却让他们感到亲切。这种情感上的“接近性”是促成交易的主要原因。至于影视剧内容销量不好，一是出于老年村民本身的喜好，二是由于电脑和互联网使用者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网上观看或下载影视剧内容，而要在网上找到民族内容的视频相对要困难得多。这第二点原因已被感叹生意越来越难做的镇上音像店的老板所证实。

街上缺少绿化，午后的太阳把人晒得发蔫。不到两点，集市上的买卖双方渐渐散去，大部分村民得步行赶回寨子准备晚饭，而饿着肚子省了一顿午饭的人更早便已离开，几个行动不便的苗族老奶正在缓慢地收拾手工制作的绣片。小T一上午卖出30多张光盘，他正准备动身返回台江。镇子逐渐恢复了平静，六天以后，这里又将一派繁华。

仔细观察赶场时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我们能发现施洞传统生活方式变迁的诸多细节。当然赶场所反映的远不是变迁的全部，我将以此为线索对当地最显见的生活方式变化进行梳理。

对苗族人而言，传统服饰不仅满足了人们实用和审美的需求，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历史上的苗族形成了以鼓社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组织形式，同鼓社即为同宗支。在长期的战乱和迁徙中，同一宗支的苗族共同行动，繁衍生息，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不同地域、不同方言的苗族宗支也产生了自成体系的服饰文化。苗族服饰“从远古走来，述说着潜藏在民族记忆中悠远的童年神话，夹裹着种种隐秘的宗教信息，繁衍在民族特殊的自我意识里，它是民族世代文化心理的积淀和展现”。^[7]同时，苗族服饰还具有政治象征意义。历史上的苗族饱受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和压迫，保护传统服饰的纯正性成了苗族人强化民族意识，增强族群凝聚力，共同对抗外来文化侵蚀的一种重要手段。

图3.2 台江苗族各支系服饰（中共台江县委宣传部提供）

台江苗族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发展为方南、方旎、方纠、方翁、方黎、方白、方秀、翁芒、后哨九个服饰区，施洞苗族属于方南服饰区支系。施洞由于依山傍水，土壤肥沃，田地较多，这里的苗族居民生活较为富足，女性穿戴的苗装和银饰做工精美，质量很高，是整个黔东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类型。^[8]有研究者对施洞型服饰分布和特点进行了总结：

本型刺绣的服饰区，位处苗区腹心黔东南中部清水江中游上段的台江、施秉、剑河、镇远四县毗连地带。其以台江县施洞镇为中心区，村寨分布于施洞上下游沿河长约50公里，宽约25公里的范围……本支苗族地域不算宽，但其女性服饰和装饰是苗族中的精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人民币票面上所取苗族代表性形象，便是选自本型服饰的青年妇女。其女装的形制沿袭先秦时期的装束。上衣为交领右衽对襟，穿时左襟搭盖于右襟之上，无扣，以两条布系带相系；下著中长百褶裙，缠织花带绑腿；裙外身前、臀后各系一方围腰搭盖垂过裙脚。本支苗族不使用蜡染，全以刺绣、织锦装饰服饰。上衣的装饰部位有领口、襟边、肩、袖腰，其中领口、襟边为织花带或挑花，肩、袖腰为刺绣。围腰全幅刺绣或织锦，刺绣围腰通常用在盛装时的前幅。^[9]

20世纪40年代中期，国民党地方政府在台江实施“变服变发”运动。“文革”期间，台江一些地区也发生过强迫苗族村民“改装”的事件。这种通过外力强制进行改革的方式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在当地苗族村民顽强地坚守下，本民族的服饰传统得以较好的保存，苗装的形制和纹饰也保持相当稳定的状态。真正的变化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封闭的社会环境被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打破，现代文明和商品经济重新塑造着当地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苗族居民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念，传承了几千年的服饰文化随之发生改变。最大的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当地人的着装习惯以及刺绣和银饰的制作传统。

在历史上的数次“改装”运动中，苗族女装作为民族的标志得以保留，而大部分支系的男装则被迫放弃。现在在整个台江地区，除了施洞和其他少数乡镇还保留了苗族男装，其他地方的男装已经绝迹。因为“穿起来不方便”，传统的苗族女装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少再穿着，因此在大多数苗族社区，从外表上已经难以对苗族和汉族居民进行区分。在施洞镇，除了40岁以上的女性还保持着独特的发髻和赶场时穿着苗族便装的传统，40岁以下的居民，尤其是男性已经和汉族没有区别。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服饰上已经完全汉化或城市化。在巴拉河村，村里几乎全是留守的老人和儿童，老年女性在服饰上尚能保留少数苗族传统特征，与老伴和孙辈形成鲜明对比。除了集会或打平伙，多数老年女性的活动范围都在自家房屋附近，在公共场合出现的多数是男人和小孩，这时候的巴拉河看起来与汉族乡村无异。在关于是否还穿着传统服饰的调查中，仅有9.2%的被访者表示自己经常穿苗族传统服装，41.8%的人表示有时穿，表示很少穿和从不穿的人分别占31.6%和17.3%（表3.2）。

表3.2 您现在是否还穿苗族传统服装？

即使保留了在平时穿着便装的习惯，现在的苗族便装，其样式和纹饰与以前相比也发生了变化。有些村民在夏天会穿着一种白色或蓝色的衬衣，上面绣有带有苗族风格的纹饰。但是一方面，衬衣不是苗族的正统服装，其本身就是对传统苗族便装的变革；另一方面，衬衣上的图案也不同于传统的苗族纹饰，而是吸纳了一些现代流行元素。在便装之外，施洞还流行由传统工艺制作，辅以繁复精美的银饰的苗族盛装。在当地，盛装是女性的面子和财富的象征，大多数家庭都会想方设法为家中女性置办。由于价格昂贵，穿戴不便，盛装在平日里都束之高阁。但在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等重大仪式中，苗族盛装仍然是重要的礼服。在旅游经济中，盛装也常常作为标准的演出服装供游客观赏。因此，在回答“您认为本民族成员结婚时新郎新娘应该穿什么衣服？”时，选择本民族服装的人占绝大多数（82.7%），认为应该穿汉族服装的占2.0%，认为应该穿西装婚纱的占3.1%，另外，还有12.2%的人表示无所谓（表3.3）。

表3.3 您认为本民族成员结婚时新郎新娘应该穿什么衣服？

续表

对于在镇上读书的未成年人而言，苗装有着另一种特殊意义。在和当地苗族儿童聊天时发现，绝大多数人不喜欢穿苗装，因为“太重，走路不方便”。当我问什么时候会穿苗装时，很多人特意提到“六一”儿童节。他们告诉我儿童节学校有庆祝活动，老师要求必须穿苗装。孩子们的回答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在于，苗族服装所代表的民族传统文化在当地人的生活中，特别是年轻一代人的生活当中已经蜕变为一种固化的文化标记，并不具备应有的活力。只是在特定的场合，甚至是与苗族传统文化无关的情境中，作为传统文化尚未消亡的证据而出现。

图3.3 巴拉河村的小孩

传统苗族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日常生活用品基本由家庭自己生产制作。在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之外，苗族妇女最主要的家庭活动是纺织和刺绣^[10]。作为制作传统苗装最重要的工艺流程，苗族女孩从很小开始就要跟家中的女性长辈学习纺织刺绣技艺。这些技艺是传统苗族社会评价女性能力高低的主要标准，因为关乎生计，也会影响苗族女性的择偶和婚姻生活。纺织刺绣手艺好的女性会受到同族人的尊重，婚后的家庭地位也更高。

图3.4 苗族妇女晾晒蓝靛布

制作苗装的工序很复杂，耗时也很长，一套好的女装有时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纺好的布要用蓝靛染色，通常需要反复染制数次。施洞苗装的染制工序主要包括：种、割收蓝靛——沤泡蓝靛——制蓝靛——烧香纸、起发染料——第一道染布、晒干——捶打——第二次染布、晒干——捶打——第三次染布、晒干——捶打——浸浆牛皮、玫瑰刺根、晒干——捶打——晒干——成布。^[11]完成所有的工序往往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染好的布呈带有金属光泽的紫黑色，有一定防水功能。下一个步骤是剪纸，这是刺绣的底样蓝本，即刺绣的第一道工序。苗族妇女普遍会刺绣，而会剪纸的却不多，通常几个寨子或一个片区只有一两个擅长剪纸的女性，因此多数家庭需要讨取或购买制作好的剪纸，在此基础上进行刺绣。施洞传统的剪纸图案以苗族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为主，如蝴蝶妈妈、开天辟地、抗清英雄张秀眉、务么细等，也有象、狮、虎、龙、牛、马、鱼、鸟、凤、人、花草树木等图案。为了迎合外来游客的需要，一些汉文化元素，如《西游记》的故事也进入到当地剪纸艺人的创作蓝图中。住在LSL家对面的J四妹擅长剪纸，她的母亲曾经是镇上远近闻名的剪纸、刺绣能手，J四妹的手艺是跟母亲学的。

图3.5 J四妹和她的剪纸

J四妹四十六七岁，因为会一门剪纸的手艺，家境在芳寨算中上水平。苗族妇女做刺绣，很多需要在现成的图案上下针走线，J四妹就是为她们提供图案模板。J四妹说画图案最难，每一个形象、每一个组合都有故事，有讲究。J四妹自己没有模板，图案都在脑子里。通常用一叠粉色的软纸，不超过十张，在最上面一张上作画，然后根据画面用剪刀剪出图案，一次最多可以得十张。下刀时注重轮廓线，外轮廓剪空，内轮廓剪破即可。带画的母版卖得贵，一套两张（长30多厘米，宽10多厘米），加上中间的花边，需要150元左右，下面的子版一套40-50元，而成形的一块绣片需要1000元左右。J四妹有三个儿子，老大工作，老二老三在湖南帮人制作银饰。老二前两年在北京帮人，今年才去湖南。老二会画图案，但不会剪。我问她是否担心自己的手艺失传，J四妹说她从来没想过，她觉得总有人会学，村里上不起学或者成绩不好的女孩子多少会学点刺绣。至于选徒弟的标准，J四妹说至少是亲戚，但不希望自己的孙女学剪纸。“我希望她们读大学，离开农村”，J四妹告诉我。(www.xing528.com)

J四妹对手艺不会失传的判断过于乐观，实际上，即使家中有会制作苗装的女性，花几年时间做一套衣服的家庭已经不多，愿意学习这些复杂技艺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传统服饰工艺面临失传的危险。从与当地人的交谈中可以发现几个主要原因：第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观念的变化，纺织刺绣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重要地位，是否掌握这些技能已经不再是衡量苗族女性能干与否的主要标准。J四妹没有意识到的是，她对后辈的期许早已是绝大多数施洞家长共同的愿望，考大学，离开土地成了当地人认识成功的新标准。巴拉河村的ZCZ和JQQ小时候都跟母亲学过一点刺绣，念书以后手艺逐渐生疏，最主要的原因是父母不让她们把时间花在刺绣上，而是希望她们能“好好学习”“出人头地”。第二，手工制作苗装工艺复杂、成本高、耗时长，如果不干别的活，动作快的一年可以做一件，而好的苗族盛装则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对于那些不能考上大学的年轻人而言，将手工剪纸、刺绣作为谋生手段的投入产出比太低，不如外出打工挣钱快。

传统手工制作费时费力，无法满足苗族家庭每年都要做新衣服的需求，加上人们对便装或非正式场合穿着的苗装的质量要求不高，机绣作为手工制作的替代品正好填补了这部分空白，在当地找到一块利基市场，改变了苗装制作的手工传统。与LLH的机器生产不同，镇上还有一些商户采用的是另一种机绣方式。

在芳寨村访问了一家民族刺绣服装店，主人在马路边建了三层小楼，一层是门面，二三层住人。接待我们的是家里的女主人，44岁的WGY。二楼南面是WGY的工作间，四面墙壁挂满了做好的苗族服饰，桌上摆着各色绣片，机绣、手绣应有尽有。工作台上摆着一台Brother牌平车，是WGY制作绣片的主要工具。上午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射着平车上的各色棉线，缤纷异常。WGY介绍说，自己没读过书，十七八岁的时候到珠海打工，学绣衣服，画图案，在毛线衣上缝银珠，还学习用平车绣衣服上的商标。回乡后，觉得手工刺绣太慢，而机器绣花又快又准，脑子灵活的WGY受到启发，觉得可以把平车绣花和苗族手工刺绣结合起来。大概10年前，花了1000多块钱买了一台二手的平车，从珠海坐几天几夜的长途客车回到施洞。有了机器后，WGY先练习用笔在棉布上描图，然后用平车绣上图案。开始只是绣便装，慢慢地学习绣盛装的图案。多年的经验让WGY的机绣手艺可以达到手绣的效果，WGY骄傲地说，她现在是镇上机绣第一人，制作的绣片基本看不出机绣的痕迹，还有不少人拜她当师傅。她总结机绣的过程是一心三用，脚踩踏板控制图案的大小，手控制走针的方向，脑筋控制图案的变化和色彩搭配。说到这里，WGY的妯娌走过来，给我们展示自己做的女便装，白色和蓝色两种，搭配上简洁的刺绣图案，淡雅而利落。听我夸赞，她高兴地坐到机器前演示绣花的过程，绣便装花纹不用画图，直接凭脑子的想象下针。WGY的妯娌告诉我，“以前苗族妇女低头种田忙农活，抬头忙做刺绣，现在很多不做农活了，专门做刺绣。因为种地太辛苦，挣钱少，做刺绣多的时候一天能有300多块的收入。”

图3.6 机绣苗族便装

WGY的经历反映了苗族服饰制作的发展和变化，也折射出传统文化面对现代科技继续生存的民间智慧。跟刺绣一样，作为苗族盛装重要组成部分的银饰也正在经历制作方式和内容的转变。70岁的LYF是施洞镇众多老银匠之一，还曾被邀请到北京服装学院讲过课。LYF以前打银子是一点点手工拉丝，现在制作实现了机械化，“机器制作可以用电脑出图，用压片机直接压制，效率高，成本低。普通老百姓看不出是手工的还是机器做的，懂行的人还是能看出来。”LYF觉得手工制作银饰最终将被取代，1981年贵州省博物馆曾邀请他去贵阳现场制作银饰并收藏其作品，他觉得就是为了保留手工制作的记忆。我问他墙上挂着的以“马到成功”“龙凤呈祥”“杭州西湖”为主题的银饰是怎么回事，LYF说“要创新嘛，在电视上、书上看到这些图案就学嘛。”

图3.7 手工制作银饰

与LYF的开放态度不同，77岁的塘龙人WTY对手工制作银饰的老传统情有独钟。他是施洞鼎鼎有名的银匠师傅，个不高，和当地很多村民一样，皮肤黝黑。1999年澳门回归前夕，中央政府向各省征集赠送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礼物，WTY应贵州省人大的邀请，与村里其他几个银匠一起设计制作了作为国礼的龙凤吉祥鼓。老人告诉我，因为年龄大了，他现在不怎么打银子了，儿子继承了他的手艺和事业。儿子以及村里大部分银匠使用的纹饰和图案都是出自老人之手，这些模板有他父亲传下的式样，大部分是WTY自己想出来的。谈到银饰制作的变化，老人颇为不快。以前都是手工制作，工艺细致精巧，耗时很长。儿子这一代人追求多快好省，做银饰都用机器轧制，给苗族人的图案用模板，给汉人的则会在网上搜索汉人喜欢的图案。速度提高了，但图案简化了，质量也不如以前。让老人一直耿耿于怀的是，“我们那时候手工做，现在的人都用机器，我儿子他们都有政府发的‘民族文化传承人’的证书，我却没得”。

对于WGY和LYF而言，当现代文明不可阻挡地滚滚而来，他们选择的不是躲避，而是接受和创新。民族服饰和现代科技的结合，不能说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最好选择，但至少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的确因此而受益。在老一辈手艺人逐渐逝去，传统技艺后继无人的情况下，WGY和LYF代表的是传统文化继续生存下去的一种退而求其次但却是有益的选择。

对中国人而言，房子是家庭经济水平和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住房不仅是家庭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更是待人接客的社交空间。不同于其他冷暖自知的生活范畴，房子由于其外显的存在状态，在很多人眼中，代表了自家的面子。在苗族社区，起房造屋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情，需要经过择地基、备料、兴土木、立架上梁、踩门和住进新房六个步骤，几乎每个步骤都要举行相应的仪式，以驱灾辟邪，祈求安康。ZTR过去常帮人立房子，他说按照当地的传统习俗，迁居新房时要放炮、烧香、敬祖宗鬼神。主人会请村里人吃饭，姑舅等亲戚坐在房梁上，把白米做的粑粑抛撒给应邀做客的村民，并在房梁上象征性地喝酒、划拳。客人一般以5斤米作为礼物。台江苗族的传统住房形制有平房、吊脚楼和半边吊脚楼，施洞清水江畔的苗寨则以平房为多。根据当地人的介绍，传统苗族平房常见三间，正中间为堂屋，左右间分作前后两半，装修住人作为卧室。堂屋前半间中设火塘，供煮饭做菜用，是一家人用餐、取暖、待客的中心。堂屋后半间只能住老人，不能住已婚男子和刚生育的媳妇，以免得罪祖先。与汉民族“交错而居”的农户一样，苗族民居常常在堂屋正对大门的墙上仿照汉俗安灵设位祭祀祖先。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还在住宅两侧建厢房、猪牛圈和厕所。^[12]一些村寨中有两层的苗族吊脚楼，一层为堂屋、厨房、厕所、储藏室、猪圈。二层住人，也存放东西。

图3.8 塘龙苗寨新民居

现在的施洞街头几乎见不到苗族传统的木质建筑。施洞大道两边的房屋多为新中国成立后陆续修建的楼房，最近几年为迎合旅游开发，当地政府模仿镇上的两湖会馆、张伯修故居等建筑在许多原有楼房外墙顶部加盖了徽派风格的马头墙。临江的施洞老街，火灾后重建的民居几乎是清一色的两层砖瓦房。在塘龙等较为富裕的村寨，沿街的民居大多是3到4层的楼房，外立面以白色、灰色或蓝色瓷砖装饰，顶层露台配以欧式廊柱护栏。无论从建筑形制、室内装饰还是家电配置上，已经很难发现镇上的苗族家庭与其他中国农村家庭的区别。

在巴拉河村，一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乡后对旧宅进行改造，最近几年在村里修建了几座砖瓦结构的楼房，在以木结构为主的村居中显得颇为另类。与传统的苗族民居相比，巴拉河村村民的住房在功能、装饰和家电上都发生了变化，呈现出一种传统与现代共存的特点。干妈家的房子建于1970年，木质两层结构，堂屋正面墙上供着逢年过节祭祀祖宗的神龛。按照苗族的传统习俗，神龛上没有文字，这个习惯已经发生变化。多数人家里的神龛上有“天地君亲师”“平安发财”等字样。干妈家的神龛上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堂屋东侧偏房的墙上设有另一个神龛，上面没有文字，与堂屋的神龛相比显得简陋而原始，干妈说这是请村里的巫师装的，显示了苗族神龛本来的样子。堂屋后半部的卧室墙上贴着周杰伦、任贤齐等港台明星的海报，干妈说是打工的儿子们买回来的。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代表着村民中新的一代，他们的理想、喜好、价值观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父母，却与跟他们一样外出打工的许多人保持一致。传统苗族家庭必备的火塘已经退出了家庭生活，其烧饭做菜的功能让位给了独立的厨房。没有了火塘，吃饭的地点变得较为随意，有时在厨房外面用作饭厅的房间，有时就在摆放着电视机的堂屋。堂屋左中柱边竖着一株全竹制作的“长命树”，这个习惯也被不少家庭保留下来。干妈家的老宅旁边搭建了独立的卫生间和淋浴房，取代了在猪圈旁边解决大小便问题的传统。这种城市化的功能划分已经为越来越多的村民所采纳。干妈觉得，最近一两年来村里最大的变化是家用电器种类大大增加。干妈家里购置了电视、DVD机、饮水机、冰箱、消毒柜、微波炉、电磁炉、电热水器、洗衣机，这是巴拉河比较宽裕的家庭的标准配置。干妈说自己完全不懂电器，广告里哪样放得多就买哪样。至于为什么买消毒柜，干妈解释说，“这几年游客多了，经常来家里吃饭，买这个东西城里人觉得干净”。

图3.9 干妈家的堂屋

从巴拉河村的情况来看，对城市生活的模仿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了，近几年随着村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变得更加明显。一方面，现代住房、家电等城市生活方式的标志物，因打工促成的人口流动为当地人所熟悉。另一方面，当地人在日常生活中越发展现出对物质财富的渴求，这一新的观念转变与电视、互联网等现代媒介带来的消费主义精神是分不开的。对此我将在下一章展开讨论。

施洞苗族的传统饮食习惯有四大特点^[13]：第一，重糯食。苗族家庭将糯食作为主食之一，辅以玉米、麦子、豆类、土豆、红薯、高粱等杂粮。制作糯米饭时，先用冷水将糯米浸泡，过滤后放在木甑上蒸熟，再盛放在木盆中食用。走亲访友的礼物以及各种节日的主食也多为糯米做成的各种食品，如用木甑蒸的白糯米饭，染成五颜六色的花糯米饭，枕头形和三角形的粽子或糯米粑。第二，嗜酒。苗族成年男女绝大多数都能饮酒，特别喜欢喝自家酿的米酒。这种米酒不同于其他地方的醪糟酒，没有甜味，酒精度数在20度左右。苗族家庭在请客会友、祭神敬祖时都要饮用大量米酒，“主人以酒盛为荣，客人以酒醉为幸”^[14]。第三，喜酸。苗族家庭喜食酸辣味汤菜。酸汤制作简便，将凉水米汤各半盛入坛子，发酵变酸后即成，当地人称为白酸汤，不同于城市里用西红柿熬制的红酸汤。平日做饭时将新鲜蔬菜瓜豆与酸汤煮开，食用后健胃生津、清火祛热。第四，善腌。苗族人喜欢吃腌制品，施洞的腌制品主要是腌猪肉和腌鱼。这一习惯的形成主要跟当地肉食获取不易有关。与镇上相比，这种情况在巴拉河等村寨更为明显。村民平日较少吃肉，主要的肉食是从江中捕捞的河鱼。年终家家户户杀猪过年，大部分猪肉制作成腌肉，可以储存大半年时间。腌制猪肉时先将猪肉用酒、盐、花椒浸渍几天，之后悬挂于灶台上方，利用做饭的烟火自然熏干。制作腌鱼时将鲜鱼洗净，去除内脏，用食盐、辣椒面、花椒粉拌匀后浸渍片刻，然后置于热锅或炭火上烘烤至半干，再抹上甜酒糟或糯米粉，密封于坛内。半月后可食用，可以油煎，也可以水煮。

传统苗族家庭用餐时需遵守必要的礼仪。比如，杀鸡待客是苗家人招待贵客的最高礼节，在这种场合下，鸡头和鸡肝不能随意食用，须留给家里最年长的人。施洞苗族还有“无酒不成礼”的说法。开席前，家中的长者“报酒”祝福，老人未祝福完，其他人不能先动筷子。饮酒前须用筷子从酒碗里蘸少许滴撒在地上，以敬祖先。席间需要不停举碗，以示对主人的尊重。进餐时，主人会先给老人或客人盛饭、劝菜。客人未吃完时，主人一般不会先放下碗筷，以示对客人的尊重。

总体而言，施洞苗族家庭的饮食结构仍然保持了重糯食、嗜酒、喜酸和善腌的特点。但因为长期受汉文化的影响，当地苗族居民的饮食习惯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第一，经过长时间的融合，同时也受当地自然条件的影响，苗汉居民的“菜篮子”和“餐桌”表现为一种趋同。汉族居民家中顿顿几乎都有苗族爱吃的酸汤菜，苗族居民也会在汉人经营的餐馆或凉菜店里购买食物丰富自己的餐桌。街上村一家四川人开的凉菜店很受当地苗族居民欢迎，在施洞镇和巴拉河村苗族人家吃饭时都遇到过主人从这家店买回凉菜。他们总是喜欢用“这是四川菜，跟我们这里的菜不一样”之类的表述向我和同席其他人介绍。在他们眼中，这些不属于苗族传统饮食文化的菜肴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地域上的不同，而不是民族的差异。

第二，苗寨的水源一般没有污染，村民有直接饮用自然水的习惯。现在一些村民家中购买了饮水机，但主要是年轻人使用，老人基本不喝饮水机中的水。在巴拉河村，主要的生活用水是从寨子后面的山上引下来的，很多老人喜欢直接饮用。ZTR告诉我，山泉水好喝，而且不用交水费。村里基本不会停水，有时因为水量过大冲破了引水管才会停一两天。施洞镇区的自来水由巴拉河和杨家沟的两处水站供给，一些不嫌麻烦的居民仍然到“刮刮井”取水饮用。

第三，苗族家庭过去做饭喜欢用柴火，电和煤气的普及让上山砍柴不再是生活的必需，这曾经是镇上大多数男性劳动力早上起床后的常规动作。现在一些家庭有时也用柴火做饭，对于他们来说，使用柴火不仅意味着更香的饭菜，也有对传统致敬的意义。

第四，在巴拉河村，小卖部的出现方便了村民补充必要的生活用品，也让零食进入了村中留守儿童的生活，改变了他们的饮食习惯。小卖部出售膨化食品、豆制品、糖果等零食，每包售价5角。没有太多的办法，老人喜欢用钱来表达对孙辈的爱，每天都会一元两元的给小孩购买零食。在村里经常能见到学龄前儿童用脏兮兮的手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零食。因为食用过多零食，很多儿童基本不吃主食，有的甚至引发过敏，浑身溃烂。零食的出现还给村里的公共卫生带来灾难。村里随处可见小孩们随手丢弃的食品包装袋，没有环卫工人，不能降解的材料将存在很长时间。这是巴拉河村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情况，也是当地人追求物质改善必须付出的代价。

柯克·约翰逊在印度两个村庄的田野工作中发现，当地人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分配因电视的进入发生了改变：

传统的乡村生活由每天四个主要时段组成。早晨，为接下来的一天做准备，整理东西、计划工作。白天是工作时间，没有闲暇。黄昏，结束一天的工作，为夜晚做准备。晚上，是放松休息的时间，在整整一天的劳动之后恢复体力，为第二天积蓄精力。夜晚也是人与人接触、发展人际关系的时间。电视戏剧化地改变了这些划分，尤其是最后一个时间段。夜晚比过去开始得早了许多，人们收看电视直到凌晨。过去用作重要的人际交流的时间现在被花在辗转于各家各户看电视上了。^[15]

在约翰逊开展研究的时代，电视进入调查地的时间并不长，对村民们而言，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电视机本身，都是魅力十足的新奇物种。在施洞，尽管当地人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印度村庄有很大区别，而电视早已是当地人习以为常的家用电器，但村民们日常生活作息的改变与远离他们的印度村民表现出非常类似的特点。传统苗族社会属于典型的农耕文化，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和以土地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使村民们日常生活中的时空观念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模式。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以年为单位，社区的生产生活围绕节气的更迭而展开，村民们按照从祖辈传承下来的经验进行各项生产劳动：正月（立春、雨水）修田坎，掏水沟，挖干田；二月（惊蛰、春分）犁田，送粪下田；三月（清明、谷雨）送粪，撒种育秧，种棉花、小米、玉米、蓝靛、瓜豆等；四月（立夏、小满）犁田，割秧草，收油菜籽；五月（芒种、夏至）插秧，除草，薅秧；六月（大暑、小暑）薅秧，薅辣椒，薅茄子，割田坎草，砍柴，渔猎；七月（立秋、处暑）割草喂牛，砍柴，种青菜，薅蓝靛，收包谷；八月（白露、秋分），摘割蓝靛，收割稻谷、小米；九月（寒露、霜降）收割打谷，泡制蓝靛，烧草木灰，纺纱，织布，染布；十月（立冬、小雪）种小麦、油菜，收红薯、花生，安候鸟；十一月（大雪、冬至）修房盖屋，翻犁冬田；十二月（小寒、大寒）纺纱，织布，砍柴，捕鸟，打猎等。^[16]以天为单位，村民们的生活安排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间段：早晨，为一天的生产生活做准备；早饭后至午饭前是一天里第一个集中劳作的时间。即使是农闲时节，男人也会去放牛看田，但劳动相对轻松。妇女则抓紧时间刺绣、染布，为制作当年的新衣做准备；午饭后的时间安排因农活的繁忙程度而不同。农忙时，午饭后基本不休息，继续在田间劳作。农闲时，下午至黄昏的生活较为闲散；黄昏，一天的劳作结束，准备晚餐；晚上是一天里最闲适的时候，与印度农村一样，这也是传统苗族社区集中用于人际交往的时间。在横向的空间维度，施洞苗族村民的生活场景主要是三点一线：家-田间地头-河边。田间地头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区域，住宅和清水江则为家庭生活和社交生活设置了发生场景。在施洞镇，清水江边的河坝是晚饭后人群最为集中的地方。老银匠LYF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以前，镇上还没有通电，也没有电视看，吃完晚饭，人们都聚集到河边聊天、歇凉，去晚了还没有位置。歌师的住处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苗族传统文化主要通过情歌对唱以及古歌、叙事歌等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传承。同时，年轻男女对歌也是寻找婚恋对象的主要途径。因此，熟悉传统苗族歌曲的歌师在村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年轻人都喜欢集中到歌师家学歌。可以看到，在族群内部，施洞苗族居民渴望发展人际关系，社会交往行为十分活跃。不过，受地理因素和交通设施的限制，当地人的活动空间主要局限在社区之内。

现代媒介，特别是电视进入施洞后，传统的乡村生活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时间上，虽然从总体而言，当地人依然按照季节的变化安排农业生产，但村民们的日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根据电视节目而安排。在传统苗族社会，村民们没有现代时间观念，他们对时间的掌握更多地以传统生活习俗，如劳作、节庆、赶集为基准。跟城市一样，当地很多家庭会在堂屋最显眼的地方，一般是电视旁边的墙上挂上一只时钟。然而，时钟的存在仅仅作为主人接受现代观念的一种象征。在我访问过的家庭，大部分人家的时钟并没有准确指示时间，有的甚至与实际时间相差很大，可见人们并不关注以秒为单位的外在的计时方式，时间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中，确切地说，存在于他们意识中电视节目的起止位置。在第二章对当地人电视使用习惯的描述中可以看到，人们倾向于根据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调整一天的时间安排，像ZZZ这样的村中小孩，记得最清楚的是每一部电视剧开始的时间。此外，对于镇上大部分居民和巴拉河的村民来说，因为平时不用上班，周末的概念基本失去了意义。而电视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习惯。在巴拉河的观察中发现，很多人家，特别是小孩盼望着周五的到来，因为很多卫视频道会在那天的晚上播放最新的娱乐节目。与约翰逊观察到的现象一样，电视节目对苗族社区日常生活时间段的切割改变了人们的社交生活。不同的是，在约翰逊的发现中，由于很多人聚集到有电视的人家看节目，电视并没有大幅减少人们用于社交的时间，而是改变了乡村人际关系和社会联系的方式。这个影响也许也存在于电视进入施洞的早期阶段，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电视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当地人的社交时间。在一些村民的记忆中，小时候白日里与同龄人的集体游戏丰富而有趣。有一次和LCB一起爬山，他绘声绘色地给我描述了童年时的户外活动：“以前小时候好玩呢，夏天可以上山捉鸟、吃野果，秋天砍蕨菜，冬天砍柴或者熏腊肉用的树枝。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提前去山上偷茄子和南瓜，藏在家里，等到十五那天小孩们就扛着南瓜和茄子送给村里还没有生小孩的人家，南瓜表示生女孩，茄子表示生男孩。”现在，不少人选择在家看电视或者上网，出门与朋友、同学交流的主要原因是电视节目“实在没有什么好看的”或是“上网上累了”。在曾经主要用来进行人际交往的晚饭后的时段，电视占据了大部分家庭睡觉前的时间。歌师LGQ说：“现在有电视看了，有娱乐节目了，没得人学歌了。镇子上也没得以前热闹了，各人在家看看电视就睡觉，也想不起要出门找人聊天了。”对于巴拉河村的小孩而言，晚饭前后会有一段短暂的社交时间，原因是这个时间段没有他们喜欢看的动画片和电视剧，“待在家里太无聊了”。

空间观念的转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现代交通和外出务工带来的人口流动使施洞苗族的生存空间在物理上实现了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变。当地人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生活场景已经不再限于生于斯长于斯的社区，关系到家庭命运的地理空间已经辐射到家人打工的城市。同时，因为族际婚姻“突然”出现的来自外省的亲戚让人们觉得在故土之外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属于“自家的”。第二，现代媒介，特别是电视和互联网的出现让当地人的眼界和思维越过了故乡的山水，他们从未像今天这样了解外部世界发生的事件，关注遥不可及的别处的人们的生活，体验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的情感和经历。同时，借助互联网的即时信息传输功能，身居祖宅的老人可以和千里之外的子女进行实时互动。人们处在曼纽尔·卡斯特描绘的“流动的空间”之中，对距离的固有观念在数字时代被彻底打破。所有这些对空间的想象正在改变作为苗族社区存在基础的血缘共同体的内涵，扩大了作为社区整体的地域共同体的范围。

图3.10 LSL家的时钟^[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