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乡村社会：贵州黔东南苗族社区的文化变迁

芮德菲尔德这样定义“耕种的农民”：“一个基于传统和自己内心情感的纽带而使自己长期附着于一块土地上，而且对于这块土地有着充分的控制权的人。这块土地和他是一体的，是长期又固定的纽带把这两者焊接成为了一体。”^[2]在位于清水江畔的施洞，虽然借航运的便利，当地苗族居民很早便开始了与下游汉族社会的文化交流，其对中原文明的开放程度也比贵州其他很多地方的苗族社区要高。但与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社区一样，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社会结构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计方式将施洞苗族的生存空间限定在社区之内。特别是在像巴拉河村这样的苗族村寨，人们的日常活动仍然以土地为中心。可以说，“封闭”的社会环境并不是村民自主选择的结果，从实际的生活需求来看，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和稳定的人际关系让村民们并没有与外部世界进行信息、产品和情感交换的必要。当地文化的小传统虽然从没有停止与城市大传统的接触，但由于接触规模和频率的限制，苗族传统文化仍然沿着其运行千年的轨迹相对平稳地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施洞苗族与外界的交流在当地现代媒介、交通运输、通讯设施不断完善的牵引下急剧加速，过去由于地域的限制而造成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封闭环境被逐步打破。正如麦克卢汉所描绘的人类社会从“部落化”向“非部落化”演化的情景，当地人的生存空间得到很大扩展。扩展最明显的表现是社会结构松动带来的人口流动，而中国农村人口对外流动的最大群体是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施洞最早的打工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打工地点近的在台江、凯里和贵阳，远的集中在上海和广州。当地40-60岁的居民基本都有过外出打工的经历，大多数20-40岁的中青年目前正在外务工。对于长期靠天吃饭的当地人来说，农业生产的收入根本不可能聚集财富、改变命运，脱离过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外出寻找生计是符合现实情况的最理想的出路。

JJL的父母在20世纪80年代末随当地苗族最早的省外流动去云南西双版纳打工。JJL在父母的打工地出生，前几年跟随父母返回巴拉河居住。因为家里有亲戚在凯里打工，她跟着亲戚在凯里读高一。一回到村里，父母便根据对云南民居的记忆盖了新房。三层小楼的外墙一派傣族木楼风格，在村里以苗族吊脚楼和平房为主的建筑中显得格格不入。JJL家的装修是全村最豪华的，地板砖，吊顶、皮沙发、卧室门门套、整体厨房、现代家电、实木家具，处处透着城市的气息。在村里的这段时间我发现，JJL家和村里其他居民保持着微妙的距离，很少有村民去她家串门。JJL家守着村口的踩鼓场，捶好的蓝靛布可以直接在踩鼓场上晾晒。有村民在私底下对此颇有微词，仔细品味，言语中多少带有羡慕的意味。

JJL家的经历在众多汇入打工潮的施洞家庭中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对于打工者个体而言，在城市打工的经历多少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对于整个施洞镇，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扩大了施洞与外界的交流，促使当地人生存空间进一步“外化”，在不断扩大的文化交流中，苗族传统文化很难独善其身。首先，打工者肩负着改变家庭命运的重任。虽然他们常常作为都市底层流动者在打工地过着并不光鲜的生活，但从城市带回来的现代观念和生活方式却让当地人印象深刻，他们也因此被家乡人视为“城里人”或“见过世面的人”。

其次，打工的收入远远高于在乡务农，为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成为可能，这也让打工者赢得了更高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很多村民将打工攒下的钱投入到房屋修建中，要么拆掉传统的木质老屋改建砖瓦结构的新居，要么在老屋基础上进行装修。像JJL的父母一样，在新家的建造和装饰中，打工者往往尽其所能融入他们对城市生活的记忆，由此在村民中进一步建构起对现代生活的想象。对其他村民而言，JJL家的存在代表着一种更好的生活，这既是一种刺激，也是一个范例。

再次，在外打工造就了一群身份特殊的子女。一方面，在当地，像JJL这样在父母打工地出生的孩子不在少数。对于一部分父母而言，这是身在外地的自然选择；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这是对抗计划生育政策的民间智慧，常常让地方计生人员无计可施。说起当地的计生工作，镇政府计生办L主任感到很无奈。苗族家庭可以生两个孩子，但很多没有男孩的年轻夫妇会在打工的城市继续生育，直到生了儿子为止。“很多人喜欢去上海打工，就是因为上海对打工人员的生育情况管得不严，隔那么远，我们根本管不住。”在外地出生的小孩完全在城市的环境中长大、接受教育，他们的视野和生存空间远远超过了本地出生的同龄人。从一出生就脱离了本地文化的母体，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也不同于村里长大的小孩，很难强求他们对苗族传统文化有多少了解和热爱。另一方面，有些孩子虽然在施洞出生，但会跟随父母或亲戚到县城或州府读书。远离了熟悉的社会文化氛围，他们记忆中的传统文化也随之变得模糊不清。

与JJL家不同，打工为当地人带来的逐渐“外化”的生存空间在另一些人群中呈现出别样的图景。一些头脑灵活、善于学习的本地人将打工时学到的技能和设备引进回施洞，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比如之前提到的民族刺绣厂老板LLH。十几年前，LLH在广东的一家服装厂打工，工作内容是用机器往代工的NIKE等品牌服装上绣商标。在打工期间，LLH对电脑设计、机器制作的低成本、高效率感受很深，觉得将这个技术借用到苗装的制作中应该大有可为。回到家乡后，LLH从广东购置了三台刺绣机，自学了电脑CAD制图，在镇上办起了这家民族刺绣厂。现在，产品的销售范围扩展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www.xing528.com)

传统苗族社会严格实行“宗支之内、血族之外的婚姻形式”^[3]，即不同服饰区或相同姓氏（苗姓）之间的苗族男女不能通婚，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联姻更是被禁止。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与非本服饰区域或外民族通婚仍然会被本服饰区域内的人笑话。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现代观念的引入打破了这一古老的婚姻制度。作为主要原因之一，打工带来的人口流动以及与外民族的频繁接触更是让族际婚姻逐步常规化，观念的变化使当地人对族际婚姻普遍持接受态度（表3.1）。在施洞，传统的婚姻圈已经大为扩展。苗族单身女性在外打工的，大部分嫁到了外地^[4]，很多苗族年轻男性也在打工地娶了汉族妻子。这些来自异文化的家庭成员，给依靠血缘关系维系的传统苗族社会带来了多元的信息和异质的文化。跨地域的家庭关系网络改变了血缘共同体或地域共同体的内涵，直观地扩展了当地人的生存空间，使得施洞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和传统文化开始重组。

表3.1 与其他民族的人结婚，您能否接受？

在我对施洞家庭的分类中，巴拉河村的J姐就属于一个因打工缔结的苗汉混合家庭。在巴拉河，汉族是村里的“少数”，J姐所代表的汉文化在与占据绝对优势的苗文化的碰撞中呈现出一种相互交织的复杂面貌。在其他村民的生活方式逐步“汉化”的同时，J姐在生活圈子上经历着向本地人靠拢的“逆向”运动。

J姐是村口踩鼓场旁边那家小卖铺的女主人，十几年前认识了在同一个地方打工的丈夫，从江西嫁到巴拉河。一次晚上打平伙（当地汉语方言，意为集体聚餐，如有花销，按吃饭人头平摊）结束后，几个苗族妇女借着村委会活动室的影碟机播放音乐跳广场舞，J姐守在旁边迟迟不走。我问她为什么还不回家带小孩，她面露难色，“她们叫我一起跳，我不会跳只有看着。我一个汉族人又不好意思说走就走。”在谈到入乡随俗的问题时，她的回答隐隐带着一丝苦楚，“平时跟她们要说苗话，过节的时候还得穿苗装，不然觉得格格不入。我其实对这些风俗一直都不习惯，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到底是谁融入谁，谁去“化”谁？谁在建构谁的文化，谁又在解构谁的文化？起主导性的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上？这些复杂而颇有意味的问题在当地人的平常日子中不断浮现。

自两千年前苗族先民从东部迁至施洞居住至今，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打工潮是当地社会又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随着越来越多人加入外出打工的行列，当地苗族居民的生存空间迅速扩大。大量的人员交流带来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频繁接触，虽然这种接触在施洞的历史上从未停止过，但打工潮的兴起似乎在突然之间彻底打破了当地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成为施洞苗族文化变迁的重要动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