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交代本研究的选题缘起时，把“传播与文化”作为研究的基点，把“媒介与乡村社会”作为母题，目的在于指出研究所探讨的“媒介与乡村社会”这一话题是在传播与文化互动关系的框架下展开的，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营养。然而，由于传播与文化、媒介与乡村是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都十分重视的话题，对这些话题的研究，可谓学派林立，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浩如烟海。这里只对与本研究最为相关的文献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回顾。
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二战”结束后，一大批新兴的民族国家陆续获得独立。出于“冷战”时期政治、经济和外交的需要，美国政府开始了与社会主义阵营争取和控制这些国家的竞争。这种新的国际形势对如何系统地理解现代化，如何帮助新兴国家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相继对这一领域展开研究。
美国学者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于1958年出版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19]一书首次将传播与现代化结合起来研究，建立了发展传播学的理论框架，被视为发展传播学兴起的标志。勒纳认为，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扮演着“奇妙的放大器”的角色。为了具体说明大众传播媒介的这一作用机制，勒纳提出了“移情”（empathy）理论。他认为“移情”既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又是培养现代人格的重要动力。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社会成员发挥“移情”作用，刺激人们自身“移情”能力的增长，促使现代观念的扩散和现代人格的建立，从而加速国家现代化的进程。1964年，威尔伯·L.施拉姆（Wilbur L. Schramm）出版《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20]一书，与勒纳一样，施拉姆关注的重心也是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书中尤其强调大众传播媒介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就发展中国家发展大众传播媒介的问题和途径进行了探讨。1962年，埃弗雷特·M. 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出版《创新的扩散》（第一版）[21]，此后罗杰斯的理论研究紧随时代潮流，不断更新该书的版本，修正过时的观点并添加新的章节。在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中，创新扩散被分为获知（awareness）、劝服（interest）、决策（evaluation）、实施（trial）和确认（adoption）五个阶段，而创新扩散的受众则分为创新者（innovators）、早期采纳者（early adopters）、早期追随者（early majority）、晚期追随者（late majority）、落后者（laggards）五种。罗杰斯认为，创新在社会中的扩散过程，实则是创新采纳者数量增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传播贯穿始终并发挥着推广普及新观念、新事物的作用。勒纳、施拉姆和罗杰斯三人的研究成果是发展传播学初期的经典之作，建立了发展传播学的基本研究范式，这一范式被英国学者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称为“主导范式”。
主导范式往往将经济增长看作发展的最终目标，倾向于探讨传播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目标中如何发挥作用。然而，事实证明，“这种产业化的努力导致了农村地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科技援助带来的后果是更多的依赖行为而不是自力更生；西方的价值观和行为（例如：高度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极大地威胁着本土文化和社会规范。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经济发展的简单模式大行其道，支持这种发展的简单化传播方式就是其衍生物，很显然这种方式是不成功的”。[22]这种以西方发展经验作为现代化标准的研究很快便引起了学界的批判。批判者认为主导范式过于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将传播的一般性作用强行“复制”到其他社会文化语境中，忽视了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和不同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使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初衷出现偏差，甚至破坏了这些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在质疑声中，传播学者开始了对第一代发展传播研究范式的反思和修正。之后相继发展起来的有强调社会成员在传播与发展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参与范式”、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归结为新殖民主义压迫的“帝国主义范式”、“冷战”结束后发展起来的“全球化范式”，以及结合主导范式和帝国主义范式的“一种新的范式”。[23]
20世纪80年代，西方传播学理论传入我国，发展传播学也在这一时期进入国内研究者的视野，开始了本土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层面展开，最初以国内学者对西方发展传播学理论的译介为主。1983年春，复旦大学祝建华等人在上海郊县对农村大众传播媒介与人际沟通网络展开调查研究。根据调查，祝建华撰写了《上海郊区农村传播网络的调查分析》，他在文中提到，“近二十年来，一部分传播学家开始转向研究不发达国家的传播事业，形成了称为‘发展传播学’的流派”。[24]这使他成为将“发展传播学”概念介绍到国内的最早的一批人之一。此后，袁路阳（1986）[25]、潘玉鹏（1989）[26]先后发表文章，对发展传播学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
20世纪90年代，发展传播学逐渐为国内研究者所熟悉，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都出现了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理论研究层面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范东生，他在《发展传播学——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一文中从理论缘起、范式演变、大众传播在国家发展中的功能和问题等方面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和应用范围。[27]而由范东生任课题组副组长的第一个新闻学国家课题《新闻事业与中国现代化》在1992年前后结项，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成为介绍发展传播理论的重要基地”。[28]此外，支庭荣（1996）[29]、黄旦、韩国彪（1997）[30]、廖圣清（1998）[31]、殷晓蓉（1999）[32]等人对西方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动向、发展传播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进行了介绍。在实证研究方面，主要有王怡红的《大众媒介对观念现代化的影响》（1990）、闵大洪、陈崇山的《浙江省城乡受众接触新闻媒介行为与现代观念的相关性研究》（1991）、张学洪的《新闻传播效力的一项实证分析》（1992）等。复旦大学裘正义的博士论文《大众媒介与中国乡村发展》[33]通过对全国9个省的抽样调查，对中国农村地区的大众传播发展状况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中国乡村地区居民传播行为研究”“乡村地区大众媒介支持发展功能研究”等，是国内“首次在一个完整的传播学理论框架下所进行的大规模综合性实证研究”[34]，在中国发展传播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步伐加快、农村地区成为现代化重点拉动的区域、网络等新兴媒介迅速普及，给本土发展传播学研究注入了时代动力，国内发展传播学研究持续升温。据清华大学刘锐总结，2001年至2010年十年间中国发展传播学的理论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1世纪初，这一时期以海外经验的引介为主，同时开始有了本土化的理论思考与归纳；第二阶段为2001年至2009年，开始集中探讨发展传播学的相关理论，为后来的实证研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第三阶段为2009年之后，本土发展传播学研究进入整合和创新阶段。[35]事实上，刘锐总结的第三阶段的研究特征一直延续至今。这期间较有价值的成果包括：2005年开始，中国农业大学李红艳推出一系列有关乡村传播学的研究著作[36]；姚君喜的《社会转型传播学》强调了传播与社会转型期的重要互动关系[37]；韩鸿在《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发展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参与式影像研究》《参与式传播：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换及其中国价值——一种基于媒介传播偏向的研究》等文章中探讨了将“参与式传播”概念引入本土发展传播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作者强调“参与式传播”的“赋权”功能，认为作为“参与式传播”主要形式之一的参与式影像可以帮助普通人特别是农村居民发声，推动社会对话和民主化进程。[38]其他研究还包括黄旦的《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2005）；赵月枝、吕新雨的《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2009）等。在实证研究方面，有三个最具影响力的研究：2000年张宇丹主编的《传播与民族发展——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出版[39]，该书是云南大学与复旦大学联合开展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的研究成果。2002年，南京师范大学方晓红出版《大众传媒与农村》一书，作为由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苏南农村大众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书中这样描述研究的目的：“为了解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江苏南部农村在接触、使用大众传播媒介过程中的变化，以及二者间的相互关系。”[40]2002年下半年，由复旦大学张国良主持的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发展传播学”正式启动，该项目研究范围涵盖全国东中西部9个省市，“尽管距离现在已经过去将近十年的时间，但这项全国范围内的大调查依旧算得上是迄今为止我国发展传播学研究领域中涵盖面最广、规模最大的一次抽样调查”。[41]此后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和论文包括：益西拉姆的《中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大众传播与民族文化》（2002）；郭建斌的《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2003）；姚君喜的《甘肃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报告（2002-2003）》（2005）；吴飞、王学成的《传媒·文化·社会》（2006）；庄晓东的《网络传播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2010）；李苓、陈昌文的《现代传媒与中国西部民族：汉藏羌民族混居区传媒使用与影响的类型化研究》（2012）。
从以上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对媒介与乡村社会的研究，自传播学传入我国便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领域，也是目前可见的文献资料中占大多数的研究话题。这样的学术选择，一是源于政府拉动乡村发展的政治需要，二是出于研究者自身的时代使命感。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的态度和结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面貌：一是看重媒介的积极效果，认为现代媒介给乡村社会带来现代信息，有利于传统观念向现代观念的转变，促进了人的现代化发展。二是对媒介给乡村社会带来消极影响的担忧，认为现代价值观未必完全适合乡村的社会文化语境，不加区分的发展可能危及传统文化的生存，因此更加关注媒介与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互动关系。无论出于何种视角，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发展传播学的视野展开，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也多照搬西方传播学量化研究方法，通过抽样调查、统计分析，对媒介效果、媒介参与、媒介素养等进行考察。对西方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的照搬，客观上反映了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成果寥寥的尴尬现实。多数研究是对西方理论的译介或套用“中国经验”后所谓的创新。这种拘泥于西方经典理论范式的研究，忽视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种理论与现实的“水土不服”使研究者借助现代媒介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初衷难以真正实现。
有必要提到的是2003年复旦大学郭建斌的博士论文《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作者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通过深入独龙人的日常生活，对电视在当地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精彩的阐释[42]。这种传播学领域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对研究工作提出了要求，即：必须通过广泛的田野工作来直接观察以搜集资料；传播实践应该置于特定的语言社区中来进行考察；揭示传播实践所隐含的模式是调查研究的主要目的。[43]虽然郭建斌的尝试说不上理论创新，但他的确给本土发展传播学研究带来一种新的方法论选择，“是对沿用西方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一次成功反拨”。[44]2005年，在对博士论文进行修改的基础上，郭建斌出版了《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美国社会学博士柯克·约翰逊（Kirk Johnson）的《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一书的中文版于同年出版，也使用民族志方法考察电视在印度两个村庄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民族志方法给媒介与乡村社会的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催生了一大批运用该方法的专著和论文，如：吴飞的《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2008）、王海飞的《文化传播与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变迁——裕固族30年来文化变迁的民族志阐释》（2008）、尤游的《大众传媒在农村社区的角色变迁——湘中S村的个案阐释》（2011）、龙运荣的《大众传媒与民族社会文化变迁——芷江碧河村的个案研究》（2011）、张祺的《草根媒介：社会转型中的抗拒性身份建构——对贵州西部方言苗语影像的案例研究》（2012）、张斌的《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生活——对湘黔桂毗邻边区三个民族村寨的民族志调查与阐释》（2012）、卿志军的《电视与黎族生活方式的变迁》（2013）、孙秋云的《电视传播与乡村村民日常生活方式的变革》（2014）。
1968年，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首次公开使用“媒介环境学”这一术语，并于1970年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博士点，可以视为媒介环境学作为一个学派和学科正式开宗立派的标志性事件，而在1998年成立的媒介环境学会则为这一学派进入北美传播学主流圈奠定了基础。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媒介环境学是在北美经验学派和欧洲批判学派这两个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流派之后逐步发展成熟的。与经验学派从媒介内容对受众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出发研究媒介的功能和效果，以实证分析、经验研究、量化分析为主要的研究手段以及批判学派以批判的视角探讨传播与意识形态、传播与垄断控制以及传播与大众文化的关系不同，媒介环境学把研究重点放在媒介技术以及技术如何对社会和文化产生影响上，在研究方法上长于经验性推导和隐喻式呈现。何道宽在《媒介环境学辨析》一文中提出，从20世纪50年代算起，媒介环境学已经走完了三代人的历程。[45]
作为媒介环境学派思想先驱，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人类生态”的概念。这一概念源自格迪斯对生物学与城市规划的综合研究。格迪斯在对“人类生态”的阐释中倡导重视技术的力量，预见了电气技术对未来城市发展的潜力，这样的主张被之后的芒福德、麦克卢汉等人所引进。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对媒介环境学研究的重要影响在于他提出的“技术历史分期”“技术有机论”“技术即容器”“生态伦理观”等观点，这种着重对技术与人的关系的探讨奠定了媒介环境学的基调。在《技术与文明》中芒福德将机器文明分为三个阶段：“始生代技术时期”“古生代技术时期”“新生代技术时期”，[46]分期的标准主要在于技术对自然环境、人类生活及社会文化的影响程度。芒福德在《技术与人类发展》（1967）一书中提出，“在最初的阶段，技术总体上是以生活为中心，而不是以工作为中心，也不是以权力为中心”[47]，勾画了技术与人的关系的演变过程。此外，雅克·艾吕尔（Jacques Ellul）的“技术自主论”提出技术独立于人而存在，其本身就是一种环境，他的这一观点“影响了整个媒介环境学派，并逐渐演变成媒介环境学派的核心理论：媒介环境论”[48]。
媒介环境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是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 lnnis）和马歇尔·麦克卢汉，两人都任教于多伦多大学，共同开创了媒介环境学“多伦多学派”。伊尼斯是麦克卢汉的老师，其学术研究最重要的领域是对经济与传播关系的考察。在1950年出版的《帝国与传播》中，伊尼斯从宏观的角度和泛媒介的观点研究人类文明发展与媒介演变的互动关系，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划分媒介演进的历史。他认为媒介的演变会改变或者影响文化的进程和历史的发展，“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49]。1951年，伊尼斯出版了《传播的偏向》，提出了著名的“媒介偏向论”，进一步阐述了媒介与人类历史的紧密关系。他将媒介分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和偏向空间的媒介两大类，认为“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50](www.xing528.com)
麦克卢汉继承并拓展了老师伊尼斯的很多观点，他的研究以洞察式的探析和警语式的语言风格独树一帜，被视为媒介环境学的集大成者，可以说是最为国人熟知的传播学者之一。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1951）、《谷登堡星汉》（1962）、《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1964）。麦克卢汉在这些著作中探讨了媒介的本质、媒介的演化规律、媒介的感官偏向、媒介的社会影响等一系列话题，提出了“地球村”“媒介即信息”“重新部落化”“内爆”等重要观点。麦克卢汉认为媒介的意义不在于媒介所提供的内容，而在于媒介本身，“一切媒介均是感官的延伸，感官同样是我们身体能量上‘固持的电荷’”[51]。在此基础上，麦克卢汉将媒介分为“冷”和“热”两种，以此来反映媒介与受众之间的关系：热媒介清晰度高，提供的信息多，不需要受众参与补足信息，因此要求的参与度较低；而冷媒介清晰度低，提供的信息少，要求受众的积极参与。关于媒介技术自身的进化，麦克卢汉认为任何一种新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旧媒介。他在“媒介四定律”中用提开——过时——再现——逆转的框架清晰地阐释了媒介进化的总体模式，提供了一种预测媒介发展趋势的工具。他将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分为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三个阶段，与此相对应，传播发展的历史则分为口头传播、文字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三个时期，这同时也是媒介权力从分散到集中再到分散的演变过程。他的观点是，在口头传播时代，由于感官的限制，人们的生活空间集中在部落当中，彼此之间地位平等、关系亲密、步调一致。到了文字印刷传播时期，听力的限制被打破，生活的物理空间大大延伸。拼音文字形、音、义分离的特性以及印刷媒介单向线性的思维方式，使人的自我意识凸显，社会分工更加明确，人们开始变得理性、追求逻辑。同时，印刷媒介对思想的物化和保存营造了作者、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权威，掌握媒介的群体被赋予了优于其他人的权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渐渐疏远，昔日讲求整体行动的部落分裂成不同团体和派别。电子传播媒介的出现在社会结构中形成有机的相互依赖性，将分立的群体和社区重新连接起来，因为“过去的一切技术（除言语之外）实际上都使人的某一部分肢体延伸，而电力媒介却可以说使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包括大脑）实现了外化。中枢神经系统是不受切割的统一场”[52]。此外，信息的瞬时传递打破了地理时空的限制，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被无限拉近。特别是网络媒介的出现，信息生产、传递和接收的单向性模式被颠覆，曾经阶层化、精英化的社会心理被消解，媒介权力得以重新分配，世界重新回到部落化的整体性时代。
尼尔·波斯曼和詹姆斯·凯利（James W. Carey）是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波斯曼是媒介环境学纽约学派的旗手，他的伟大在于不受困于传播学僵硬的量化分析，而是给研究注入了浓厚的人文关怀色彩。波斯曼媒介研究代表作是他的媒介批评三部曲：《童年的消逝》（1982）、《娱乐至死》（1985）、《技术垄断》（1992）。在这些著作中，波斯曼重点表达的观点包括：媒介技术就是环境，它影响着身处这一环境中的社会和个人，影响着文化的走向和人的生活方式。媒介既影响着文化，也变成文化，媒介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媒介素养教育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尤为重要，媒介影响着教育，也必须成为教育的主题之一。
詹姆斯·凯利最重要的著作是《作为文化的传播》（1989），书中提出“传播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和“传播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两个重要概念。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如果用‘模式’的字眼，传递观主要是一种线性模式，仪式观主要是一种‘场’模式（或者称为‘情景模式’）”[53]。也就是说，传播仪式观将传播理解为一种意义生产与再生产的仪式或典礼，在仪式中人们共同参与、共享信仰，从而实现时间维度上对社会的维系，而不仅仅是跨越空间的信息扩散。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仪式观强调的是：传播更重要的目的在于文化的共享和平衡，将传播作为维系人类文化的重要力量。凯利以他对传播本质的独特理解，为认识和研究传播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向。
媒介环境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主要有保罗·莱文森、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林文刚等人。莱文森是媒介环境学派较为多产的研究者，被称为“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一方面对麦克卢汉的观点进行继承和阐释，同时面向代表未来的数字媒介对麦氏的理论进行了创新。莱文森的著作包括《思想无羁》（1988）、《软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1997）、《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1999）、《真实空间：飞天梦解析》（2003）、《手机：挡不住的呼唤》（2004）、《新新媒介》（2009）等。莱文森最重要的理论包括媒介演化的“人性化趋势”理论、“补救性媒介”理论和“软媒介决定论”。“人性化趋势”理论是莱文森在1979年的博士论文中首次提出的。莱文森以一种乐观的态度认为，媒介演化的脉络是循着人的需求发展的，即媒介传递信息和呈现内容的方式总是需要符合人类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因此人类需要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主动性，理性地选择媒介。为了具体说明这种选择是如何发生的，莱文森用电话取代电报、彩色电视取代黑白电视等媒介发展史上的实例进行阐释。比如电话取代电报的原因是人们需要电话来再现电报无法承载的声音，彩色电视取代黑白电视是人需要回归到用眼睛看到的自然的真实场景。从“人性化趋势”出发，莱文森又提出了“补救性媒介”理论。他认为，任何一种媒介和技术都不可能臻至完美，但人的理性选择和主观能动力可以创造新的媒介来弥补之前的不足，这是对“人性化趋势”理论的进一步阐发。“软媒介决定论”是莱文森对麦克卢汉的一次“补救”，他认为麦克卢汉的观点过于强调媒介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人本身的主导性作用。在莱文森看来，媒介不对人和社会起决定性作用，媒介只提供可能性，同时，媒介的消极影响也不是绝对的，而取决于发明和使用它的人。莱文森对网络、手机等数字时代的媒介抱有积极的心态。他认为，网络包容了文字、声音、图像等历史上一切媒介的一切形式，为人类提供了另一个完整的、更加民主的栖居之地，在这个世界里，对信息的掌控权从集中变得分散，“处处皆中心就是处处无中心”[54]，“互相强化的各种各样的经验都可以轻松自如地启动和接收”，“为另一个世界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55]。在我看来，莱文森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科幻小说作者是莱文森的另一个社会身份，可能正因为如此，他选择用一种可读性很强的叙述方式阐述自己的理论，唤起普通人对媒介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关注；第二，莱文森逆转了“媒介是人的环境”的命题，认为人才是媒介的环境，人类的理性选择决定了媒介的进化，带有浓厚的人文主义情怀。最重要的是，莱文森通过对媒介演化历程的梳理及这一过程中人的作用的阐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乐观面对未知未来的心态。他在论述中始终着力于将人们引向对数字媒介以及更多可能性的展望，让我们对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的思考不至于停滞不前。
梅罗维茨将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交往理论引入自己的媒介环境学研究，建构了媒介环境-交往场景-社会行为的理论体系，希望对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改变人类感官的原理和作用机制进行具体解释。梅罗维茨的研究将麦克卢汉隐喻式的判断推到具体的人类生活场景中，为更好地理解媒介与人及社会的关系搭建了桥梁，“构建了媒介环境学最系统最扎实的理论体系”[56]。林文刚编著的《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梳理了媒介环境学的发展历程、代表人物和理论成果。他认为媒介环境学对媒介本质的理解可以分为作为符号环境的媒介、作为感知环境的媒介、作为社会环境的媒介三个层次。媒介环境学重点关注如何研究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其天然使命是促使世界成为更适合人生存的地方和环境。[57]针对中国学界用媒介生态学来翻译media ecology，林文刚进行了专门的辨析：“媒介环境学的思想源头和范式源头超越了‘生态’的生物学暗喻，用‘生态学’直译媒介环境学不能涵盖它的全部范围……我们之所以选择媒介环境学来翻译英语的media ecology，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这个词本身体现并唤起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的观念和实践；它同时使人看清媒介环境学人文主义（humanism）和行动主义（activism）的一面，说明它是一种实践哲学、一种社会思想学说。”[58]
麦克卢汉的理论思想随传播学的引入，在20世纪80年代便进入我国本土传播学研究者的视野，但直到2000年之后，麦克卢汉与其媒介环境学派北美同仁的理论思想之间的承继关系才逐渐被国内学者所关注。我国对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主要包括对西方理论的引介以及基于经典理论的理解和阐发。前者以何道宽的译著为代表，而后者中有分量的成果并不多见。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崔保国的《媒介变革与社会发展》（1999）、张咏华的《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2002）、胡翼青的《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2004）、李明伟的《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2010）、王冰的《北美媒介环境学的理论想象》（2010）。其中，李明伟将媒介环境学的定义分为五个“规定性特点”，包括：“立论的原点是‘媒介本身’、承认和讨论具体媒介的特性、注重考察媒介环境的历史变化、研究的重心是解读社会历史的变迁、考察的是长远时期广大范围内的已然结果和可能影响。”[59]这样的划分比林文刚的“三个互相联系的理论命题”更加关注媒介环境学的应用，更易理解也更具可操作性。李明伟明确指出：“无论是各种媒介、主导媒介还是媒介环境，这些都不是媒介环境学研究的重心所在。媒介环境学在这些方面的所有探索研究，最终都是为了解读社会图景的变化和人类文明的变迁。”[60]李明伟澄清了媒介环境学的旨归和现实意义，将由“天书”式、“隐喻”式语言阐释的哲学思辨用易于理解的语言表述，使之得以“落地”，有助于理论思想的普及和指导实践。从媒介演变的角度来解读文化变迁也正是本研究致力于完成的学术目标。此外，李明伟将媒介环境学的理论框架归结为媒介的静态分析、媒介的演化分析、媒介的社会影响分析三个层次，为本研究提供了颇有营养的思路。
互联网的发明是人类传播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网络以其强大的整合能力，将越来越多的媒介整合在一起，给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正因为如此，对网络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自互联网诞生起便受到社会学、传播学等多个研究领域的关注，如麦克卢汉、莱文森等人就对互联网这一新的媒介样式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进行过讨论和展望。网络社会研究正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社会的崛起而萌生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对于什么是网络社会，有学者认为，从历史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现象等几个视角来观察，可以分为作为历史发展阶段的信息社会、作为经济发展模式的信息社会、作为一种新社会现象的虚拟社会。[61]而对于网络社会的研究，因网络作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使得研究视角多元而庞杂。总的来说，网络社会的本质及运行规律，网络社会的权力结构、经济模式及文化特征，网络社会中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网络社会存在的问题等，一直是最为热门的话题。
“网络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术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并得到广泛使用的。1991年，荷兰特温特大学社会学及传播学教授杨·范·戴克（Jan A.G.M. van Dijk）在《网络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网络社会”的概念。戴克将互联网所代表的新媒介看作是建构网络社会的基础，并使用跨学科的视角，从技术、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多个方面对网络社会的特征进行了分析。[62]在这之后的诸多研究者中，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在《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1996）、《认同的力量》（1997）和《千年终结》（1998）中大量使用网络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当代社会的转型，建构了宏大的网络社会理论体系。卡斯特还与他人合著出版了《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全球视角下的传播变革》（2006）一书，将对网络社会的讨论延伸到移动通信时代。[63]
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卡斯特指出，在信息时代，我们的社会正在越来越多地围绕“网络”（Net）和“自我”（Self）两个相对的极点进行建构。[64]在这里，“网络”是指网络组织正在取代垂直整合的层级结构成为社会组织的主导力量，而“自我”是指在不断变化的文化景观中人们重申社会身份和意义的主体行动。在网络社会中，新的媒介及传播技术给人类文化带来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新的发展趋势表现为一种“真实虚拟的文化”（culture of real virtuality），其物质基础在于“流动的空间”（space of flows）和“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65]在“流动的空间”中，远距离同步和实时互动打破了距离的限制，消解了时间的次序，表现为一种“无时间的时间”。《认同的力量》从国家、民族、社区与个人多个层面，对网络社会及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认同进行阐述。与社会学另一个重要的也是容易与之混淆的概念——“角色”相比，卡斯特强调认同在意义建立上的价值，“比起角色，认同是更强烈的意义来源，因为认同涉及了自我建构及个别化的过程。简单地说，认同所建立的是意义，而角色所建立的是功能。”对于网络社会的身份认同，卡斯特集中讨论的是由网络连接而组成的集体的而非个人的认同，其独特性在于，“意义是环绕着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并自我维系的原初认同（primary identity）（亦即一个架构其他认同的认同）而建构的”。[66]卡斯特认为，对集体身份认同的讨论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谁，为了什么目的，如何建构了认同？而集体身份的建构过程总是与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息息相关。在此基础上，卡斯特将集体身份建构分为“合法性的认同”（legitimizing identity）、“拒斥性的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和“计划性的认同”（project identity）三种形式。合法性的认同是由社会的支配性制度（institutions）所引介，以扩展及合理化它们对社会行动者的支配，其结果是产生了公民社会；拒斥性的认同由处于被支配逻辑所贬抑或污名的位置/处境的行动者所生产，是以不同于社会支配性制度的原则而生存着的人们所发起的反抗，其结果是产生了各种社会群体；计划性的认同是社会行动者基于无论何种能获得的文化资源，建立一个新的认同以重新界定他们的社会位置，并借此寻求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其结果是产生了主体。[67]卡斯特特别指出拒斥性的认同在网络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由这一认同形式建立的社会群体会共同防守属于自己的文化空间，对抗处于支配地位的流动的空间对地方性逻辑的消解。
为了解释拒斥性的认同如何实现上述目标，卡斯特在《传播权力》中提出了“网络社会的权力”的命题。他认为，权力是一种最根本性的社会过程，因为社会是由价值（values）和体制（institutions）所定义的，而被赋予价值和被体制化的对象则由权力关系予以界定。卡斯特强调，权力是一种动态的关系（relationship）而非静态的属性（attribute），因此，他认为此前所有的权力理论都是对社会权力建构过程的分析。在网络社会，权力并没有消失，而是被重新定义。支配力量（domination）与反支配力量（resistance to domination）通过权力的转移进行反复博弈。博弈发生的主要领域，正是围绕互联网等数字媒介而建构的兼具地方性和全球性特征的社会化传播语境。在这一语境中，有关权力转移的话题得以生成、扩散、引起争论，并最终内化为具体的人类行为。基于此，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的权力就是传播的权力。[68]为此，卡斯特进一步提出“大众自我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用以与大众传播相区分。这种传播形式随Web2.0、Web3.0等新的信息技术而出现，是一种“自主生成内容（self-generated in content）、自主导向发布（self-directed in emission）、自主选择接收（self-directed in emission）”的“多对多”（by many who communicate with many）的传播过程。大众自我传播将建构一种新的传播语境，并最终成为一种新的媒介，其支撑性力量来源于使用数字化语言，由分布全球且相互影响的信息发送者组成的计算机网络。[69]卡斯特将大众自我传播作为社会反对力量，如社会边缘或少数群体用来对抗社会支配力量的传播工具。通过这种可以合理避开社会支配力量控制的传播工具，被边缘化、小众化或非主流的社会群体形成属于自己的社会文化圈子，从而使集体身份的拒斥性认同得以建构。在这一过程中，代表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之间必然会发生碰撞与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媒介权力的研究为考察文化变迁提供了深层次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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