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贵州黔东南施洞镇苗族社区的文化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步伐加快。作为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巨大的差异性塑造了中国独特的社会语境。乡村社会的现代化作为整体社会转型的难点和长期目标，牵扯着巨大的国家投入。目前拉动乡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投入主要包括“制度转移支付、公路现代化和传媒现代化”^[2]。在诸多现代要素中，媒介通过传递国家政策和现代性想象，改变人的观念和行为，对拉动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更具优先性。正因为如此，着力推动乡村媒介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目标。甚至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乡村媒介建设被看作重要的行政考核和社会发展指标，成为各级政府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工作之一。从新中国成立初开始实行的农村“有线广播网”，到1998年启动的“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这些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媒介运动”体现着国家政权在传统大众媒介时代借媒介拉动乡村社会发展的努力。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数字技术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着媒介的形态、功能和传播机制，中国社会逐步进入数字媒介时代，“媒介运动”也随着新兴媒介的不断涌现在乡村地区掀起一个又一个建设高潮，此时的运动口号变成了“乡乡通宽带”“4G网络乡乡通”^[3]。

主要分布于国土西部的少数民族乡村，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长期被描述为“封闭”“贫穷”和“落后”，在国家话语体系中更是现代转型的重点区域。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介进入这些地区主要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国家权力看来，这既是一种宣传工具，又是一种惠民手段。最近一二十年来，继传统大众媒介之后，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媒介，也开始进入少数民族乡村。虽然时间不长，融入社区生活的程度尚不及电视，但它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逐渐凸显，“数字媒介时代”所表述的媒介环境和社会结构正在当地成为现实。客观地说，现代媒介传递的信息确实给少数民族乡村带来了现代的生活观念，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从另一个角度看，少数民族自成体系的语言符号系统、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方式构成了与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主流”社会迥然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在与随媒介而来的“主流”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势必引发文化冲突、文化同化、文化消亡等问题。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施洞镇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苗族是这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土著民族。2013年底，在向贵阳的朋友谈起我的研究设想时，朋友稍作思考便推荐了这个地方。当我踏上施洞的土地开始研究工作，能够很容易发现媒介作用于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子：施洞镇及其下辖村寨村民家中从早到晚播放不停的电视，被当地人当作视频和音乐播放器、游戏机以及聊天工具的电脑，村口田间被专心致志的孩童捧在手中的手机，随处可见的庆祝移动4G网络成功覆盖的横幅，因当地人网上购物需求的增长而催生的乡村物流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甚至于在我离开调查点后仍然可以通过当地民族文化保护行动者及普通民众的微信和QQ继续了解社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动态……这些生动的媒介使用情况和社会文化现象提醒我，现代媒介在施洞苗族文化变迁中发挥着微妙的作用，而在这一变迁的过程中，当地人并不是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应该看到，国家的主导力量确实在施洞的现代媒介建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然而，随着当地现代媒介基础设施的逐渐成形，媒介使用逐渐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代信息的流入已经不再完全来自行政命令或制度强制，而越来越多地成为当地人自我选择的结果。我们在试图发现和描述媒介对民族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时，不应该忽视当地人在这一过程中的主体性经验和主观能动作用。

从对少数民族乡村“媒介运动”的发展历程和一般现象进行的大致描述中，我们可以梳理出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像“媒介运动”这样巨大的国家投入到底对施洞这样的少数民族社区产生了什么作用？当地的传统文化到底发生了什么改变？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大众媒介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数字媒介对于当地人意味着什么？面对越来越丰富的媒介选择以及多元文化的冲击，当地人的态度和反应又是如何？

以上所有问题归结到一起，就是我想在研究中发现并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从口语时代到数字时代，媒介在施洞苗族文化变迁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需要说明的有三点：第一，这一核心问题涉及文化与传播、媒介与乡村等更加宏大的命题，而我基于个案的研究不可能也无意回答这些宏大命题的所有方面，这是个案研究的特殊性使然。我所希望的是通过对个案的剖析，为当前这一领域的传播学研究提供一个生动的样本。第二，在现代媒介与乡村社会文化变迁这个大命题的范畴内，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能看到很多关于媒介与汉族乡村的考察和分析。与汉族乡村相比，少数民族聚居的农村地区因其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将同时面对“汉化”“城镇化”“现代化”等多个问题，媒介在当地社会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势必与汉族乡村有所不同，对此进行的研究也将具有特殊的意义。第三，一个地区的文化现象很难独立存在于时代之外，特别是在全球化和中国国家现代化的背景下，媒介给施洞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社区带来的文化交流与碰撞绝不是孤立的现象，对于有类似经历的少数民族乡村来说，本研究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适性。研究者的任务就在于发现并阐释调查点的社会现实所具有的典型意义。

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总是与传播息息相关。文化的特性之一就是它的传播性。通过对内的纵向传播，将族群的集体记忆和群体意识注入社会个体从而实现人的社会化，保证本民族文化被族群以内的人们所认知和遵循，是为传承；通过对外的横向传播，促进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并通过借鉴和改造，为文化带来新的变量，是为扩散。传承和扩散是文化传播的一体两面，一种民族文化，如果没有“适当”的载体来记录并传递给下一代，就将因无法超越个体生命的局限而无以为继；如果拒绝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就将因缺乏参照和刺激而丧失发展和创新的动力。从另一个角度看，传播是一种人类行为，其内容和形式必须与传播发生时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交往需求相适应。“任何传播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物理环境之中。文化规则犹如一套系统，限制和组织传播者的行为模式，而这其中，文化决定在何种环境下哪类传播行为是合适的，换言之，文化决定规则。文化背景决定了在某一环境下传播内容和方式的规则。”^[4]

传播离不开媒介的作用。人类是使用符号创造文化、传递信息的象征性动物。正如上文所说，象征性的符号得以传递的关键是找到“适当”的载体。媒介就是这样的载体，或者说，“媒介是管道，又是语言，还是环境”^[5]。回顾人类文化发展和变迁的历史，始终有某种特定形式的媒介在发挥着作用。伴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媒介也在不断变化和演进。从口语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到数字媒介，每一种新媒介在适应着整体社会发展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文化的变革。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说，“媒介即信息”，他所强调的是媒介最主要的价值不在于其传递的信息，而是媒介本身对社会环境和文化现象的塑造作用。“在手握榔头者的眼里，一切都仿佛是钉子；在手握铅笔者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写下的清单；在拍照人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图像；对使用电脑的人来说，一切都像是数据；对手握成绩单的人而言，一切都像是数字”。^[6]也就是说，媒介的演进扩大了文化传播的数量和范围，突破了时间和空间对传播的限制，改变着人的文化观念，建构着人对其自身和外部世界的理解。麦克卢汉强调媒介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看重的则是人类的理性选择和主体性地位，“人要对技术和媒介做理性的选择，用以维持生存、发展自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他认为，媒介的演化服从人的理性，有无穷的发展潜力，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合理，越来越完美，人总有办法扬其长而避其短”。^[7]

因此，文化、传播、媒介的关系可以概括为：首先，人类创造文化，也需要在后天习得文化。创造和学习文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化传播的过程。没有传播，人类便无法完成文化的内部传承和外部扩散，文化将因此失去代代相传的管道和发展创新的环境。其次，媒介是文化传播得以实现的关键性技术手段和社会环境。媒介通过改变社会结构和人们的观念意识，影响着文化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媒介既是文化传播发生的场所，也是文化的一种物化体现，也就是说，“媒介不仅影响文化，而且变成文化，媒介就是文化”^[8]。再次，媒介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自身的需求决定了媒介样态演变的方向，社会规范和文化现实影响着媒介所传递的内容。

正因为文化、传播、媒介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与传播、媒介与文化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话题。在文化人类学领域，有诞生于19世纪末的“文化传播学派”，该学派主要分为德奥传播学派和英国传播学派，虽然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有所区别，但两派学者都坚持以传播的观点来解释人类文化的相似性。在传播学领域，媒介环境学派为探索媒介技术与人类社会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路径。无论是技术决定主义，还是非技术决定主义；无论是强调媒介技术在人类社会文化中的控制作用，还是突出媒介进化中人类的理性作用以及人类对于媒介影响的选择；无论是批判，还是拥护，研究者关注的核心问题始终围绕媒介技术是“如何嵌入社会，又如何影响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的^[9]。该理论学派此前的代表性研究对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大众媒介的文化意义做了精彩的探讨。^[10]对本土研究而言，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传播与地域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生存与发展等一系列研究课题已经得到多方讨论。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媒介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一方面，新兴媒介的强大功能在深度、广度、速度等不同维度上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加速了社会文化转型的进程。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生态多元而复杂、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传播参与者的媒介素养差异极大，媒介对文化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当人类迈进数字时代，网络媒介的出现对传媒行业、社会文化正在或将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无疑是当代研究者们绕不开的话题。

媒介与乡村社会发展和变迁研究走进本土传播学视野并开展实际的研究工作，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时间。该研究为什么会引起本土学者的关注，从它被提出的起点开始进行探究，至少可以发现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20世纪80年代初，“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大陆被引入，并且获得了局部‘合法身份’。在传播学学科身份不断得到承认，其影响日益扩大的过程中，国内研究人员从对外国传播学理论译介到在本土开展实地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传媒与乡村社会方面的研究工作自然属于在本土开展实地研究的一方面内容”^[11]；第二，现代媒介进入乡村，最开始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过程，承载着国家权力借现代媒介传递政策指令、整合社会思想、拉动乡村现代化进程的愿望和努力。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国家政策传播的需要，还是当地民众的主观要求，现代信息随着传播媒介源源不断地注入乡村社会，为农村民众带来了新的观念和现代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乡村社会持续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由于现代媒介的介入而更加彰显。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出于官方验证媒介拉动效应的需要，还是研究者的时代使命感使然，“媒介与乡村社会”的确是兼具现实和理论意义的话题。

在自上而下的话语体系中，现代媒介经由国家的行政力量进入乡村特别是少数民族乡村，难以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究其原因，中国的少数民族多分布于西部的崇山峻岭之间，而他们聚居的社区往往是较为偏僻的乡村。政治上的边缘，经济上的贫穷，文化上的弱势，地理上的偏远，人口上的少数，使少数民族群体在各种“地位”衡量指标上与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主流”社会产生了区隔。从历史上各朝各代汉族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带有明显贬义的称谓上也能得到印证。^[12]因此，在通行的社会话语中，现代媒介给少数民族乡村带来的是先进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在中国社会面临整体转型的时期，这样的信息所传递的必然是一种关于发展的方向性指导。从这个角度出发，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来自社会学、传播学的研究人员开始关注媒介给乡村社会，特别是给少数民族乡村传统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在不少研究者看来，少数民族民众的生活轨迹正在渐渐驶离几千年来的传统轨道，而“汉化”“城镇化”“现代化”正是对这一过程的习惯性表述。

对现代媒介与少数民族乡村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是需要通过实地调查才能完成的任务。这要求研究者进入少数民族乡村的日常生活，观察、发现和描述现代媒介对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和频度，面对媒介以及媒介提供的内容，当地人如何做出选择和评价，现代媒介在当地文化变迁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正因为如此，研究人群和田野调查地点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研究对象的选择，很难说是经过了事前的周密组织和理性考量。在多数情况下，我相信这是一种机缘巧合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研究者可调动的研究资源决定的。具体而言，往往是研究者发现某个地方的实际情况恰好与所研究的主题相关，同时，如果研究者恰好可以整合和调动在当地开展研究的各种资源，那么选择的做出便顺理成章了。至于选择的具体理由，通常是在研究过程中甚至是在开始写作时才慢慢呈现并发展完善的。

对于我自己而言，选择黔东南施洞镇作为研究对象也是出于上述考虑。应该说，最初吸引我的是朋友描述的当地精彩纷呈的苗族传统文化。而当我初到调查点的时候，并没有足够的把握根据施洞现代媒介的介入情况提出与主题相关并能给予回答的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信息占有的增加，问题的框架才逐渐清晰起来。关于本研究的选点，需要从两个层面给予回答：一是为什么选择苗族？二是为什么选择施洞？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摘录一段我在田野日志里的记录，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做出选择的初衷：

汽车穿行在黔东南的崇山峻岭间，公路常常在破山而开的空间中延伸，不时感觉到山间落石撞击底盘的震颤。施洞，这个如果不是因为调研才会出现在生命中的山中小镇，到底对我意味着什么？这比路途的颠簸和急转弯的离心力更让人无法享受乘车打盹的闲适。

听说这是一个研究文化变迁、文化融合极其适合的地方，听说这里常有中央民族大学、中央美院等高校的研究生来调研采风，听说这里的独木龙舟节每年都会吸引大量外国游客。听说这里沿清水江而建，顺流而下，往东进入湖南。明清时候的航运让这里靠着木材生意聚集了资本，当地的村民因富足而自信，对本族文化的自信。听说这里有苗族村寨吸收汉族文化的典型案例，这里有两湖会馆，有徽派建筑特有的风火墙，还有作为敌人的清王朝湘军将领苏元春的府邸。面对如此庞大的汉文化的冲击，当地村民仍然顽强地坚守着本民族的文化，就连祖上是汉人三代后已完全“苗化”的村民还是摆脱不了汉人的称谓——“丢（Diel）”。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在铺天盖地而来的大众文化随着现代媒介强势侵入的时代，本族人是否还能守护自己的文化？这是我要找到的答案。

根据研究观察和事后的思考，对于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与很多少数民族（特别是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相似，苗族主要聚居在中国的边疆地区，这里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居住于此的人们有着独特的社会组织、文化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生活发生突变，尤其是现代媒介在国家权力主导下突然大规模进入后，随之而来的媒介文化必然给当地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经验带来冲击。这一个案研究提出的少数民族文化在当代传播语境下的生存问题就不仅仅只对施洞这个苗族社区有用，而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第二，苗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而没有文字。由于不能通过文字进行记录和传播，苗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往往以口传心授为主。因此，苗族人生活中有很多节庆活动和仪式，通过一次次的现场讲述完成民族记忆的复述和传统文化的传递。这种注重过程和现场参与的古老的文化传承方式，为多数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群体所共有。问题在于，依赖口传心授的民族文化传承有其传播链条的脆弱性，在经济文化全球化和以汉文化为主的现代媒介文化的双重冲击下应该如何应对，不失审视和研究的价值。这种价值对于有着相似问题的民族而言，是具有普适性的。

第三，施洞位于黔东南苗疆腹地，其所属的台江县苗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96%，号称“天下苗族第一县”，而施洞的苗族人口占全镇人口的98%。^[13]即使在苗族文化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居全国各苗族社区之首的黔东南地区，也具有特殊的代表性意义。在方言、服饰、风俗习惯、工艺美术、社会组织等方面，这里集中了苗族文化的主要特征，是研究苗族的理想地点。此外，与贵州其他地区特别是黔西的少数民族不同，施洞地处清水江流域，“清乾隆初年开辟市场，为湘、黔水运交通要津”^[14]，航运的便利使这里自古便是苗汉文化交流活跃的地区，至今仍有大量过去汉人活动的遗迹。在如此长时期与异文化的接触中，施洞苗族既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同时不排斥外来文化，这体现了当地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与处于相对封闭的生存状态、缺乏跨文化交流以及因为长期的文化融合而导致本民族传统文化严重变异的地区相比，就当地人面对现代媒介的态度及其应对方式这个问题而言，施洞是一个理想的比较研究样本，值得对其进行考察和阐释。

第四，新中国成立以后，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先后进入施洞，电脑和互联网虽然在2000年前后也进入当地人的生活，^[15]但就实际情况而言，还远不如电视普及。除此之外，施洞镇与其下辖村寨的互联网使用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在镇区中心之外的村寨，如巴拉河村，通过电脑上网不过是最近两三年发生的事情。现在，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大众媒介已经成为当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施洞的社会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兴的数字媒介对这一社区的影响才刚刚开始。这种新旧共存、镇村相异的媒介使用状况一定是大多数少数民族社区共同经历的社会现实，为研究媒介在不同阶段、不同场景所发挥的不同作用提供了很好的比较样本。

在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等领域，研究者对出现时间较早且最为普及的电视在少数民族乡村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介逐渐深入少数民族乡村，这一新兴媒介在当地扮演的角色也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问题在于，一方面，对于互联网建构的新的媒介环境和作用机制、媒介使用现象背后的深层动机和社会心理、当地人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生存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之前的研究缺乏令人满意的回应。另一方面，不同媒介语境下的社会文化必然有不同的呈现形式和发展趋势，电视和网络作为“传统”和“新兴”两种媒介的代表，它们对少数民族乡村的作用究竟有什么样的承续关系，以媒介演进的视角将两者放在同一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中考察，在当前的研究中尚属少见。(www.xing528.com)

本研究的目的即在于对数字媒介时代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问题做出理论回应。研究基于黔东南施洞镇苗族社区的个案分析，以媒介演进的视角，关注当地人的媒介选择和文化态度，提供一种本地文化情境和媒介使用经验。在此基础上，试图搭建一个“媒介演进-文化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对现代媒介与少数民族乡村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进行学理性探索，针对媒介在当地苗族文化变迁中扮演的角色、苗族文化在当代传播语境下的生存状态等问题，展开分析与探讨。

本研究试图提供较为系统的考察媒介与少数民族乡村社会文化互动关系的思路、方法与工具，其理论意义如下。

1.扩展数字媒体理论的研究维度

当前的数字媒体理论研究多集中在对数字媒体自身的本体论、认识论研究上。在媒介与社会互动频繁，数字媒介对人类社会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今天，面对如此丰富的人类媒介行为和文化实践，如果数字媒体研究仍然封闭在对媒介特性、传播机制的推导和演绎中，将陷入纯粹哲学思辨的窠臼，难以形成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从而丧失作为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存在价值。

本研究是一个数字媒体理论与实践学习者，借用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大众媒介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介与少数民族乡村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所做出的理论回应，也是对媒介融合、媒介数字化趋势下，媒介与文化、媒介与未来人类话题的思考和探索。这样一种面向未来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扩展了数字媒体理论的研究维度。

2.对媒介环境学理论的继承和延伸

媒介环境学派是传播学领域研究媒介与社会文化互动关系的主要理论流派，该学派对此前在人类传播实践中占主体地位的电视的论述已经为关注这一领域的人们所熟悉。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介，其传播深度和广度远超传统大众媒介，同时兼具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特性，这必然给人类文化带来新的影响。

本研究在深入考察调查点民族传统文化生存状态的基础上，对数字媒介时代的文化模式和传播机制展开深入探讨，详细阐释了这些新的模式和机制在调查点引发的传播行为和文化实践。研究通过对调查点媒介内容形态和社会文化趋势的具体分析，探索数字媒介为少数民族文化带来的生存可能性。本研究赞同保罗·莱文森有关媒介演进“人性化趋势”的观点，强调人在媒介使用和文化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认为当地居民的理性选择才是决定媒介对当地社会文化施加影响以及苗族文化何去何从的关键因素。从媒介-文化关系角度看，本研究既是对媒介环境学理论在新的媒介语境下的继承和延伸，也为其提供了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本地经验和知识。

3.搭建媒介与文化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

互联网的出现为传播研究带来新的时代话语，新兴媒介给人类社会文化带来怎样的改变一直是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以往的研究，一部分执着于新旧媒介的优劣对比，似乎互联网的发明就是为了取代传统大众媒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另一部分则以媒介断代史的眼光关注某一种媒介的社会文化功能，传统大众媒介和网络媒介共存的现实被有意无意地屏蔽。然而现实是在数字媒介迅速发展的同时，口语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并未消亡，各种媒介在并存和融合的态势下共同对人类社会发挥着作用。因此，一方面，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执着地探讨不同媒介的优劣本身缺乏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将同时发生作用的媒介割裂开来研究，有悖媒介使用和文化生存的现实。

在探讨媒介对文化的影响时，应该兼顾历时性和共时性的问题。从历时的角度看，不同媒介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些角色有着一定的承续关系。从共时的角度，各种媒介在同一时代（特别是电视和互联网）对文化共同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因带有“共谋”的色彩，不大可能呈现出简单的逻辑。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人类社会及传播媒介的演变经历了部落化（tribalization）——非部落化（de-tribalization）——重新部落化（re-tribalization）的过程。受这一观点影响，本研究认为，在施洞社会发展及媒介演化的过程中，媒介形态经历了人际传播媒介（实物、口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印刷、电子媒介）——大众自我传播^[16]媒介（数字媒介）的演变，而媒介权力这一影响文化变迁的深层作用机制呈现出分散—集中—分散的变化。正因为如此，媒介对文化的影响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表现为一种建构—解构—再建构的螺旋上升关系。本研究试图建立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即媒介样态及进入途径分析—媒介权力结构分析—媒介的社会文化影响分析，在这一框架中探讨上述三种演变过程。

在少数民族社区的传播实践中，传统大众媒介和数字媒介共同对民族传统文化发生作用。因进入时间的不同以及城镇与村寨的差异，媒介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状态。本研究所建构的理论分析框架能够较为全面和准确地观察、描述媒介与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现实和趋势，为该领域的研究搭建可供参考的框架。

4.为“媒介与乡村社会”研究提供理论工具和样本素材

针对“媒介与乡村社会”这一母题，本研究采用质化研究为主、量化研究为辅的研究方法，引入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领域的进路和视野，为研究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跨学科理论工具。

研究对黔东南施洞镇苗族社区的个案剖析，为“媒介与乡村社会”这个宏大的命题提供了一个传播学、人类学研究的生动样本。此外，民族志研究的意义在于揭示鲜活的文化存在。本研究在对调查点社会文化生活和媒介使用情况的考察中，积累了丰富的田野工作素材和实证研究数据，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从这个意义来说，本研究具有特殊的方法论价值和案例积累意义。

1.为保护文化多样性提供启示

在全球一体化趋势下，文化作为民族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与政治、经济一道裹挟进世界范围的竞争-合作态势中，成为重要的竞争手段和合作资源。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格局^[17]，在以“中华民族”这一整体形象参与文化“竞合”的过程中，“多元”的民族文化能为作为“整体”的中华文化输入丰富的内涵和活力。因此，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存在是国家文化传播实践的客观需要。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中华文明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苗族独特而丰富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国际性”民族^[18]，苗族文化的特殊性存在，可以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提供海外回应的支点。同时，苗族传统文化崇尚自然的特性，与当前我国和谐发展的路径不谋而合。在媒介文化同质化严重的今天，苗族文化的异质生存将为一体的中华文化提供多元选项。

作为重要的现代要素之一，现代媒介在少数民族乡村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不应忽略的是，媒介的工具理性以及由其带来的媒介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媒介在为少数民族乡村带来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压缩着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导致民族文化在大众文化中的异质化生存受到冲击。本研究有助于正确认识媒介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认清少数民族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于保护文化多样性既是一种回应，也是一种启示。

2.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生存提供思路

当前，越来越多的民族文化研究者、地方政府、民族文化持有者已经认识到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紧迫性，因为面对现代媒介的冲击，很多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正面临消亡的危机。抢救民族传统文化不仅仅是空洞的呼吁，在很多地方已经落实为行动。但是，民族文化保护在现实中面临诸多尴尬。作为民族文化保护最直接的主导者和实施者，地方政府在落实中央民族文化保护政策时常常左右为难。一方面，地方政府面临发展地方经济的现实压力。如果将发展经济和保护文化作为考核行政能力的两项指标，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前者在日程上的优先性，因符合当前的国情而具有时代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不能说地方政府的文化工作人员对现代媒介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完全没有认识，但观察和理解媒介对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并思考如何应对不是他们的主要工作职责和专业范围，这样的判断不应该受到过多的质疑。因此，面对发展如此迅速的当代媒介语境，地方政府缺乏得法的应对措施不能单纯理解为一种行政不作为，而更多的是一种现实困难的体现。作为民族文化的持有者，少数民族社区成员的经历更是当前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众多矛盾的一种表征。本民族传统文化是当地人族群身份的象征，为其在众多民族中设定了本民族的边界，是某个民族得以存在的重要指标。一方面，提高生活质量是少数民族群众的权利。可以看到，现代媒介的进入确实给当地群众带来了生活上的诸多方便和提升。媒介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将当地人的生活带入现代化的轨道。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不知不觉中被当地人所遗忘或者放弃。另一方面，对少数民族群众而言，生活水平的提高让他们在媒介工具的选择上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但对于媒介内容，特别是当前在乡村地区占主流地位的大众媒介内容，村民们基本只有选择看与不看，而没有决定能看什么的权力。

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文化面对当代传播语境如何生存是一个系统化工程，需要民族文化研究者、地方政府、民族文化持有者等相关群体的共同行动。如何正确认识媒介特别是代表未来的数字媒介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有针对性地确定乡村媒介使用和文化实践的方向，也许是破题的关键。本研究以黔东南施洞镇苗族文化为样本，考察媒介在当地文化变迁中扮演的角色，从较为详实的田野工作资料和合理的理论分析出发，探讨数字媒介为苗族文化带来的生存可能性。研究无意提供缺乏实际意义的解决方案，而是通过分析媒介演进与文化变迁互动关系的基本规律，提供一种兼具时代性和前瞻性的思路，为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制定经济和文化发展战略提供有参考价值的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