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主流报纸中的中国形象研究：2007—2010

通过对这两年半里相关《致编者信》的对比分析，分别构建了《澳大利亚人报》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的读者群所认知的中国国家形象。 这两个形象有重合，但重合度有多高? 差异在哪里? 这部分将从个案和总体两个方面进行比较和分析。

一、两报《致编者信》中中国国家形象的个案比较

(一)气候变化

受陆克文大力推行减排政策影响，“气候变化”在两报的《致编者信》中都是热门话题，首先，针对这一个案，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比较。

两报读者的核心观点中，异同之处可参见图6.4：

图6.4　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家形象异同

从图6.4的比较来看，相同点不管在数量还是重要性上都远大于不同点，说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不管是《澳大利亚人报》还是《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的《致编者信》所构建的中国国家形象基本一致。 这一形象不是单独一份报纸的观点，而是基本得到了澳大利亚社会的认同，其主要部分就是：中国对气候变化有责任，虽未积极行动，但考虑到实际国情和发展历史，这一态度尚可理解。 在这一问题上的中国国家形象虽不算上佳，但亦不算差。

若要进一步改善，可行的方法在于：首先，对“气候变化”问题应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其次，让外国民众或媒体更好地了解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必须发展以解决民生问题的实际压力；另外，在未来的发展规划中作出明确表态，调整产业结构。

(二)中国投资

经济合作是中澳两国联系最密切的方面，因此，将两报读者对“中国投资”问题的观点进行对比很有必要。 这样，可以避免对单一报纸进行分析可能造成的观点狭隘或片面的情况。

上文经过搜索、过滤，从《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得到与“中国投资”直接相关的读者来信15篇，并进行了观点整理。

这里以同样的方法对《澳大利亚人报》进行过滤、搜索，得到与“中国投资”直接相关的来信27封，其中所表达的观点参见表6.7：

表6.7　《澳大利亚人报》2007年11月24日—2010年6月24日《致编者信》中与“中国投资”相关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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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Factiva数据库所供数据整理而成。

在“中国投资”问题上，《澳大利亚人报》《致编者信》的观点经整理可得到图6.5。

《澳大利亚人报》与《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的读者关于“中国投资”问题的观点相似点在于：

第一，关注的主要方面类似，包括中澳两国的经济联系、对待中国投资的态度以及中国的经济情况这三个方面。

图6.5　《澳大利亚人报》2007年11月24日—2010年6月24日《致编者信》中与“中国投资”相关的观点归纳

第二，对两国经济的联系，两报读者观点的一致性高，都承认两者关系非常密切。 中国在帮助澳大利亚渡过全球金融危机，促进澳大利亚经济发展方面作用重大。 没有中国的投资和市场，澳大利亚的经济将面临严峻考验。

第三，对中国投资的态度，虽有部分支持中国在澳投资的观点，但大部分读者认为应制定政策限制中国的投资扩张，不能接受中国继续在澳大规模投资，获取澳企更多的股份和澳更多的自然资源，认为这将使澳大利亚陷入被动和不利的局面。

第四，对中国的经济政策，读者们持否定态度，质疑中国以国家为主导的投资模式，认为这不是市场经济下应有的经济模式。

不同点在于：

第一，除了上面共同关心的三个方面，《澳大利亚人报》的读者还对澳大利亚的国内经济情况予以关注，认为中国之所以在澳大利亚获得大规模投资的机会，原因之一是本地投资乏力及澳经济疲软，不能对各大产业形成有效支撑而不得不借助外资的力量，他们对本国的经济情况似乎更为悲观。

第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看法，两报略有差异。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的读者看到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虽仍在稳步增长，却需要勉力维持经济增长与经济泡沫之间的平衡，略显艰难；《澳大利亚人报》则没有明确提出中国经济的问题，只是对澳大利亚经济过于依赖中国表示担心，认为这像是一场赌博，如果中国经济所带来的热潮衰退，澳大利亚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

第三，在中国经济发展方面，《澳大利亚人报》的读者不仅关注中国在澳的投资，也涉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倾向于认为中国投资的扩张是一种利用自身重商主义的贸易战略，是为了获取稀缺资源或必要能源而进行的部署，并不局限于澳大利亚一国。

二、两报《致编者信》中中国国家形象的总结在《澳大利亚人报》与《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所有的《致编者信》中，受澳大利亚民众关注的事件并不局限于上述个案，但无论对何涉华事件发表观点，总有一些内容重复出现，包括一些固定的词汇、事件背景和国家情况叙述。 虽然这些内容出现的位置不同，形式不一，但由于重复出现，不论是单独的词汇描述，还是成句的信息表述或成段的背景介绍，都会让读者对其中所包含的信息留下深刻的印象，达到“重复强化”的效果。

由于这一部分是对两报《致编者信》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所进行的总体比较，因此，将所有来信中对不同事件的评论内容进行提炼，而不局限于某一个案，所得到的中国国家形象基本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实力强大，未来潜力无限。 这不论在哪个领域的叙述中都有体现，在经济实力上，澳读者将中国与美国相比较，中国对澳经济的重要性无可替代；在军事力量上，中国领先于亚洲其他国家，具有挑战世界强国的实力；在发展潜力上，中国在今后几十年可能在各方面取得惊人成绩。 这一切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传达同一个信息，即现在的中国很强大，未来会更强大。

第二，中国对内管理制度存在不合理。 在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且信息获取不全面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媒体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政府在处理少数民族事务方面，缺乏基本的人权概念，对少数民族实行高压政策，切断他们的对外联系，甚至污蔑中国政府对敢于提出挑战的人予以流放，驱逐出境；抱怨中国政府在经济政策上，为保护国内经济而设置重重障碍，严格限制外资在中国企业所占的股份比例，对商品的进出口设置高额关税。

第三，中国对外扩张快且控制欲强。 歪曲诋毁中国要求所有国家遵循中国已有的判断，将所有被中国列为“恐怖分子”的人视作“恐怖分子”对待。 若有国家欲根据自己的意志进行判断，中国就会采取各种措施予以干涉；在经济合作上，质疑中国过度对外扩张，称中国在澳大利亚进行的大量投资是为了控制澳大利亚的企业和资源，且别有用心地强调中国的投资以国家为主导，对澳大利亚已经构成了潜在的威胁，需要引起警惕。

在个案比较上，虽然只对“气候问题”和“中国投资”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但结合对其他方面的综合梳理，得到的关于中国国家形象，有正面形象，如强大的中国、发展迅速的中国、潜力无限的中国；亦有负面形象，如需要警惕的中国、制度不合理的中国、扩张的中国。

综上所述，中国的强大和发展已经完全被澳大利亚社会所认同，但随之而来的理解和支持却远远不够。 在澳大利亚读者眼中，中国的负面形象超过正面形象，造成面对“中国”时，各类负面情绪较多，这些情绪包括：质疑中国的管理体制，质疑中国的对外政策，警惕中国的对外扩张，警惕中国的强大实力等。

中国寻求发展，维护国家统一，希望强国兴邦，和平崛起，这些是每个国家的合理追求，并不具有威胁性或侵略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包括澳大利亚媒体在内的外国媒体，在对中国进行分析描写时，都会不经意地或是故意地流露出担忧、质疑和警惕情绪。(www.xing528.com)

虽然偶尔也有对中国表示理解的观点，但对创建和谐宽容的国际环境而言，这些理解和支持远远不够。 值得一提的是，相对于在气候环境、政治安全问题上可能获得的理解，中国在民族宗教问题上，面对的异议更多，这对中国今后的发展非常不利。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需要通过改变沟通方式、扩大交流、积极表态等手段逐渐对现有的新闻框架进行修正，以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为中国今后的发展创造更友好的舆论环境。

三、新闻报道与《致编者信》的互动关系分析第三章和第四章根据《澳大利亚人报》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在军事安全、民族宗教和经济贸易领域的相关报道，构建了各领域的中国国家形象，但这个由媒体所构建的形象与澳大利亚民众所接受的形象是否一致? 在对媒体新闻宣传的研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媒体观点与民众看法之间的互动，也就是所谓的“效果”。 为了考察这一点，本章对新闻报道与《致编者信》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行比较，探究其中的异同。

(一)《澳大利亚人报》：“热比娅”事件

对《澳大利亚人报》进行中国国家形象构建时，在民族宗教问题上，选取了“热比娅”事件。 通过分析，梳理了澳大利亚媒体所构建的基于事件发展的新闻叙事框架：从中国对热比娅的态度到两国关系紧张再到事件影响扩大，最后两国关系缓和。 在这一受偏见影响的框架下，澳大利亚媒体所构建的中国国家形象亦被歪曲成“一个在事件处理上‘强势’、在一些观点上‘顽固而难以沟通’，但在利益面前‘现实’的国家”。 相对于被歪曲的中国形象，热比娅则被澳大利亚媒体一厢情愿地塑造成了一个“成功的女商人”“不屈的奋斗者”“伟大的母亲”“被压迫的弱者”。 这两个差异巨大的形象对比，会对读者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一部分，就“热比娅”事件相关报道的观点与读者来信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行互动分析，考察两者是否互相影响。

经搜索，共有七天的《致编者信》中有一封或多封读者来信对“热比娅”事件进行评论，按时间先后排序，同时对读者来信之前的新闻观点进行梳理，并据此制作图6.6(注：表中白色字体为相关读者来信之前的《澳大利亚人报》刊登的相关新闻观点，黑色字体为读者来信的主要观点，箭头表示观点发布的时间先后顺序)：

图6.6显示，报道的重点和读者的观点都在变化。

第一次读者来信前，新闻报道的内容集中在“墨尔本电影节”“新疆75事件”“热比娅的背景”及“热比娅访澳的影响”，这些内容相对客观，多为事实的陈述，当时读者的观点对澳大利亚政府给予热比娅签证有支持也有反对。

第二次读者来信前，没有相关的新闻，读者的观点有一些变化，反对政府的观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观点比较中性。

第三次读者来信前的新闻是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方的反应以及西方价值观的内容，这一次读者观点的角度发生了明显变化，从对澳大利亚政府是否应给予热比娅签证转移到指责中国政府的态度，这种观点在第四次及其后的来信中得到延续，并成为主流观点。

第五次读者来信前的新闻比之前相对温和，出现“缓和”“不强硬”等词，读者的观点也同样出现缓和，从之前对中国政府的指责抗议转变为相对中性的事实陈述和评价。

图6.6　《澳大利亚人报》2007年11月24日—2010年6月24日关于“热比娅”事件的新闻观点与读者观点互动
资料来源：根据Factiva数据库所供数据整理绘制而成。

之后的新闻观点多是对中国基本情况的说明及对这一阶段两国关系的评述，在内容上，没有对中国为何会反对热比娅访澳的解释，而简单将其归为政府的过度反应和两国间的误解，这对澳大利亚民众理解中国的立场并无益处，第六次读者来信的观点也反映了这一点。

最后的新闻内容是关于澳大利亚国内的政治斗争，与读者观点联系并不密切。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件逐渐趋于平和，两国关系需要重新修复，最后的读者观点正是对于此次事件根本原因的反省，出现在最后显得较为合适。

从上述分析可见，《澳大利亚人报》的新闻报道对其读者观点确实存在影响，读者观点会随新闻报道重点的转移而发生变化。发生最大转变的第三次读者来信前，报道谈到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对读者观点产生较大影响，直接导致读者观点从最初关注澳大利亚政府的做法变成指责中国政府的态度。 之后，中国基本失去读者群体的理解和支持。 后续报道亦未能对中国的态度作出合理解释，尽管在传达事态或情绪时，措辞稍有缓和，但民众既成的看法没有转变，局面对中国不利。

(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力拓案”

在对《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和新闻框架进行研究时，“力拓案”是代表案例，要了解该报新闻报道与读者观点的联系，此案也是最佳选择。

涉及“力拓案”的读者来信共有六封，整理其观点，可得图6.7：

图6.7中读者来信的时间相当集中，几乎所有的来信都集中于一周之内，只有最后一封信刊登于“力拓案”宣判前不久。

除了第三封来信，其他信中所表达的观点基本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认为澳大利亚应该采取谨慎、克制、理解的态度来处理这一事件，不能干涉中国的司法公正；第二类则对中国的司法制度表示失望，认为中国侵犯了胡士泰等人的基本权利。

图6.7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关于“力拓案”读者观点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Factiva数据库所供数据整理绘制而成。

这种变化的转折点出现在7月16日，16日前为第一类观点，16日这天第一次出现了关于侵犯人权的言论，但当时的态度比较克制，到21日读者观点彻底转变。

为了探寻这种观点变化的源头，对21日之前的新闻报道作一个梳理。 这一期间，可得“力拓案”相关报道54篇，其中，虽然没有整篇评论中国制度的报道，但几乎每天都会有相关内容出现。 对每篇报道截取主要的相关内容，按时间顺序排列，得到表6.8：

表6.8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在2009年7月21日前关于“力拓案”就中国制度发表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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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Factiva数据库所供数据整理而成。

这一时期的报道虽仍有“不能干涉中国司法公正”的内容，但数量有限，而关于“胡士泰等人未能享受其基本权利”“中国政府不提供案件信息”或“中国的司法制度不合理”的内容几乎每天都出现，极有可能导致了读者观点的变化。 尽管16日—21日出现的观点转变并不能完全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但由于重复出现的信息有让读者印象深刻的效果，很可能形成观点转变的基础。 新闻报道对读者观点的影响在此体现。

四、新闻报道与《致编者信》中中国国家形象的比较

新闻报道和《致编者信》中所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相似度非常高。

首先，中国强大。 两者不约而同地对中国已具有的实力表示认可，同时也认为未来中国的发展不可限量。

其次，中国管理制度不合理。 澳媒与澳读者在不完全了解事件前因后果的情况下，片面地认为中国在处理民族宗教和经济贸易事务上采取高压的手段，剥夺少数民族的人权，扰乱市场经济的秩序。

第三，中国难以沟通。 澳媒和澳读者对“力拓案”的发生毫无心理准备，在原因分析时，将主要责任归于中国，错误地认为中国有借“力拓案”以达到其他目的的嫌疑，故意利用本国司法制度使澳大利亚方面难以获得相关信息；而在新疆或西藏问题上，他们罔顾流血事件对无辜群众的伤害，一厢情愿地认定，中国政府应和热比娅等人进行对话谈判，来解决冲突，不应单方面采取各种措施不顾人权压迫对方。

第四，虽是不同的领域，但都有中国获得部分理解的主题，比如在政治安全方面，“中国威胁论”并没有完全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主流观点；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也有观点为中国鸣不平，可见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收获的并不完全是否定的观点。

除了这些相似点，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可以证明新闻报道会对读者的观点产生影响，有引导民众想法的作用。 进一步证明了媒体在构建国家形象上的重要作用。 要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就必须重视媒体的宣传，特别是新闻媒体。 在每一个大事件发生时，政府需要作出及时恰当的反应，这不仅是对国内民众负责，也是向国外媒体和民众展示一种态度，循序渐进地从根本上对新闻报道的框架产生影响，以改善中国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