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热比娅”事件相关涉华报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后,应进一步研究构建这一形象的新闻框架。 本节将从重要性、消息源、标题立场三个方面进行相关新闻框架分析。
首先,了解这些报道在时间上的分布情况,参考图3.3:
图3.3 《澳大利亚人报》2009年7月—2010年6月“热比娅”事件相关涉华报道的时间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Factiva数据库所供数据整理绘制而成。
2009年7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发生“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2009年8月,热比娅访澳;7月、8月是事件连续发生的时间。 从图3.3上可知,7—10月这四个月的报道相对比较集中。 实际上,在10月之后的报道中,“热比娅”事件已经不被作为报道的重点,而往往是在分析中澳关系或中澳合作时,将此作为曾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而提起。
有鉴于此,分析的重点应放在2009年7月至2009年10月这四个月的报道高峰期,这期间共有82篇涉华报道。 相较于后期的相关报道,这些新闻更能集中反映澳大利亚媒体对“热比娅”事件的报道框架以及在这个框架里所构建的中国国家形象。
确定待研究的样本范围后,下一步的分析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重要性分析,这是对报道受媒体重视程度的分析;其次是消息源分析,包括报道的来源和作者,这是媒体报道角度的一个衡量标准;第三是标题立场分析,这是考察媒体报道事件所采取的立场。
一、重要性分析
报道是否受到重视,主要考查两个方面,一是否为头版新闻,二报道篇幅的长短。 能否上头版,对一条新闻来说非常重要。 从稿件分析方面,头版新闻是新闻价值最大、来源最权威的新闻事实,也最能体现编辑、编排思想。 在新闻版面和板块中头版新闻占据最有利位置,甚至会用最醒目的字体和颜色,在视觉上处于突出位置,但也由于头版篇幅有限,能成为头版新闻的只有很小一部分。 另外,头版新闻追求重、快、精、简的事实报道,在头版刊登一部分新闻稿后,在其他位置继续进行相关系列或后续报道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这样的情况仍应作为头版新闻处理。 对“热比娅”事件的相关涉华报道进行篇幅和版面统计,得到表3.6:
表3.6 《澳大利亚人报》2009年7月—2009年10月“热比娅”事件相关涉华报道的篇幅和版面情况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Factiva数据库所供数据整理而成。
在82篇报道中,全报头版有7篇,地区性头版有7篇,合计14篇头版,头版率达到17.1%,比例较高,但由于这些新闻都是中短篇报道,在重要程度上打了一个折扣。 与下文将分析的“力拓案”相比,“热比娅”事件的新闻重要性显得相对低一些。
就报道篇幅来说,除去5 篇300 字以下短篇新闻和18 篇1000字以上的长篇新闻,中篇报道占绝对多数,是对事件相对详细的报道。 综合这两方面的情况来看,“热比娅”事件虽足以引起澳大利亚媒体的关注,但并没有达到焦点的程度。 由于观念分歧,这一事件虽对两国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由于其本身重要性的限制,两国关系的恢复相对较快。
二、消息源分析
这里,需要关注新闻的撰写者,也就是记者,他们对新闻的影响不可忽视,因为新闻就是他们的产品。 每一个报社都有自己的风格,记者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自由地撰写新闻、进行报道,但这些新闻稿必须引起他们的上级的兴趣,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新闻。为了让自己的新闻稿能有更高的采用率,记者们往往会尽可能让自己的稿件接近本社的风格。 记者在遇到可能的新闻题材时,不仅要懂得如何寻找新闻,如何找到合适的角度切入,而且要掌握如何将新闻内容放入一个合适框架的技巧。 尽管如此,记者在撰写或编辑新闻稿时仍不可避免地会带上个人色彩。
另外,在采编新闻时,严格来说,各大报社算不上完全独立。因为不同报社获得的新闻题材往往是同一事件,特别是在发生重大事件的情况下,所以会有“抢新闻”一说。 毕竟新闻是对实际发生事件的报道,在讲求真实性的新闻行业,凭空捏造事件来博取眼球的行为是最大的忌讳,会被所有人鄙视,被整个行业唾弃,甚至可能触犯法律底线。
为了获得更多关注,报社会更青睐一些符合本社风格且角度新颖的稿件。 因此,在做最终发稿决定时,稿件范围往往并不局限于本社记者的新闻稿,也可能会采用非本社记者的稿件。 这种相对自由的规则有利于新闻行业的发展。 认清这一现状对这部分的研究有积极意义。
研究时间范围内“热比娅”事件的相关报道共82篇,其中,由于报纸版本不同而重复刊登的报道有35篇,统计不重复的47篇新闻报道的作者,得图3.4:
图3.4 《澳大利亚人报》2009年7月—2009年10月“热比娅”事件相关涉华报道作者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Factiva数据库所供数据整理绘制而成。
首先,新闻报道的作者非常集中,前两位的稿件数量超过半数,其他记者都只有一两篇,最多不超过四篇。 一个人完成约半数稿件的Rowan Callick是《澳大利亚人报》的中国特派记者,为该报撰写了大量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闻报道,并屡获殊荣。 他在中国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担任中国特派记者期间,是《澳大利亚人报》的中国首席记者,所撰写的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数量也是最多的。 第二位的Greg Sheridan 1984年加入《澳大利亚人报》,是该报的亚洲问题专家,出版有这方面的专著四本,曾在北京居住,1992年起担任该报的国际编辑。 从他们的背景资料看,《澳大利亚人报》有自己的“专家”负责关于中国的报道。他们的稿件被大量采用,成为该报关于中国报道的主要来源。 中国报道由专人负责,相关人员均具有相当的中国知识背景,这是《澳大利亚人报》涉华报道在来源方面最大的特点。 换个角度看,有专属稿件来源,且来源专业,也是一份大报应具备的条件。
其次,这些作者中有些本身不属于《澳大利亚人报》的记者。根据Factiva数据库的信息,如Lenore Taylor和Amanda Meade属英国《卫报》(The Guardian);Natasha Robinson属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ustralia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Paul McGeough服务于《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也为《时代报》和《堪培拉时报》(Canberra Times)撰写文章;Catherine Armitage服务于《悉尼先驱晨报》,同时也为《堪培拉时报》《时代报》和《伊拉华拉水星报》(Illawarra Mercury)撰写文章;Patrick Walters属《塔尔萨世界报》(Tulsa World);还有Stephen Smith服务于《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和《西部新闻晨报》(Western Morning News)。 这部分记者的稿件数量不多,来源多是澳大利亚本土报纸和部分英国报纸,这恐怕与澳大利亚的英联邦属性密切相关。
可见,新闻稿件的来源,《澳大利亚人报》并不局限于自有渠道,而在多方面有着更为广泛的渠道。 这恐怕与新闻业的一个特点有关,即一些权威较高的报纸往往会成为其他报纸的新闻来源,这些记者所属的各家报社都相当有名望。
上面的分析中也已提到,各大报社之间无法完全避免互相影响,即使是不同的报纸,在新闻框架的构建上亦不免会有相似之处,特别是一些发行量大的权威性主流报纸往往能代表绝大多数人的观点。 这在涉华报道上亦是如此,因此,对澳大利亚某一份或两份主流报纸的研究,可以作为了解澳大利亚媒体所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及所采用的涉华报道新闻框架的参考。
三、标题立场分析
标题是新闻的眼睛,在阅读新闻的时候,首先读到的就是标题,标题会最先把与后面详细报道内容有关的核心信息传递给读者,同时,还能让读者了解报道的倾向与立场。 在与“热比娅”事件相关的47篇不重复刊登的新闻中,根据标题和报道的主要内容进行分类,得到表3.7:(www.xing528.com)
表3.7 《澳大利亚人报》2009年7月—2009年10月“热比娅”事件相关涉华报道报道内容和标题态度分类
资料来源:根据Factiva数据库所供数据整理而成。
在大部分情况下,报道的标题已经表达了新闻的态度,即对相关内容的看法是肯定还是否定。
首先,对这一系列事件的导火索——“新疆7·5事件”进行报道的新闻数量非常有限。 新疆骚乱发生于7月5日,但《澳大利亚人报》直到7月23日才刊登第一篇相关报道,而且内容并非针对骚乱事件本身。 这篇新闻是关于由于墨尔本电影节主办方准备在电影节期间播放介绍热比娅的纪录片,邀请她出席墨尔本电影节开幕式,三位中国导演决定撤回准备参展的电影,退出电影节的新闻报道。 可见,在“新疆7·5事件”发生时,澳大利亚媒体并没有给予重视,甚至可以说,是忽视的。 但当其他与澳大利亚相关的事件相继发生,事态进一步发展以后,澳大利亚媒体给予的关注度也呈直线上升。 其实,从报道数量的时间分布表上也可以看出,报道数量的最高峰是在8月,而不是7月,到9月、10月,事件的影响还在,报道数量也较多,再往后,事态趋于平缓,只是在其他报道中仍会时不时提到由于这一系列事件带来的连锁影响。
其次,与中国的处理和态度相关的新闻标题中均带有明显的态度倾向。 但在时间分布上,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媒体态度的变化。 前期以否定的态度为主,如8月初的China protests against visit by Uighur leader,8 月中的Chinese pressure media-Call for press club ban 等。 随着事件的发展,中国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变化,更趋于缓和而不再咄咄逼人,澳大利亚媒体的新闻标题也显得更为肯定而积极了,如8月下旬的Australia feelings thaw in Beijing,10月的Chinese push to heal rift等,都是中国为了修补与澳大利亚关系的尝试。 当然,这种局势的缓和也有澳大利亚政府的作用,陆克文在此期间不接见达赖喇嘛的表态,受到中国的欢迎。 在中澳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逐渐恢复正常。
第三,澳大利亚媒体在评价澳大利亚政府的处理方式和所采取的态度时,似乎更加冷静客观,大部分的标题里都没有明确表示态度的关键词,而只是对事态或措施进行简述,如Diplomats must pull their heads in 等;明确持否定态度的标题不多,仅有两篇,但都针对中国,标题分别是CHINA HAS NO RIGHT TO CENSOR IN AUSTRALIA 和Freedom's not just another word for nothing else to lose,这两个标题都明确表达了对中国行事方式的不满;另有两篇持肯定态度的新闻,标题分别是PM's stand on Beijing pleases Obama 和We decide who gets visas:PM,都表达了对澳大利亚现有立场的支持,对中国表现出一定的强硬态度。
第四,这一系列事件的影响范围很大,不仅涉及民族宗教,或政治外交方面,甚至还牵涉了经济贸易方面。 在与事件后续影响有关的报道中,大部分都是受该事件波及的内容,尤以经济方面居多,如China's billions for gas-$50bn Gorgon deals 等。 这些报道大多都谈到了因“热比娅”事件而导致中澳关系紧张,进而影响了中澳两国的经济合作。 大部分报道采取了比较客观的陈述方式。 在表达明确态度的标题中,以否定态度居多,如Bad blood to worsen Chinese tourism、China's investment flooding offshore等,其中的关键词“worsen”“offshore”是相对消极悲观的描述,表明澳大利亚媒体既看到了两国合作受阻,也看到了由于合作不顺所带来的损失。 到事件后期,出现少量表示肯定态度的标题,显示两国关系出现缓和,经济合作开始复苏,如Re-enter the dragon:it's business as usual with China,这个标题特别强调了与中国经贸合作的恢复;又如Conducting the revival,表达了对未来发展的期待。 这类标题虽然有些表明态度,有些未表明态度,但它们都是“热比娅”事件对两国关系影响程度及影响范围的最佳标注,中澳两国间的经济合作是两国关系的风向标。
最后,还有一类报道探讨了事件原因。 在这部分报道里,澳大利亚媒体都站在“热比娅”一边,对其表示支持。 文章有两篇,其中Courage of her convictions,对热比娅本人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完全不赞同她是一个恐怖分子,而相信她是在为她的人民斗争;另一篇Domestic fears dominate in China,对中国的民主进行了质疑,将中国政府描述为专制政府,文中写道:“The government determines how much,if any,criticism reaches China.”澳大利亚媒体根据自己的认知和掌握的情况,武断地认为热比娅的民主斗争有理有节,而中国政府的态度则强势不民主,不容许不同的声音出现,对所有持不同政见或观点的人一律采取压迫政策。 报道中这种片面失实的观点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亟待修正。
四、新闻框架分析
经过上面的分析,对这些涉华报道的新闻框架作一个梳理,这一框架基本可以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中国对热比娅的定位
在澳大利亚媒体所构建的这一新闻框架里,热比娅的个人形象完全不同于中国政府所定义的“恐怖分子”。 相反,她有个人魅力“charismatic”,也有勇气“courage”,虽然能力有限“small”,但在面对强大的中国政府时却能做到坚强不屈,“She is opposed to violence of any sort.Her people's struggle for self-determination is not a religious struggle,she says,and must be waged exclusively by peaceful means.”(“她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 她表示,她的人民为了民族自决权的斗争不是宗教斗争,而且必须以和平方式进行。”)澳大利亚媒体对热比娅所进行的描绘都是正面形象。 虽然中澳两国媒体对热比娅的定位截然相反,但由于澳大利亚民众对澳大利亚媒体的熟悉度和信任度更高,因此,这种反差让澳读者相对更容易接受两条信息:一是热比娅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二是中国政府的说法值得怀疑。 受此影响,在热比娅与中国政府的冲突中,澳读者会更倾向于质疑中国政府,而对热比娅表示支持。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导向错误,他们没有意识到片面信息和固有偏见在这一观点形成中所给予的致命影响。 但这一错误的认识却是相关新闻框架的基础,可以预见,以此为基础的新闻框架所构建的中国国家形象必然会出现歪曲。
(二)两国关系紧张
澳大利亚媒体在这个框架部分里,将两国关系紧张的主要责任归于中国。 因为中国政府强硬的态度,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ried to pressure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into cancelling a nationally televised speech by Uighur leader Rebiya Kadeer,scheduled to take place today.”(“中国政府给国家记者俱乐部施压,意在使其取消一场原本安排在今天的热比娅全国电视讲话。”)在澳大利亚媒体看来,中国政府“反应过度”,不仅对热比娅的相关活动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还对澳方施加压力。 “Kevin Rudd has decreed his government will never‘get a permit slip from another country’before deciding who should receive a visa to enter Australia,as the Coalition made contradictory statements about whether it agreed a visit by Uighur activist Rebiya Kadeer should have been allowed.”(“由于联合政府对是否应给予热比娅签证问题上表达了矛盾的态度,陆克文宣布澳大利亚政府在决定什么人可以获得入澳签证前不需要‘从他国得到许可’。”)中国政府对热比娅访澳及其他活动的抗议被认为“没有道理”,澳媒表达了对澳大利亚政府的支持,在他们看来,给谁发签证是澳大利亚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得到中国的允许。 中国对澳政府处理决定的干预,是对澳大利亚内政的指手画脚,不能接受。
(三)事件影响扩大
随着事态的发展,影响逐渐扩大到其他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所受影响最大。 “Diplomatic tensions are high due to the situation with the Rio employees and the recent visit to Australia of exiled Uighur Leader Rebiya Kadeer,...”(“外交方面紧张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力拓员工的事件和最近被流放的维吾尔领导热比娅的访澳活动,……”)中澳两国由于“热比娅”事件,外交关系高度紧张,经济合作受到影响。 “Another tour operator said customers had expressed concerns about travelling to Australia.‘If you've never been to a country and all you know is the media reports on Rio Tinto and Rebiya Kadeer,then it's understandable some people will feel uncomfortable,’the Chinese tour operator said.”(“另一家旅游经营商表示游客表达了前往澳大利亚的担忧。 ‘如果你从未去过那个国家,你所知的一切就是关于力拓和热比娅的媒体报道,那么,一些人会感到不舒服是可以理解的,’这家中国的旅游经营商说。”)此外,旅游行业因两国关系紧张受到冲击,“热比娅”事件使中国游客的赴澳热情受到打击。
在这场两国外交的博弈中,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中澳两国合作受到一定影响,但两国之间存在根本的共同利益,将两国联系在一起,为了两国共同的未来,这种僵持紧张的外交局面必然不能长期存在。 这就要求在事件发展到某一阶段时,两国有默契地互相妥协,共同努力,以创造一个更和谐而有利于两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即该新闻框架的最后一个部分。
(四)两国关系缓和
由于“热比娅”事件而一度僵持紧张的中澳关系,在两国互有默契的让步与妥协下,开始出现缓和。 第一篇有事态缓和信号的报道出现在8 月下旬China still interested in Asia-Pacific plan,文中提到“Australia's battere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has not diminished Beijing's support for Kevin Rudd's vision for an Asia Pacific community by 2020,the Prime Minister's special envoy said yesterday.”(“澳大利亚与中国受损的关系并未减少中国政府对陆克文所提出的2020年亚太共同体这一愿景的支持,总理特使昨天说。”)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不会放弃澳大利亚这个合作伙伴表示了信心。
之后,在9月中旬,“Australia is back as a favoured destination for Chinese investment.”(“澳大利亚作为中国投资的热门目的地回到了大众视野。”)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经济合作开始出现复苏迹象,“The latest figures from Australia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show there has been little impact from the present tensions,with student enrolments from China across all Australian education sectors up 18.3 per cent in July on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来自澳洲国际教育的最新数据显示,两国紧张的关系并未对教育行业造成大的影响,澳教育领域中7月来自中国的学生注册数量较去年同期上升了18.3%。”)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同时出现转机。
10月,澳大利亚的一些动作在修复中澳关系上意义重大,如总理陆克文作出了不接见达赖喇嘛的决定。 这一承诺对中澳关系是一剂最好的强心针。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国家统一,无法接受外国政府接待达赖喇嘛等分裂分子的行为。 陆克文的这一决定展现的是对中国友好妥协的态度;另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澳大利亚也有让步,“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use its compromise position on climate change to help repair its tattered relations with China,sending Climate Change and Water Minister Penny Wong on a flying visit to China next week as global shuttle diplomacy on the issue escalates ahead of December's Copenhagen meeting.”[“联邦政府将利用其在气候问题上的妥协来修复受损的中澳关系,下周气候变化与水资源部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将对中国进行闪电式访问,这是其在12月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前开展的全球穿梭外交。”]为了将中澳关系从低谷拉回来,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水资源部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之前,以妥协的姿态就相关问题访问中国。
澳大利亚的示好得到中国回应,“China and Australia will use the visit of Vice-Premier Li Keqiang,who arrives in Sydney tonight and is on course to become the Premier in two years,to re-boot the relationship that has hit the rocks this year.”(“中澳两国将以今日抵达悉尼的李克强副总理访澳来重启今年触礁的外交关系,李副总理将在两年内成为总理。”)中国政府随即表明态度,曾一度被推迟的李克强副总理访澳行程终于实现,标志着两国关系重新步入正轨。
至此,这一新闻框架的最后部分搭建完成。
综上所述,“热比娅”事件所采用的新闻框架,可以这样总结:澳大利亚认为中国对热比娅的态度不对,而中国态度强硬,分歧使两国关系受挫,影响到其他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但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两国都作出让步,使两国关系重新步入正轨。
中国在新疆和西藏问题上,经常被西方国家所诟病。 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人权,西方国家似乎总将中国看作一个专制国家,难以容忍不同政见的存在,会对一些人进行迫害,却不能理解中国为了国家主权、国家统一而采取的相关措施。 即使是号称“中国通”,对中国非常了解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认同中国。 他在北京大学所做的演讲就曾表示“西藏的确存在重要的人权问题”。 陆克文公开谈论这一敏感话题,批评中国的做法,却得到了澳大利亚国内舆论的广泛支持。 这种普遍存在于西方社会的偏见对中国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非常不利,但要对建立于此偏见之上,普遍存在且存在已久的相关新闻框架作出修正,却困难重重。 因为必须从根本观念着手,只有改变外国媒体或民众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让他们了解背后的原因,才有可能获得理解,继而实现中国国家形象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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