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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媒报道:热比娅事件对中国形象的影响分析

时间:2023-11-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有鉴于此,在对澳大利亚媒体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行研究分析时,民族宗教方面的国家形象亦是重中之重,应予以重视。这种“怀疑”不仅针对中国对热比娅本人的定位,也会影响对相关事件的观点和评论,而不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若澳媒所传达的这一片面看法在“热比娅”事件或其他同类事件中不能有所改变而反复出现,则很容易让澳民众形成相应的固有观念,会对中国在民族宗教领域的国家形象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澳媒报道:热比娅事件对中国形象的影响分析

中国的少数民族管理问题常被外媒作为批评的题材,中国政府也是饱受困扰。 虽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成效并不显著。 中国政府在对外宣传及这方面的国家形象构建上是否有忽略之处? 如何才能改变目前这一尴尬的局面? 只有回答好这些问题,才能扭转所面对的不利情况,真正改善中国国家形象,继而在将来的国际交往中占得先机。 有鉴于此,在对澳大利亚媒体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行研究分析时,民族宗教方面的国家形象亦是重中之重,应予以重视。

在陆克文任期总理的两年半里,若提到民族宗教事件,2009年的“新疆7·5事件”及随后的热比娅访澳和墨尔本电影节这一系列事件可谓影响最大,引起最多关注,以下为了表述方便,统称为“热比娅”事件。 在事件的相关报道中,中国的国家形象如何被呈现? 这是本节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关键内容分析、重复出现的内容、图片框架分析是三个主要的切入角度。

一、关键内容分析

首先,整理出《澳大利亚人报》中分别从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角度出发,对热比娅个人进行描写时所使用的词汇,得到表3.5:

表3.5 《澳大利亚人报》及其所引用的中国方面对“热比娅”个人的描写

资料来源:根据Factiva数据库所供数据整理而成。

从整理结果看,直接用于形容“热比娅”的词并不算丰富,但非常集中,且中澳双方在用词上泾渭分明。 中方使用的全都是贬义的称谓或形容,而澳方则都是褒义或中性的,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相较而言,由于平日多接触本国媒体,普通澳大利亚民众和政府对媒体言论和观点的接受度必然会更倾向于澳媒。 在这种情况下,中澳双方表述上巨大的差异很可能会引起民众对中方的怀疑心理。 这种“怀疑”不仅针对中国对热比娅本人的定位,也会影响对相关事件的观点和评论,而不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 相关报道中有表达类似观点的语句出现,如“More Australians are hearing Rebiya Kadeer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ctions.Probably the lion's share of the attention Kadeer has garnered in Australia has come because of Beijing's wild overreaction.”(“更多的澳大利亚人由中国政府的行为而倾听热比娅的言论。 或许热比娅所获得的最大关注就是由于中国政府的过度反应。”)这种心理认知差异所产生的反作用使中国政府对“热比娅”的指责反而让她显得更弱势无辜,更易获得关注,从而赢得澳大利亚社会乃至国际社会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这种容易引起相反效果的宣传方式需要被重新审视,对热比娅个人给予过多关注的对外宣传策略效果有限,中国应在考虑实际宣传效果的基础上寻求更有效的策略。

二、重复出现的内容分析

在一系列新闻报道里重复出现,既是内容重要的体现,也往往会让读者产生更深刻的印象。 这些重复的内容对澳大利亚民众如何构建中国国家形象有重要影响,甚至可能起关键作用。 在“热比娅”事件的相关涉华报道中,重复出现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热比娅的背景,如“Rebiya Kadeer,once one of China's wealthiest businesswomen and now,living in exile in the US,president of the World Uighur Congress.”(“热比娅·卡德尔,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曾是中国最富有的女商人之一,而今流亡于美国。”)“A small woman in her early 60s,the mother of 11 children and many more grand-children,at first she seems quiet,but as the interview progresses she speaks with a fiery passion.”(“一个小小的60岁出头的女人,她是11个孩子的母亲,也是更多孩子的奶奶。 起初,她看上去很安静,但随着采访的进行,她爆发了如火的热情。”)热比娅被描述成一个有魅力的成功女商人,被驱逐的维吾尔领袖,很多孩子的母亲,是一个较为正面的形象。

第二,热比娅的诉求,如“Kadeer wants a dialogu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which would hardly seem unreasonable.”(“卡德尔想与中国政府对话,这看上去并无不合理。”)“Rebiya Kadeer is due in Australia next week at the Melbourn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for a showing of The 10 Conditions of Love,a documentary about her and husband Sidik Rouzi's struggle for real autonomy and religious freedom for the mostly Muslim Uighurs in their Xinjiang homeland.”(“热比娅·卡德尔应于下周抵澳参加墨尔本电影节上《爱情的10种条件》的展映,这部纪录片讲述了她与其丈夫Sidik Rouzi在他们的家乡新疆为大多数穆斯林维吾尔族人所进行的争取真正自治与宗教自由的斗争。”)澳大利亚媒体将热比娅的诉求表述为“希望与中国政府对话,寻求新疆的真正自治和宗教自由”,而忽视了其分裂祖国、组织暴力活动的真实面目。 中国政府对其诉求不能予以考虑或接受则被歪曲成一种“不合理行为”。 若澳媒所传达的这一片面看法在“热比娅”事件或其他同类事件中不能有所改变而反复出现,则很容易让澳民众形成相应的固有观念,会对中国在民族宗教领域的国家形象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中国政府的干扰,如“Take the enormous effort that has gone in to trying to stop exiled Uighur leader Rebiya Kadeer visiting Australia,or speaking to the public and media once here,or the documentary about her being screened.”(“付出巨大努力以阻止被流放的维吾尔领导热比娅·卡德尔访问澳大利亚,或阻止她在这里对公众或媒体发表言论,或干扰关于她的纪录片放映。”)对热比娅赴澳或在澳大利亚的一切活动,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反对阻止。 这是从澳大利亚媒体的角度对中国措施的描述,以“take the enormous effort”(“做了巨大努力”)、“did everything it could”(“做了能做的一切”)这类较为极端的表述强调中国为阻挠此事用尽办法,间接表达了一种“不满”的态度;在中国反对澳政府给予热比娅赴澳签证一事上,则直接表达了这种“不满”,认为是否给予签证是澳大利亚的决定,中国不应干预。

第四,中澳两国的联系,如“But the core complementary elements that have increasingly driven the economies together-Australia's need for capital and for markets,China's need for inputs for its industrial machine,and for international enmeshmenthave not changed.”(“但是两国关键的互补元素将两国经济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澳大利亚对资本与市场的需求,中国对投资、工业机械以及国际合作的需求,这些都没有变化。”)中澳两国间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密切,牵涉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这些澳大利亚媒体亦了然,因此,他们对两国合作的继续亦持乐观态度。

第五,中国政府的态度,如“Any criticism of China's government is construed as an attack on the Chinese people.Massive over-reactions in Xinjiang and Tibet threaten to radicalize those populations.”(“任何对中国政府的攻击都被解释为对中国人民的攻击。 在新疆与西藏发生的大规模反应过度的行为使中国人感到威胁而激化了他们的态度。”)“China's state-run media have also cited adverse coverage in the Australian press as evidence of anti-Chinese attitudes.”(“中国的国有媒体也引用了澳大利亚媒体中负面的言论,并将其作为反华态度的证据。”)澳大利亚媒体将中国描述成一个夸大情况、歪曲事实、缺乏民主精神的国家。但这些描述缺乏依据,均为主观臆测,是对中国不负责任的负面报道,反映了澳部分媒体对中国存有根深蒂固的偏见。

从这反复出现的五大内容来看,在《澳大利亚人报》“热比娅”事件的相关涉华报道中,中国的国家形象在热比娅“良好”个人形象和“合理”诉求的双重衬托下,显得强势而不近人情。 澳大利亚媒体中存在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导致所刊登的新闻在报道或分析事件时,采取的角度有失公允,片面地认为中国政府拒绝对话、拒绝交流,对热比娅的活动竭尽所能进行干预的态度或措施不合理,但中澳两国间密切的联系又注定两国外交不可能因为一个“热比娅”而长期处于互相僵持的状态。 这既是对两国媒体立场会产生差异的一种解释,也是对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的预测。

三、图片框架分析分析《澳大利亚人报》中“热比娅”系列报道的图片框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即图片类型与图片基调。

(一)图片类型

根据图片的主要内容,对报道中出现的图片进行分类,对图片所表达的意义进行探究。

“热比娅”系列报道的图片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作者图片——即文章作者的大头像,并辅以文章主要内容的介绍;二是漫画图片——即以漫画的形式调侃时事,发表见解;三是人物形象,即人物特写,整张图片中较少环境干扰,主要目的是介绍人物或刻画人物的细节。

第一类作者图片,这类图片只有一张。

图片来源:《澳大利亚人报》2009年8月19日头版新闻China’s billions for gas 的配图。

这类图片的出现主要是对作者、文章内容和版面作一个简单介绍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对新闻内容或者观点表达的影响不大,此处不予进一步讨论。

第二类漫画图片,这类图片也只有一张。

图片来源:《澳大利亚人报》2009年8月11日头版新闻Chinese pressure media 的配图。

这是新闻Chinese pressure media 一文的配图之一,这篇报道共有两张相关配图。 从版面上看,图片不大,但头版的位置和配图数量的优势也足见媒体的重视。 漫画中更值得关注的并非漫画本身而是其中的人物对话。 这一组问答用调侃的语气对中国给媒体施压的行为予以了嘲讽,所传达的态度是对中国的“媒体管理”政策不赞同。 国外媒体在缺乏对中国国情了解的情况下,经常根据自己的主观理解和判断,对中国的媒体管理政策表达不认同的看法,这在澳大利亚亦不例外。

第三类人物形象,这类图片以展示个人形象为主,共五张。根据图片上的人物,可分为包含与不包含热比娅个人两种。 先看第一种,即三张包含热比娅个人的图片。

图片来源:《澳大利亚人报》2009年8月11日头版新闻Chinese pressure media 的配图。(www.xing528.com)

图片来源:《澳大利亚人报》2009年8月12日第二版新闻Take our exiles,urges Uighur leader 的配图。

图片来源:《澳大利亚人报》2009年8月11日第二版新闻Pressure test for press club on ethnic leader 的配图。

这三张新闻图片,不仅展现了包括动作、表情和所处环境在内的人物细节,而且人物重点非常清晰。 两张是热比娅的个人照,展现她的个人形象;一张是双人照,画面上是包括热比娅在内的两个人物所进行的互动。 这三张照片的内容可以认为是对热比娅形象的良好塑造,分别展现了“无助的热比娅”“热情的热比娅”和“友好的热比娅”。

第一张图片里的热比娅在议会大厦前,表情质朴虔诚,表明是来寻求帮助的,而不会给人以咄咄逼人的感觉;这一内容正好与上文所提的新闻报道Chinese pressure media 里中国政府对媒体的“高压”及那张漫画的调侃嘲讽形成对比和呼应,更好地展示了“无助的热比娅”这个形象。

第二张图片里的热比娅占据了整张画面,黑色的背景正好让人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热比娅身上,热比娅的表情和手势正好是在演讲进行的过程中,显得格外生动自然,从画面就让人感觉到她的热情洋溢。

第三张图片里是热比娅与工党议员迈克尔·丹比(Michael Danby)的互动。 画面上除了作为主要人物的他们俩,还有两位工作人员,每个人都面带微笑。 热比娅与迈克尔·丹比边握手边前行的动态表现得非常清楚,热比娅的友好形象展露无遗。 这篇Pressure test for press club on ethnic leader 的报道同样配有两张图片,与热比娅的大图相对应的是下面这张小图。

这是一张中国大使章均赛的个人照,照片上他眼看前方,颇为严肃,和热比娅的友好笑容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对比正反映了澳大利亚媒体的观点,在澳大利亚媒体看来,章均赛所代表的中国政府“严肃而难以亲近”,热比娅所代表的少数民族“热情友好”。 这样的配图不得不说是有意为之,除了画面本身所传达的信息,更隐含了媒体的态度。

图片来源:《澳大利亚人报》2009年8月11日第二版新闻Pressure test for press club on ethnic leader 的配图。

这张章均赛大使的照片也是另一类没有热比娅的人物图片。此外,还有一张是时任副总理李克强到达悉尼时的图片。

图片来源:《澳大利亚人报》2009年10月31日第二版新闻China push to heal rift的配图。

图片里,李克强副总理占据了约半张画面,构成图片的主体,而其他人物则共同构成图片的另一半,属于画面的辅助人物。 所有的人物都展现着热情愉快的笑容,辅助人物们正纷纷伸出手欲与主要人物握手,向李克强副总理表示热烈欢迎,李副总理则笑容满面地作出回应。 这篇新闻发表于2009年10月31日,正是中澳关系缓和的时期。 彼时,在中澳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曾一度被推迟的李克强副总理访澳活动终于顺利实现,图片洋溢着热情友好的情绪,让人不由得期待这次访问的成果。

(二)图片基调

这些图片都没有展现明显的暴力、血腥、敌意等负面情绪或场景。 除了热比娅在议会大厦前的照片显得有些无助,章均赛大使的照片显得有些严肃以外,其他人物图片传达的相对都是积极的情绪。 事件的导火索是新疆发生的大规模骚乱,事件造成1700多人受伤,197人死亡的严重后果。 但《澳大利亚人报》的所有配图都没有直接表现事件的场面。 应看到配图多反映的是热比娅访澳及之后的事态发展,而未对“新疆7·5事件”本身给予关注。 这并不代表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多么友好,反而是一种态度的表现。 新疆骚乱本身,于澳媒可能只是外国发生的某一事件,并不值得过多关注,但当两国处事的原则或价值观产生冲突时,特别是当这种冲突对两国关系形成威胁时,关注度便直线上升。

这些配图的位置不是头版就是第二版,亦显示了相关新闻所受的重视,其中,有两篇新闻配了两张图片,而这些配图恰好能形成呼应或对比,如章均赛大使的严肃与热比娅的友好。 这两组图片的对比间接传达了澳大利亚媒体对事件双方的态度:同情热比娅,认为中国威权而不近人情。 受这种态度倾向的影响,澳媒报道事件的角度、所采用的框架及所构建的中国国家形象亦会出现偏差,而非完全客观真实。

在“热比娅”事件的相关报道中,相比新疆发生的骚乱,澳媒显然对中国政府的“新闻干预”或“强硬态度”更感兴趣,也更反感。 西方国家自认为讲究新闻自由,追求民主独立,由于他们只片面地看到中国拒绝对话交流,采取各种手段阻挠热比娅的澳大利亚之行,主观地就给中国贴上了“不民主”的标签。 可见,要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政府需要换一个角度来处理相关事件,以获取西方国家的理解和认可。

四、“热比娅”事件相关涉华报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经过上述分析,这一部分将对“热比娅”事件相关的涉华报道中所构建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行总结,以三个关键词来归纳。

(一)强势

在澳大利亚媒体看来,中国在处理“热比娅”相关的一系列事件时所表现的态度非常强势。 是否允许热比娅访澳,是否批准相关影片放映,这些应由澳大利亚或活动主办方决定,但中国政府却对每一个环节都表示强烈反对与抗议,阻挠事情的发展。这种强势干预的态度让澳大利亚媒体认为中国有干涉澳内政之嫌而产生强烈的抵触和不满,更易对看似弱势的热比娅表示同情。

中国的这种态度还表现在对媒体的管理和对热比娅的态度上,有多篇新闻缺乏根据地指责中国政府给媒体施压,迫害热比娅。 澳大利亚媒体片面和武断地认为热比娅是一个寻求正当诉求的维吾尔族领导人,渴望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但中国政府却不仅把热比娅当成一个恐怖分子,一个罪犯,甚至将她驱逐出境,还企图封杀她的一切海外活动。 这样的理解显然与中国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但带着这种误解的澳大利亚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却免不了让作为信息接收者的民众产生误会。

(二)顽固

中国与澳媒在对“热比娅”形象的定位上存在巨大差异,中方眼中的“恐怖犯罪分子”在澳方看来却是“成功而有魅力的领导人”。 澳大利亚媒体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固守己见”而难以沟通。 澳媒、澳民众都认为中国不愿意作出改变,澳大利亚政府应采取更多的措施督促中国进行改革。 澳大利亚社会存在的这一论调没有考虑中国实际的历史文化情况,而颇有些“自以为是”“想当然”的味道,但在这种认知的影响下,澳大利亚媒体所构建的中国形象显得“顽固不化”,不是一个现代开放的国家。

(三)现实

虽然面临分歧,但考虑到两国间巨大的共同利益,中国和澳大利亚在事件进一步升级之前,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妥协。 由于“热比娅”事件所导致的两国摩擦在更大的利益面前可以被协调忽略。 中澳两国经济上的互补性和地缘上的便利性,决定两国都不会轻易放弃与对方的合作。 虽然在交往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冲突和摩擦,但在危及两国利益时,双方都会有所退让,采取一些手段以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综上所述,澳大利亚媒体所描述的“中国”是一个在事件处理上“强势”、在一些观点上“顽固而难以沟通”,但在利益面前“现实”的国家。 对中国来说,这一形象并不准确。 澳大利亚媒体本身缺乏对中国的理解和认知,再加上一些固有的偏见,澳媒在进行新闻报道时选取的角度往往对中国不利。 为了改变外媒的这种观点,中国政府一直在做相关的对外宣传,但效果却并不理想。 相反地,热比娅以一个弱者的姿态,却博得了更多的支持和同情。

很多澳大利亚人实际上并不是因为新疆发生的骚乱而不支持中国,但他们所接受的信息让他们相信中国对新闻采取强硬态度,进行过多干预,受此影响,他们对中国的相关态度和措施等产生怀疑。 这种观点使澳大利亚媒体和民众无法理解中国的做法而选择站在中国的对立面。 因此,想要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恐怕首先要让外国媒体和民众相信中国对新闻的尊重,对自由的尊重,对人民的尊重,有针对性地入手才能达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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