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主流报纸研究：中国形象2007-2010

这一部分主要介绍的内容包括样本来源的确定、样本的选择、采用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样本的获取四个方面。

一、样本来源的确定

新媒体的发展日新月异，资讯传播的渠道让人眼花缭乱，信息技术的发展值得赞叹，但也正因如此，媒体门槛降低，大量未经处理的信息进入传播，致使人们每天接受的信息量成倍增加，且这些信息往往鱼龙混杂，真假难辨。 虚假信息的过滤及信息的有效获取已成为一个新课题，各国在信息传播的管理上面临新的挑战。

在进行媒体研究时，首先需要关注信息的可靠性，因此，报纸往往是首选。 此外，可追溯性和易收集性同样非常重要，信息来源的可追溯性对后续的信息分析有重要作用。 虽不断受到新媒体的挑战，但报纸仍是一个国家媒体中最重要的构成，相较于电视广播或网络等电子媒体，报纸由于有书面材料可以作为依据，其所承载的信息更易于被综合分析。 样本数据可靠、可追溯的特点正是保证研究科学性的基础。 考虑到上述因素，本研究对媒体类型进行筛选后，选择澳大利亚的报纸作为研究对象。

澳大利亚的传媒业十分发达，仅报纸就有500多种，但澳报业有一特别之处，那就是少有全国性大报，很多知名报刊都是地区性报纸，即以澳大利亚国内的主要城市为发行目标，比如著名的《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时代报》(The Age)等，但对澳大利亚主流报纸所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行研究，要求更全面，而不是区域性的视角，因此，《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是最合适的选择。 首先，这两份报纸都是全国发行，是澳大利亚500多种报纸中鲜见的全国性报纸，且发行量位居前列。

《澳大利亚人报》于1964年7月15日创刊，是澳大利亚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报纸，隶属于新闻集团，报社总部位于悉尼。 该报周一至周六，全国范围每日发刊，2013年平日版的订阅量为116655份，周末版254891份，是澳大利亚发行量最大的全国性报纸。

该报在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等城市同时发行，影响较大。主要刊登国内外要闻，还有商业、体育、娱乐等方面的新闻。 其读者主要为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商人、政府人员、大学生等。 报纸平时的页数在36页左右，周四会增发一本小册子，周五则另外发售一本杂志，而周末的页数可达160页之多。 周末版的《澳大利亚人报》将周六、周日合并为一份报刊，于周六发行。 刊登的内容包括世界各地的新闻资讯、娱乐消息、体育信息及健康小知识等，内容丰富，涉猎面广，是澳大利亚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全国性综合大报。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是澳大利亚全国性商业和金融报纸，周一至周六出版，是澳大利亚重要的财经类日报，读者主要为澳工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员，报道内容包括财经新闻、澳工商业近况、英联邦国家财经动态、股票市场行情等。 该报在悉尼出版，全国发行，属于澳大利亚另一传媒巨头——费尔法克斯集团。 该报在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发展迅速，报道内容已拓展到政治和科技领域，读者层次较高，对经济领域甚至政府高层的决策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该报2017年平日版的订阅量为47200份，周末版56100份。

选择这两份报纸除了因为它们是全国性报纸，还因其分属于不同的传媒集团。 研究要客观全面，必须充分考虑来自各方的声音。 《澳大利亚人报》与《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的关系常被形容为“rival”(对手)。 这种竞争关系在两份报纸的创立之初就已现端倪。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创立于1951年，之后创立的全国性报纸就是《澳大利亚人报》。 从市场占有率亦可看出它们之间针锋相对的竞争。 传媒大亨默多克(Rupert Murdoch)所掌控的新闻集团拥有澳大利亚全国纸质媒体的近70%，而另30%基本就是被布莱克(Conrad Black)的费尔法克斯集团所拥有。 这两大集团拥有澳大利亚全国超过90%以上的报纸，其他任何一个西方发达国家都不具备这样高度垄断、高度集中的报业结构特点。 这也成就了两位澳最有话语权的传媒大亨，出于某种目的，他们可通过自己的报纸影响民意，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为自己支持的政党牟利。 因此，本文同时从这两家报纸入手，互为印证，互相补充，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构建澳大利亚主流报纸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并对今后的国家形象建设工作提出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二、样本的选择将《澳大利亚人报》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作为样本来源，但由于两报报道数量巨大，必须确定一个合理的样本范围。 2007年11月24日—2010年6月24日这段时间，对中国政府甚至许多中国人来说，都是中澳关系史上一段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中国通”陆克文正是在这段时间内担任澳大利亚总理。

陆克文于1957年9月21日出生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楠伯镇，他在2007—2010年及2013年曾两度担任澳大利亚总理，是继1949年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之后首位二度担任总理一职的人，也是澳大利亚历史上不多见的在成功赢得大选之后第一届任期未满即被迫下台的总理。 虽曾在民调中长时间领先，但在经历后续支持率的几次大幅下滑及2010年的党内政变后，最终，陆克文在2013年大选中失利，黯然退出澳大利亚政坛。 陆克文给我们留下了中澳关系史中耐人寻味、引人深思的一段时期。

陆克文在中国获得了比以往任何一届澳大利亚总理更多的关注和更高的知名度，这是由于他与中国之间存在深厚的渊源。1976年，陆克文进入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简称ANU)修读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学，同时取“陆克文”作为他的中文姓名。 求学期间，陆克文成绩优异，完成了关于中国异见者魏京生的论文，论文导师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的教授柯林·杰夫考特(Colin Jeffcott)和比利时裔的著名汉学家李克曼(Pierre Ryckmans)。 他于1981年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文学士(亚洲研究)一级荣誉学位。 陆克文对学习的热情让人印象深刻，在攻读学位时，他曾为澳大利亚著名的政治评论员劳里·欧克斯(Laurie Oakes)清扫房屋，以缓解资金短缺。 陆克文曾先后跟随多位著名的汉学家学习，其中就包括白杰明(Geremie R.Barme)和李克曼。

陆克文与白杰明最引人关注的交集并不是陆克文在校学习期间的师生交流互动，而是在2010年。 当时，陆克文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发表题为“国际舞台上的澳大利亚和中国”(Australia and China in the World)的演说，并宣布政府将出资5300万澳元在该校建立“中华全球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大力支持白杰明所倡导的“新汉学”(New Sinology)。这一决定在当时曾引起相当大的争议。

陆克文对李克曼亦是非常崇敬，2014年8月11日李克曼去世之后，陆克文曾表示这位指导他荣誉论文的汉学家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汉学家之一。 他和他的家人在40年前选择定居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之幸”“我对中国的了解，以及我对中国浓厚的兴趣，许多都要归功于他”(Rowan Callick，2014)。

陆克文于1980年赴台北的台湾师范大学国语教学中心学习中文。 1981年毕业后，陆克文作为公务员进入澳大利亚外交部。1984年被派驻北京，专责分析中国政治及经济形势。 1995年，陆克文离开昆士兰州政府后，担任毕马威(KPMG)会计师事务所的中国事务资深顾问。 1997年，他出任昆士兰大学亚洲语言系副主任。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中国”“汉语”始终是他的标签。 即使在总理选举中，他的汉语背景亦被寄予厚望，不少选民都希望能借此助力澳大利亚走出经济困境。

流利的汉语、东方色彩较为浓郁的脸庞、经典的汉语名字，这一切都让中国人对他感到亲切不已。 这不仅帮助他成为首位能讲流利汉语的西方领导人，并入选《时代》杂志“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人”，更使他在任期间的中澳关系较以往任何阶段都更受关注。

当陆克文忙于总理竞选时，澳大利亚经济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而敏感的时期。 虽然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于2008年，但2007年早些时候就已出现征兆。 澳大利亚没有忽视这些警示信号，开始谋划未来。 对澳来说，要控制和避免情况的继续恶化，中国是一个最为便捷有效的选择，这一点对陆克文的竞选起到了积极作用。 作为澳大利亚最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高速发展的市场及巨大的潜在投资都充满吸引力。 在此情况下，陆克文的汉语及相关背景成为他竞选中一个可能的加分点，帮助他干净漂亮地击败了对手——连续执政长达11 年的自由党领袖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媒体甚至创造了“陆氏滑坡”(Ruddslide)一词来形容大选结果，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陆克文都保持着较高的民调支持率。

鉴于这些与中国相关的因素，陆克文被认为是揭开中澳关系新篇章的最佳人选。 两国报纸上都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报道，毫不吝啬篇幅地讨论预测中澳关系未来的发展。 陆克文，作为一个西方国家领导人却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他的出现，让很多中国人感到自豪和骄傲。 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终于也能像英语一样被一国的最高领导人所掌握，而且这是一个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这在历史上实属鲜例。 “陆克文”的中文名字和汉语能力帮助他在中国赢得广泛关注。 很多人期待陆克文和中国之间的深厚渊源会给中澳两国带来新发展。 但事情并不尽如人意，陆克文执政期间的中澳两国关系历经波折，甚至一度跌到了冰点。 这让很多人感到困惑甚至伤感。 这种情感预期与实际情况之间的落差所造成的失望，并不难理解，但需要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媒体和社会对陆克文执政期间的中澳关系持什么样的态度? 陆克文民调支持率大幅下降的原因何在? 在此期间，澳大利亚媒体如何构建中国国家形象? 媒体所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与事态发展有怎样的联系? 若能发现影响局面的关键因素，则将有利于中国今后在国际社会上有效地构建或改善中国国家形象，因此，本研究将获取样本的时间段定在陆克文担任总理期间。

陆克文曾于2007年和2013年两度担任澳大利亚总理，但由于2013年的总理任期非常短暂，且中澳关系并没有如第一任期那样发生戏剧性变化，因此，本研究主要关注陆克文的第一个总理任期。

综上所述，本研究选取的样本范围是2007 年11 月24 日—2010年6月24日这两年零七个月时间内《澳大利亚人报》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中所有的涉华报道，将之放在陆克文执政的大背景下，解读澳大利亚主流报纸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探讨影响国家形象构建的各项因素。

三、采用的理论与方法

本文拟采用的主要理论是目前国内外都较为流行的框架理论，以该理论为基础，结合互文理论，对《澳大利亚人报》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中的涉华报道进行梳理、整合的文本分析研究。

前述文献综述揭示，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亟待突破先前平面研究的局限，不仅要对共时和历时变化进行描述分析，也应了解新闻篇章间、新闻报道与读者观点间的互动关系。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主要采用框架理论，辅以互文理论，并在必要时，结合使用其他研究方法。

首先，框架理论在国家形象研究中已有所应用，并通过一些成果的发表证明了其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和操作意义。 如黄鹤舒的《新闻框架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以美国CNBC电视Inside China为例》，以探究专题节目Inside

China中的“框架”来分析外媒对中国的报道，研究国际新闻报道中的“框架”如何促使人对某一国或某一群体产生偏颇的认知，形成刻板印象(黄鹤舒，2013：28—30)。

框架理论的应用，可以分析新闻报道中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框架，即使针对不同媒体、不同主题，只要有足够的样本，也能分别建立中国国家形象。 在此基础上，辅以互文理论，来分析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探究不同媒体在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上的异同及由此对读者或民众观点产生的影响，并揭示作为研究对象的《澳大利亚人报》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是否会由于分属两大利益集团而在对如何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问题上产生差异。 这与以往研究中将多个媒体所构建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行简单对比不同，需要对新闻报道间，以及新闻报道的内容与读者/民众看法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审视。 互文理论的应用有助于描述不同媒体在构建中国国家形象上的差异和对比，进而更全面地了解同一时代不同媒体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及其形成的原因和对受众的影响。 这不仅是对媒体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行的平面研究，而且是一种通过探讨媒体间，以及媒体与读者/民众间互动关系而进行的立体分析。

(一)框架理论和新闻框架分析

1.理论简介

框架的概念源自贝特森(Bateson)，但欧文·高夫曼(Ervin Goffman)对框架理论贡献较大，是经常被引用的美国社会学家。“1974年，社会学家高夫曼出版《框架分析》(Framing Analysis)一书，使得‘框架’作为一个理论概念而进入社会科学领域。”(陈阳，2007：313—314)高夫曼在此书中，将学者们的框架理论研究进行了理论连接。 他假定“人们对某一情景的定义是建立在与组织原则的协调一致上的，这种原则操纵着事件以及我们对这些事件的主观卷入”(Ervin Goffman，1974：21)。 以此为前提，高夫曼对人们如何建构某特定现实，建构遵循何种规则进行了探讨。 他指出，框架是元传播层面的资讯，是传递者向受众提供的用于理解符号的诠释规则。 高夫曼认为，人们的日常活动中就隐含或使用了某种特定的诠释框架，这一框架会在特定的行动场景下意义自明，使原本含糊的情境变得具有某种意义(潘忠党，2006：35—36)。 加姆桑(Gammson)是另一位重要的框架理论研究者，他在高夫曼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框架定义分为两类，一类是界限，包含了取舍的意思，即取材的范围；另一类是架构，即人们用以解释外在世界的依据(刘泽江，2006：25)。 从这个角度看，框架概念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动词和名词的复合体。 作为动词，是对外部事实进行界限，并在心理上再造真实框架的过程；作为名词，就是形成了的框架(藏国仁，1999：33)。 在学者潘忠党看来，框架的分析“是一个关于人们如何建构社会现实的研究领域”(潘忠党，2006：35—36)。

2.框架理论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

高夫曼提出框架概念本身是为了阐述人们如何理解每天生活中发生的事件。 但后来由于其所包含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渊源，使其在协助人们思考或整理信息，以及分析人们意识形态或刻板印象的主要来源方面发挥出积极作用，因此，其他学者将这一概念引入新闻传播领域。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指出：“到达读者手中时，每份报纸已经是一系列选择的产物。”(沃尔特·李普曼，2007：208)对新闻报道使用框架理论进行分析，有助于揭示其中所包含的、被强调的元素，而运用好新闻框架则有助于记者按照现行的主流论调来撰写新闻报道，并对读者的实际理解进行塑造。

同一事件在不同国家媒体的报道中带给各自国家民众的是对事实的不同解读，使全世界人民对同一事件可能有成千上万种理解方式，这就是新闻框架的神奇作用。 框架通过对新闻视角、新闻语境等予以限定，在传播新闻报道的过程中，向受众传递的不仅是事件的信息，更是各自所描述的事实和阐述的意见，这些对受众个体形成的观点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对外的国家形象构建中更是如此，媒体承担了绝大多数的信息传播任务，其所使用的新闻框架对民众所构建的国家形象有重大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有决定性作用。(www.xing528.com)

框架理论的上述作用使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被引入大众传播研究，成为定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逐渐受到国内外传播学者的重视并被愈益广泛应用。 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框架的概念被正式应用于理解新闻的价值。 1980年，美国学者首先将框架理论应用于对媒体内容的分析，此后，框架理论就成为媒体研究中一个颇受欢迎的方法。

学者黄旦在《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一书中，认为新闻生产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生产。 在生产进行的过程中，新闻首先是一种社会制度，这是基于新闻本身的特性所作的判断。 新闻是为新闻消费者制作的信息。 消费者为了获取需要的信息，如阅读喜剧或桥牌专栏，了解天气预报，寻找正在放映的电影，阅读关于洪水或社会动乱的报道而购买报纸。 其次，新闻是合法机构的同盟。 不同于普通的男男女女，政府官员可以利用新闻媒介发表自己的观点或看法，实际上，一般市民都不拥有合法政治家和机构的这种把自己对新闻报道的反应变成政策和计划的权力。 最后，新闻由特定组织机构中的专业从业者所发现、搜集并传递，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新闻从业者的产品，也就带上了从业者依赖于制度化，遵循制度化操作的色彩(黄旦，2005)。

从上述理论介绍可以看到，从个人角度出发，框架就是人处理信息的办法；从新闻传播角度看，框架理论就是利用框架进行研究的一种理论，这种“框架”不但存在于事件、报道中，甚至也存在于人的主观中，它会对人们的认识和看法产生极大的影响。 新闻框架的存在不但对受众如何思考、如何处理或存储信息会产生影响，而且会将受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事实的某些方面，从而忽略其他方面。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长期狭隘的程式化报道给受众造成刻板印象，使其对世界的主观认知活动限制于某一框架内，而忽略框架外的世界。

框架的构建是在媒介和受众的互动中展开的，是新闻媒介对受众主观选择客观事实的介入。 新闻报道在框架内“框限”“选择”部分社会事实并进行主观“重组”，受众以自己的认知结构为依据对事件进行主观解释，并对社会现实进行建构。 在这一过程中，新闻媒介和受众必然都需要启动主观的诠释模式，通过“选择”以强调或省略事件中的某些方面。 这种构建意义或转换符号意旨的主观策略，是新闻框架形成的主要依据(张克旭、臧海群、韩纲、何婕，1999：6)。 因此，在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中，同时存在两个框架，即新闻媒介的框架和受众个体的框架，且两者之间存在联系。 新闻框架在向受众框架传达信息的过程中会对其产生影响，而受众框架也会根据情况来解读新闻框架，因此，在应用新闻框架理论进行新闻研究时，这两者的互相影响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3.新闻框架研究理论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从某种角度上说，“框架”就是一种对意义进行构建的活动。在社会系统中，新闻框架是消息来源、社会情境、新闻工作人员等各因素互动的产物。 在现有的关于新闻框架的研究中，形象研究、公共议题研究和报道的个案研究是受关注较多的选题。

展开研究时，对新闻框架的分析一般主要有三个范畴：话语，即文本为再现的体系；话语的建构，即框架建构的行动与过程；话语的接受，即框架所产生的效果及其心理机制，这些实际上就包括了新闻的制作、新闻的传播和新闻的理解三个过程(潘忠党，2006：27)。 选择研究范畴时，可以参考吉特林(Gitlin)和恩特曼(Entman)的相关理论。 吉特林认为框架是通过“持续不断的选择、强调和排除”而实现(Gitlin，1980：7)。 恩特曼进一步解释道“框架，即对感知现实某些侧面的选择，从而使得这些层面在传播文本中更为显著”(Entman，1993：52)。 也就是说，框架就是由传播者预存的立场和观点所选择、强调和呈现的原则，其目的在于告诉人们存在什么、发生什么以及什么重要，即最为核心的内容是所构建的文本。 实际上，在框架可能存在的范围内，对文本的分析一直都是框架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 本研究也顺应这一趋势，将澳大利亚两大报纸涉华报道的文本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并试图由此对影响新闻框架的因素进行探析，理解框架中所展现的某些选择性，进而归纳出澳大利亚纸媒涉华报道所采用的新闻框架类型，对框架所构建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行解读，以对今后的外交策略等提出实践性的建议。

从研究类型上看，目前有关媒介框架的研究类型大致有四种：一是框架内涵研究，即对理论的探讨；二是研究媒介框架的来源；三是分析媒体报导内容的框架；四是探讨媒介框架对受众认知的影响(黄惠萍，2003：72)。 本研究主要属于第三种类型，但对第二、第四种类型会有所涉及。

从研究领域来考察，则将框架理论应用于新闻媒体的研究，必然会涉及至少三个领域：第一，从新闻生产的角度来思考新闻媒体的内容框架如何被设置；第二，从内容研究的角度来分析新闻媒体的内容框架是什么，即媒体框架；第三，从效果研究的角度来探究受众如何接受和处理新闻媒体的信息，即受众框架。 本研究将以第二领域为主，第一、第三领域为辅，通过对一些框架构成要素的分析，如“引用”“举例”“并列”“视觉图像”等，进行涉华报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新闻框架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框架理论由于可以兼顾社会学、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等综合性研究的方式，愈来愈受到各国新闻传播学界的重视，特别是在对新闻媒体的研究上，应用广泛。 本研究将主要应用该理论，在对澳大利亚媒体所构建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行梳理总结的同时，对所采用的框架结构进行分析。 新闻媒体对国家形象的构建至关重要。 若只是依靠本国媒体的力量，想要实现将自己的声音传遍全球且被广泛接受的目标，可谓困难异常。只有制定出与国际通行的认知理念与思维方式相符的宣传策略，才有可能利用他国媒体作二次传播，在国际事务中取得更多的话语权，扩大本国的影响力，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而框架的构建、传递和解读能对人们的真实认知行为产生极大影响，因此，框架理论在本研究中的应用在针对他国媒体的相关研究中具有积极意义。

(二)互文分析理论

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认为报纸提供的不同说法都是基于事件可以被直接、明确地表述出来，观点可以普遍化这一观念。 这使媒介的意识形态作用得到巩固，在相当程度上致力于社会控制和社会再生产(Norman Fairclough，1992：161)。 这种对媒介作用和原理的阐释其实包含的是“互文”的思想。 所谓“互文性”(Intertexuality，又称为“文本间性”或“互文本性”)，就是说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赵一凡，1996：142)。 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其著作《符号学》(Semeiotikè)一书中提出。

互文理论的应用过程是对文本进行选择、组织，并结合自己的意图、想象甚至是虚构的内容不断进行取舍而构建新文本的过程。 将其应用于新闻传播领域，则可理解为从新闻报道的文本出发，联系自己的认知理解对文本进行解读，结合外部事务的新情况进而形成新的文本。 这是根据德国学者沃尔夫冈·伊瑟尔(Wolgfnag Iser)的“虚构行为”理论对互文性产生的分析(Wolgfnag Iser，1993：1—21)。 从中可以看出，已存在之观点是将形成之观点的基础，旧观点解读与新观点形成的过程已决定后续观点与前呈观点间虽有必然联系，但仍存在变数。

“互文性”承认任何文本都依赖于此文本与其他文本关系的特点决定了在研究新闻报道关系时，可以运用这一理论来探讨新闻篇章之间的联系；而解读读者在新旧观点间关键的联系作用则是考察媒体与读者间互动情况的基础。 任何一篇新闻，就如同文本，是与其他文本互相影响互相联系着的，考察新闻篇章之间的关系就是考察媒体之间的互动，能揭示媒体背后利益集团的态度，相较于单一的国家形象构建研究，探究其形成的根源也是学者所应担负的任务，或者说是一项更为重要而有意义的任务。 而在新闻传递的过程中，“解释者也是社会主体，具有特殊的、累积的社会经验，具有以社会生活的多重方面为不同定位方向的资源，这些变量决定和影响了他们解释特定文本的方式”(Norman Fairclough，1992：136)。 也就是说，新闻媒介传递的信息在经过读者解读后就可能发生有悖于原意的转变，即读者眼中的“中国”与媒体构建的“中国”可能存在互动与差异。 在澳大利亚读者/民众看来，中国国家形象又是如何? 这种看法与新闻报道有何关系? 这是本研究需要回答并探讨的问题之一。

(三)其他研究方法

除了上文提到的框架理论和互文分析的方法，为了尽可能客观翔实地进行澳大利亚主流报纸涉华报道的新闻框架搭建，避免以往国内研究过于宏观统一而缺乏细致的框架归纳，以及国外研究在普适性上的不足，本文还将综合运用其他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内容分析法、案例分析法、话语分析法、对比分析法等，在不忽略框架总体特征的基础上，对相关涉华报道中独特具体的新闻框架进行发现和构建。

1.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主要指对文献进行搜集、鉴别、整理，继而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这是一种古老，却富有生命力的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该方法来总结目前国内外已有的关于西方媒体中涉华报道的重要研究，并归纳这些研究的结论及相关影响因素。 这样做有助于在前期研究中，对已有研究的优点和不足有清醒的认识，了解国内外涉华报道研究中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对下一步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和警示意义。

2.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主要以各种文献为研究对象的方法，应用范围广泛。 该方法通过将非定量的文献材料转化为定量的数据，并依据这些数据对文献内容作定量分析，继而对事实进行判断、推论，使对组成文献的因素或结构的分析更细致、程序化，是新闻传播领域的经典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主要是为了对2007—2010年间《澳大利亚人报》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中涉华报道的数量、主题分布等总体情况进行全面把握。

3.案例分析法

案例分析法，又称个案研究法，由哈佛大学于1880年开发完成，最早被哈佛商学院应用于培养高级经理和管理精英的教育实践，后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今天的“案例分析法”。 从个别事件、某一类样本出发，对所折射出的具有普适性的特点进行研究分析。 本文将运用此方法对《白皮书》、“热比娅”及“力拓案”这三个在政治安全、民族宗教和经济贸易领域的个案进行集中分析，从微观层面入手，探究涉华报道中所涉及的新闻框架。

4.话语分析法

话语分析是指通过对传播活动中的各种符号、象征、文本及话语的剖析，透过表象，发现其中隐含的深层寓意与真实意图。话语分析法与框架分析法时常交织使用，其中的批判性话语分析法，在探究新闻背后的意识形态方面被运用得尤为突出。 这一方法适用于本文的国家形象研究，通过运用该方法分析新闻语篇可以揭示意识形态对语篇的影响和语篇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这为探究新闻中所蕴含的深层观点和态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

5.对比分析法

对比分析法是指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比较，以达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作出正确评价的目的。 通常是将两个相互联系的指标数据进行对比，用数据说明研究对象的规模大小、水平高低、速度快慢，以及各种关系是否协调。 在国家形象的研究分析中，这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本研究将利用这一方法，通过以不同参数为标准，对两大报纸涉华报道的总体情况以及具体的个案报道进行对比，揭示事件或事件发展的本质情况及原因。

四、样本的获取

本研究利用的是Factiva全球新闻及公司数据库以及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图书馆的微卷馆藏。 Factiva数据库最初是由道琼斯(Dow Jones)和路透社(Reuters)合作推出的全球领先的商业及新闻在线数据库，现已被道琼斯全资收购。该数据库目前被84%的Fortune 500公司使用，并且被全美前十大商学院一致采用，也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最常使用的数据库之一。 Factiva收录了1500余种报纸，涵盖了全球最权威报纸，可以做到即时回溯资料。 当然，该数据库还收录了3200余种期刊，其中包括许多全球著名的商业杂志，甚至还有电视台广播新闻稿以及通讯社的重要新闻，但由于这不是本研究的重点，此处不予赘述。

Factiva数据库提供信息集成服务，每天要增加50多万篇文章或文件，每篇文章都要经过多种分类词表的标引，让用户可以更容易地找到想要的信息资源，并能对数据进行必要的分析，生成图表。

由于本研究所收集的样本资料在国内鲜有纸质版本的收藏，因此，信息全面及时的Factiva数据库是一个较为理想的选择。数据库允许用户通过关键词和专业的中文标签组合进行跨语种搜索，包括国家和地区标签、新闻主题标签、行业标签、公司标签等，以提高搜索结果的相关性和准确性。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图书馆的微胶馆藏是图片新闻可靠而全面的来源。 基于这两类样本来源的结合，本研究可以说是对2007—2010年陆克文当政期间澳两大主流报纸《澳大利亚人报》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涉华报道的一次全面、整体的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