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融合，第一次融合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二次则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少数民族文明与中原文明大碰撞、大融合的时期，以五胡入华为起点、以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为标志，中华文明输入了新鲜血液，才有了之后包容并蓄、瑰丽绚烂的大唐盛世，同时也是佛教文化和中原文明的大融合时期，由此产生了北传佛教，即使当佛教在发源地逐渐衰落之后，仍然在中国焕发着勃勃生机。
佛教文化和中华文化的融合有两个历史背景，第一个背景是当时正统中原文化已经“衣冠南渡”，作为北朝的统治者必须确立一个新的文化来代表天下正统，游牧文明虽然称之为文明，实际上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典籍，所以北朝大力弘扬佛教文化。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儒家文化也成为北朝吸收的文化之一。
与此同时，在南朝，佛教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们熟悉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一个侧面追忆了当时南朝佛教兴盛的场景。历史上的南朝从刘宋代晋（东晋）开始，到隋灭陈朝为止。南朝的特点是“出败家子”，骨肉相残导致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迅速更迭，所以梁武帝萧衍在位的时候大力推广佛教文化，希望通过佛教教化众生、消除骨肉相残的杀意，也就是说兄弟之间不要为了一个皇位去争，这和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不谋而合。另外禅宗不立文字和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是异曲同工，因为任何文字，包括佛法，本身就是一种“相”。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文化大融合时期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打开中国大门之后，中国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洋为中用”等理念，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实际都是希望将中西方文化进行融合的尝试，这种融合一直持续到现代。
但是，是否中国的传统哲学理念就过时了呢？实际上恰恰相反。2011年6月21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宣誓连任后发言。潘基文引用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名言，表示要将这一先贤的智慧应用到工作中，在百家争鸣的思想中，找到行动上的统一性，与各国一起共同应对世界的挑战。
美国政界称老子是美国“总统之师”，美国前总统里根在上学期间偶然接触到了保罗·卡鲁斯翻译的《道德经》，从此痴迷于此书，并如饥似渴地反复研读，对书中“无为而无不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能知古史，是谓道纪”等思想深悟其妙，并且在1987年的国情咨文中引用了《道德经》中“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治国名言，以阐明其治国理念。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十分喜爱《道德经》一书，他评价这本书是“人类的福音”。深爱《道德经》的还有美国前总统林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等。
老子的著作与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是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经典案例。西方国家接受老子的道家思想晚于儒家思想，但热情更高。《道德经》在西方国家的传播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时期，西方传教士和神学家主要从基督教的教义中解读《道德经》，并在一定程度上误读了《道德经》；第二时期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把老子的道家思想视为拯救西方文明物质欲望和精神空虚的灵丹妙药，西方各哲学流派通常根据自身的文化背景解读《道德经》，形成多元的解读现象。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学者开始根据中国历史文化和各种史料，对《道德经》原文的每一章进行深入、认真的解读，同时他们也将老子与道教创始人联系起来，用道教来解释人类的行为，使之成为东方神秘主义的面纱。
据英国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考证，《道德经》最早的西方文字译本是17世纪末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Francois Noel）的拉丁文译本。此后，翻译、研究老子的外语语种与文献数量逐渐增多，在西方社会的传播广度和深度也逐渐加大。截止到2020年5月，共计《道德经》英语译本553种，法语译本91种，俄语译本69种，德语译本298种，西班牙语译本95种。
道家思想不仅影响了西方哲学领域，在科技领域、心理哲学领域也产生深刻的革新作用。俄国作家托尔斯泰（1828—1910）对《道德经》哲学有过这样的评价：“苦恼人类的所有灾祸并非产生于人们不积极从事必要的事情，而是产生于从事各种各样不必要的事情。人类如果遵从老子所说的‘无为’，不只可免除个人的灾祸，同时也可免除所有形式的与政治相关联的灾祸。”
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兹是较早受老子思想影响的西方哲学家。起初，他通过传教士了解了《道德经》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后来他亲自翻译《道德经》，根据《道德经》中的阴阳学说提出二进制思想，开创了现代哲学中逻辑学的雏形。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道”是人类思维发展的根源，是不可言说的上帝。叔本华推崇老子并领悟到《道德经》中所蕴含的思想实质上是基于客体的哲学体系，他认为这一体系中“道”是核心，是本原，是人类摆脱痛苦的路径，理性是老子思想的本质，是宇宙的内在秩序，是世界万物的固有法则，是无所不在的世界心灵。尼采说：“《道德经》就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唾手可得。”黑格尔认为从《道德经》中可以看到哲学的每一个命题都完全按照太极图的正（阳）反（阴）合（中）的三维形式展开。(www.xing528.com)
英国著名哲学家克拉克认为，道家思想在西方犹如一缕春风，一场春雨沁润着每个人的心田。人们希望过更好的生活，从传统宗教教条式信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种夙愿通过领悟《道德经》就可以实现。道家思想使饱受苦难的西方人能够克服身心二元论，达到身心和谐完整的生活状态。他还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从更广的范围看待当代各种思潮。美国学者芭莉娅指出在美国找不到老子这样的哲学家，老子真正做到了大彻大悟，他的思想是一切哲学的核心，他的智能是全人类的智能。
许多诺贝尔奖得主和海外著名科学家将自己的科学发现归功于东方圣人老子提供的灵感。美国著名科学家卡普拉惊讶地发现，老子道家理论中的许多哲学与高能物理现象相吻合。他认为中国哲学思想中的“道”概念与量子场的概念惊人地相似。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李正道提到，《道德经》中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与物理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定律”有相通之处。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在1943年遇到爱因斯坦时，发现书架上的书并不多，但一本《道德经》的德文译本却被他翻烂了。
哥本哈根学派的领军人物，著名的物理学大师玻尔认为，虽然与中国道教的始祖老子在时空上相差甚远，但他的“相反即互补”原理与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的思想遥相呼应，他自己十分钟爱《道德经》一书。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惠勒认为《道德经》中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哲理，是他的“物理学质朴性原理”思想的先驱。西方科学家，大多喜欢老庄哲学中“道法自然”的理念，并从中找到科学思想的启迪。
这种阐述也出现在17世纪笛卡尔（R.Descartes）的哲学中，他的自然观基于从根本上将自然界划分为两个互相分离的独立领域：精神和物质。“笛卡尔分割”使科学家们可以把物质看作无生气并与他们自己完全隔离的东西，把物质世界看作由许多不同物质组成的一架巨大机器。
笛卡尔哲学不仅对经典物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对人们的思维方式有极其深刻的影响。笛卡尔分割和机械论的宇宙观在发展经典物理学和技术方面极为成功，但是又给我们的文明带来许多恶果。有趣的是，起源于笛卡尔分割和机械论宇宙观的20世纪科学，现在却在克服这种分割，并带领我们返回早期希腊和东方哲学中所表达的统一性的概念。
以容格（C. G. Jung）、惠特海默（C. Wertheimer）、马斯洛（A. H. Maslow）、罗杰斯（C. R. Rogers）为代表的心理学家也从道家思想中汲取精神资源，寻求治愈西方现代文明弊端、解决现代人生存困境的精神良方，他们把道家思想作为人类至高智慧的榜样加以崇奉，借以疗救西方人的精神缺失，抚慰自己的心灵，重建新的精神家园。
一些西方学者还对“德”做了一定的讨论。阿瑟·韦利认为，“德”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着同“道”同样重要的地位。西方人常将“德”译为“美德”或有良好的品质。亨利克斯也对《道德经》中的“德”做了解释。他认为“德”在《道德经》中有两方面的意思。一种意思是指能量或生命力，比如第五十五章对赤子生命力旺盛的描写，用以说明“德”性深厚的人的状态，可见这里的“德”的含义近似能量或生命力。另一种对“德”的理解是“合乎伦理道德的好行为”，比如第三十八章关于上德下德的描述。“上德”是真正的“德”，因为“上德”是不带任何外在动机地做合乎伦理规范的事情，同时也不关注他人是否承认所做之事合乎伦理。
《道德经》中也蕴含着深刻的经济学哲理。在经济危机中，西方经济界习惯性地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拯救西方世界的希望。曾经有英国学者指出，市场经济思想的真正鼻祖不是英国人亚当·斯密，而应是提出“无为而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思想的中国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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