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子是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也是唯一可与孔子并驾齐驱的大思想家。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伯阳，或曰谥伯阳，生卒年不详，籍贯也多有争议，一说为陈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史记》）。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合久必分”的时期。周朝有八百年的历史，为博取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被犬戎攻破镐京杀死之后，西周结束。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从此周王朝的威信大打折扣。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当时周天子已经不能担负天下共主的责任，管辖范围形同小国，甚至经常要向一些强大的诸侯求助，强大的诸侯便自居霸主，春秋时期140多个诸侯国之间开始互相攻伐和兼并。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老子创作了《道德经》。
老子曾担任周朝守藏室之史，以博学而闻名，孔子曾入周向他问礼，这里的“入周”就是指孔子进入周天子的实际管辖范围。相传春秋末年天下大乱，老子骑青牛西行欲弃官归隐，到灵宝函谷关时，受关令尹喜之请著《道德经》，并流传于世。
《道德经》又称《老子》，是全球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著作之一，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其思想核心是朴素的辩证法。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不言之教；在权术上，讲究物极必反之理；在修身方面，讲究虚心实腹、不与人争的修持。老子与庄子并称“老庄”，后被道教尊为始祖，称“太上老君”，唐朝时期被追认为李姓始祖。
老子的思想在当时主要目的是规劝人们顺应天道，发现人本能的天性。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设定：认为存在着一种超脱万物的自然规律，不论是天子、诸侯、士大夫还是老百姓，包括各种国家关系，实际上都是处于这一个天道之下。这种终极法则或者规律指导着万事万物的运行，作为国家或者个人，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都不要做违逆法则的事情，否则会遭遇天谴。比如说诸侯国恃强凌弱吞并小诸侯国，这个就是违背天道的，所以可能会遭受天谴，万物都该恢复到原先天道安排的秩序之下。老子思想的政治与人事主张涉及君主论、君臣关系、治理民众、国家关系、祸福成败等。
我们看到，老子思想并没有讲到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周天子怎么去重新划分诸侯的权力，各国应该有什么样的内部治理结构，或者怎么去促进农耕、兴建水利工程等。因为只要大家顺应天道，敬畏法则，那么一切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而当时的天子和诸侯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是遵循天道的，所以才有这么多乱象。这里我们要注意到，我们说的西周、东周、春秋战国都是后人为了便于陈述做的历史区分，当时的人看见的只是周天子治理之下大道崩坏，各种不守规矩、破坏秩序的事情不断出现。
第一，老子在个人生活、处世态度方面规劝君主。
《道德经》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思想要求君主放弃丰厚的生活享受，认为过多的物质享受不利于养生。从养生的角度入手，君主也容易接受，对后世人们的修身养性也具有指导意义。
养生讲究“和”，“和”就是要知足不要过度，丰厚的生活享受属于过度的情况，所以不利于养生。《道德经》第五十五章：“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和”就是养生的规律，懂得了这一点就算是明白人。虽然从现代人视角看，像五音、五色、五味、狩猎之类的生活享受，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合理的、有益的东西，但这种规劝是从“和”的角度，也就是合于天道角度出发的规劝，是一种辩证法的思想。
在处世态度方面，老子思想劝说君主让利于人、卑下于人。让利于人、卑下于人，有利于保障君主的性命与统治地位。《道德经》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所谓“不自生”“后其身”“外其身”“无私”都是让利于人、卑下于人的表现。这样做反而能够达到“长生”“身先”“身存”“成其私”的结果。
《道德经》第十章对君王提出“爱民治国”的思想，认为民众之所以会变成盗贼，是因为丧失了生活资料，断了活路。爱民利民，就是让他们在既有的社会秩序下可以维持起码的生存。第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爱民利民就是减轻剥削扰民，让利于民。
《道德经》第七十七章：“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这里的“损不足以奉有馀”，是指统治者贪得无厌，盘剥本来就不足的普通老百姓。所谓“有馀以奉天下”，就是呼吁减轻剥削，让利于民。老子思想认为“损有馀而补不足”是“天道”，人的行为如果不符合天道，最终会受到惩罚。
老子生活的时代，诸侯国之间进行着激烈的利益争夺。《道德经》第二十四章：“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这段话就是对具有争天下野心的人说的，所谓“企者”“跨者”“自见者”“自是者”“自伐者”指的都是志在争夺天下的诸侯，他们胆大妄为、骄傲自满，但必然不会成功，也不会长久存在。第二十二章：“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思想认为争夺天下违背天道，是必然不能成功的，相反地，不去争夺天下，反而没有人能够与他相争。争夺的不会成功，不争夺的反而有利，是一种矛盾转化的辩证观点。
第二，是老子对矛盾互相转化的思辨。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说明有利和不利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道德经》第九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棁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就是说有利的方面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难以保持，就会向反面转化。因此也提出了一条防止有利向不利转化的方法，叫作“功成身退”。就是有利的方面发展到了极致，再往前就会转化，这个时候要“身退”，免得灾祸降临。这实际上和西方哲学的辩证法一致，因为矛盾的两方面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易经》中的“否极泰来”也是一样的道理。
在避祸趋福方面，《道德经》第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所谓“正”就是一般情况下所采取的方法，用在祸福问题上，就是人们通常采取的追求利好的方法。老子思想告诫人们不要迷信这种“正”。因为矛盾是转化的，“正”会向它的反面“奇”转化，祸与福之间也会不断地转化，并且这种转化，人们难以预料。这种思想就是辩证。“方、廉、直、光”都是矛盾的一个方面，也就是“正”的品性，如果不控制“度”，最后就会走向反面。老子思想认为，要想避免失败而取得成功，人们主观上要有谨慎勤勉的精神。由此可见老子思想关于矛盾转化、量变质变的思辨和西方哲学异曲同工。(www.xing528.com)
《道德经》第六十三章：“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这是说矛盾的两方面是转化的，有利的方面会向不利的方面转化，不利的方面也会向有利的方面转化。因为有这种转化，所以宁愿从一开始就居于不利的方面。作为不利的方面的“难”指的是客观上的问题的难度。这种难度要求人们主观上采取相应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难之”，也就是谨慎勤勉。
第三，是关于世界本源的思辨。
老子首先思考的是哲学中最根本的问题，“道”就是万物的本原，而“道法自然”则回答了世界是怎样的问题。老子思考问题和解答问题的方式也是典型的哲学式反思和批判，是一种辩证法思维，老子用极富辩证思维的言语说明了人与自然、与宇宙、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与当时绝大多数学派相左的“无为”思想。
老子思想认为只有对“道”的认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对“道”的追求和认识叫作“为道”，对“学”的追求叫作“为学”。为学的人在获取知识的时候，都要借助于大量的观察与实践；在表达知识的时候，又讲究内容的广博与文辞的华丽，这就是“为学日益”。为道的人与此相反，在获取知识的基础上，不断抽象提炼，再次表达知识的时候，讲究内容的精练与语言的简朴，在践行知识的时候，讲究无为。这就是“为道日损”。
这实际就是抽象性思维与具象性思维的区别。“为道”相当于对本质与规律的认识，“为学”相当于对现象的认识。“少则多，多则惑。”学习能够增长见识和知识，但是学习太多则会影响对客观事物的判断。在领悟“道”时要做减法才能更好判断事物，在实践的时候要拿起和放下结合，不能局限于书本。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也是这个道理。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三十九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一”思维是一种整体思维，是一种太极思维，也是“多元一体”的思维方式，讲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和谐相处，具有多元一体的价值和意义，是一种全方位多角度的圆融思维。因为“一”是为“无为”也，所以能收到“无不为”的效果。
中国太极的整体思维就是把人与自然、人间秩序与宇宙秩序、个体与社会看作一个不可分割、互相依存、互相对应、互相制约、平衡协调的有机整体。太极分阴阳是指将对象的各个部分联合为整体，将它的各种属性、方面、联系等结合起来。天人合一，推天道以明人道，率人道以合天道；道术合一，合万殊为一理，化万异为一宗。
现代科学有很多例子验证了“一”至“万物”的思辨，例如一切生物原本都发源于一个基本细胞。基本细胞分裂为二，二再分裂为四，四再分裂为八，这样持续不断地分裂下去，由简到繁，就构成了宇宙万物。例如随着量子理论的发现，物质底层的粒子反而越来越多，因此很多科学家正孜孜以求“大一统”理论，也是希望在物质的终极层面发现“一”的真理。
中国文化追求的是如何从本源上消解纷争，以获得安宁，老子中的一和二是相生关系，一何以能生二，主要是由于一是由二构成的。中国文化的太极图即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在太极图中，由一去看二，虽然有相克，但是也有相生，也就是相辅相成。“一涵二”和“二成一”是一生二，二中有一，而不是一分为二。因此，中国文化倾向于“从整体的和谐来看事物”，是站在“一”的角度来看“二”，所以会偏向于“一涵二”，也就是“一生二”，这就是综合思维的体现。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广泛的包容外来文化，使其融合内化为自己的组成部分，而不会丧失自身的主体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思维方式，所以能够广泛地包容外来文化而不丧失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因此，“一”思维涵盖中国文化之精义，能够融通百家而独树一帜。
第四，是对于自然规律的把握。
《道德经》第二十二章“少则得，多则惑。”“一”为易简之极，至简则为太极。因此，“少则得”即为把握大道至简的整体思维方式，就可以“得一”，是以老子说：“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自然无为”即阴阳和谐共处、平衡统一的“太极状念”，即“中”也。
《道德经》第一章：“名可名，非常名。”这就是说，教化群众之法在根本上都是无为法，所以，不要执着于名相的区别，须知言不尽意，只有得其意而忘其言，超越语言文字的障碍，才能领悟到圣者经文背后所蕴含着的真义。各种哲学思想实际是“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
老子及其后的道家学派，把“道法自然”作为追求真理的至高境界。对于一个真正智慧和英明的领导者来说，如果了解到表达一个事物，可以有无穷种语言方式和概念，甚至是完全对立的概念，自然会很小心地使用自己的语言，不会主观妄为，而是认真地把握自己的语言和判断，不要偏执一端。
这里的“无言”其实不是不说话，而是保留了所有可能的表达。而“无为”也不是不做任何事情，而是依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做事，无为的同时保留了所有可能的手段。道家只在最需要的时候才“为”一下，随后马上又回到“无为”中。同样，人类的行为常常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情感和思维及判断而产生的，如果我们的思想感情和判断是有问题的，我们的行为方式就一定有问题，乱为、妄为的结果就一定不好。如果事物的发展本来就有无限种可能性，就不要固执地只走一个方向，而要根据事物的变化发展，选择最合适的时间出手，也就是老子教导我们的“无为而治、不言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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