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陈之辩：对学派分化的影响

12世纪中叶,大量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都将他们的思想追溯至道学的奠基者们,并激起了朱熹后来所贬称的“一般回互底心意”(46) 。像朱熹同张栻及吕祖谦之间虽有意见分歧但相处很真诚,也不妨碍他们在更大方面的一致。回过头看,吕祖谦为弥合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分歧而安排的鹅湖之会实际上标志着严重冲突的开端,因为在那里发生了激烈的相互指责。(47) 由于调停人——特别是吕祖谦的影响,在一个时期内分裂仍被控制在小范围内;但当大约10年后朱熹与陆九渊再次发生冲突时,鹅湖之会开始产生更大的影响。在吕祖谦于1181年去世前的6年中,由于他的影响而抑制了陈亮向着更公开地批评道学发展。70年代几个主要调停者在1180、1181年间相继去世,其中包括张栻、吕祖谦、郑伯熊。后两者曾经是浙江的主要思想家,(48) 现在思想主导权转移到年轻学者手中,特别是好战善辩的陈亮手中。当朱熹担任浙江的地方官时,他于1182年初第一次会见了陈亮。具有讽刺意义同时又具有象征意义的是,那次会见集中于朱熹拜谒吕祖谦墓之行。对朱熹来说,在浙江的随后一年被证明是一个纷乱的时期,一个令他后来感到相当恼怒的时期。

当朱熹意识到他同陈亮的冲突时,他开始严厉对待浙江学者。在他仍然任职浙江时的书信中,他很尊重地称呼陈亮及其他浙江学者,但后来的信函则有时严厉地谴责陈亮。回首在浙江的时日,朱熹承认他对那儿的学者普遍持有的态度感到痛心疾首:“顷岁入浙,从士大夫游。数月之间,凡所闻者无非枉尺直寻,苟容偷合之论,心窃骇之。”(49) 由于忽视了绝对的伦理标准,这种以吕祖谦宽容主张加上功利主义及犬儒主义的曲解使朱熹感到不安。在批评这一地区的习俗时,他甚至向皇帝抱怨浙江学者不“问其是非曲直”(50) 。主观论者——主要是陆九渊的学生杨简(1141—1226)竟敢声称超越经典,而客观论者如陈亮则热衷于功利主义,赞同任何对当下情景有用的理论和措施。朱熹的判断即是如此。在一次谈到浙江学者时,他感叹道:“今有一等自恁地高出圣人之上;一等自恁地陷身汙浊,要担头出不得!”(51) 在另一次,他详细解释了他所谓浙江学者各走极端的倾向。

往往泥文义者只守文义,论虚静者更不读书。又有陈同甫一辈说又必求异者。(52) 某近到浙中,学者却别,滞文义者亦少。(53)

这样朱熹在12世纪80年代感觉到浙江学者从根本上存在两个倾向:杨简一类学者的禅宗倾向;陈亮轻视儒家伦理信条的倾向。

朱熹如是表达了他对陈亮的观点广为传播的不满:

陈同甫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人已多。家家谈王伯,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54)

按照朱熹的看法,陈亮这些可怕的理论只是伴随着吕祖谦的去世才出现的:

婺州自伯恭死后,百怪都出,至如子约别说一般差异的话,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商见识,令人骇叹。(55)

在朱熹看来,那些推崇这些可鄙理论的人都宣称吕祖谦为其导师,但事实上却追随陈亮。不过,朱熹又指责是吕祖谦开了这些理论之先河。(56)

朱熹看到,从吕祖谦的历史研究到陈亮的功利主义,这一过渡是令人担心的,但却是合乎逻辑的。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对此十分抱怨:

伯恭无恙时爱说史学,身后为后生辈糊涂说出,一般恶口小家议论贱王尊霸、谋利计功,更不可听,(57) 子约立脚不住,亦曰:“吾兄盖尝言之”云尔。(58)

朱熹这样谴责陈亮在吕祖谦历史研究所建立的基础上竖起一座胡言乱语的大厦。吕祖谦也曾像陈亮一样“包裹在里”;并且,两人都被他们的历史研究“坏了”(59) 。

现在——至少朱熹自己认为——浙江的一个坚如磐石的功利主义集团在同他对抗。他看到以前吕祖谦的学生投入陈亮的阵营中,而且两派开始合并:“今来伯恭门人却亦有为同甫之说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60) 但实际上,陈亮在给朱熹的一封信中,曾抱怨吕祖谦的学生对他的公开敌意(61) ;而且,吕祖谦的学派仍然在其弟的领导下。(62) 但不管这两个学派事实上融合的程度如何,陈亮的影响力在吕祖谦死后确实在增强,而浙江学者同朱熹的分裂也在增大。

学生数量的增加可能也加剧了体系和立场的分化。从12世纪80年代初开始,朱熹及其浙江对手都吸引了更多的学生。此前,他们都只有非常少的追随者。(63) 陈亮曾致函朱熹,激烈指责道学学生的帮派性:

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三三两两,附耳而语,有同告密。画界而立,一似结坛。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64)

陈亮和朱熹都承认,(65) 在二程死后,不同观点大量涌现,很难坚持个人的独立见解。(66)

学界纷争加剧了12世纪80年代学者们的分化。正如其许多同代人一样,陈亮希望发展他自己的体系及声望。尽管他十分尊敬吕祖谦,却坚决反对自己的朋友倪朴的告诫,拒绝承继吕的遗产。传播另一种思想的念头给陈亮极大的激励。朱熹的思想在1170年前后已臻成熟,已经开始发展他自己对前辈思想家们所建立的道学的修正,但在1182年他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当时,他弹劾他所治浙江的一个太守唐仲友。(67) 丞相王淮为这位被弹劾的官员辩护,唐在朝廷里的朋友也试图消弭此事,称此事不过是持不同见解的学者间的小摩擦。总的说来,唐是一个来自浙江金华的经世思想家;而且他已建立起独立的学派,传授制度研究及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的著作。据说朱唐两人以前曾互相表示轻视对方对经典的解释。但是正如杨联陞教授所指出的,朱熹弹劾唐的六个奏章,包括指责唐的作伪,其细节“十分可信”(68) 。由于唐复杂的关系网及此事所引起的激动,他只不过丢掉了官位及升迁机会。更重要的是,一些高层官员激烈地指责朱熹及其学派——这是自丞相秦桧1155年去世以来首次由高层官员发起的对道学的严厉攻击。他们指责这种“道学”狂傲地声称其道德优越地位,实质是建立在用来欺骗民众的错误学理之上。(69) 这一论战标志着朱熹政治生涯的转折点。(70) 论战的气氛也浸入他的学术生活,不久他就陷入了同其主要学术对手陈亮及陆九渊的相互谴责中。

如果此前数十年的学术气氛一如既往,陈亮会被认为只不过试图拓展道学潮流或保持其早期的广阔基础。事实上,在后来给朱熹的一封信中,陈亮这样表白自己:

亮所以为缕缕者,不欲更添一条路,所以开拓大中,张皇幽眇而助秘书之正学也,岂好为异说而求出于秘书之外乎!(71)

然而,学术气候已变。在紧接其为论争而道歉的上下文中,陈亮精心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妥协的语句和尊称无法完全掩盖其好战性。更重要的是,陈亮已发起了一场对道学的进攻,这一进攻太直接,根本不可能被看作仅仅是努力拓展其疆域。同早期的浙江领袖相比,陈亮采取了更独立的、同道学的根本构架更激烈冲突的姿态。道学之分裂的发生不仅仅因为他离开了道学,而且还因为道学向着更一贯的形而上学及伦理体系的发展将他及浙江道学的功利主义支持者都抛在了后面。朱熹以一种比吕祖谦更为狭窄的方法限定道学的范围;同样,陈亮比吕祖谦更加完整一贯地功利化。陈亮在相信道学自身已经发生变化的同时,于1193年严厉地抱怨20年前出现的专心于道的研究的学派只热心于形而上学与伦理学,却忽略了文章与政治事务。(72)

争论本身大大加速了朱熹与浙江功利学派之间的两极分化。来往信函加上亲自拜访使对手的挑战性给每位思想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手意识产生了,观点也得以明确;(73) 当其他人也被拉入争论时,两极分化的波及面开始扩大。除了试图说服朱熹之外,陈亮还写了一些信以便后来人能够对这次辩论作出评判。大概是太急切的缘故,陈亮没等到后代来评判就向人们展示了他的信件。当他的门生得到这些信件时,便将它们向周围人传播,争论的消息因此扩散开来。陈亮所抱怨的是,朱熹的一些弟子读完信后非常恼怒,拒绝与陈亮交往。(74)

当陈亮向陈傅良陈述其观点并请他加以调停时,陈傅良也加入到争论中。陈傅良来自永嘉,是浙江学派的一员。在12世纪70年代,他是陈亮最好的朋友之一;如今,在12世纪80年代,陈傅良属于陆九渊主观主义的心学一派,他从浙江与江西观点混合的角度出发,不能完全赞成朱熹或陈亮的观点。由于坚持江西学派强调道德修养的缘故,他更倾向于同意朱熹的看法;不过,就反映他的浙江学术的根源而言,他仍然同情陈亮赞赏汉唐英雄,关注积极效果的立场。(75) 任何一方都不满意陈傅良妥协性的调解。例如,朱熹严厉反对了陈傅良的观点,他评论说:

君举只道某不合与说,只是他见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两边去,如果恁地含糊鹘突!某乡来与说许多,岂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这里,而今日虽不见信,后世也须有人看得此说,也须回转得几人。(76)

界限已经过于明显,不允许一个勉强的调解者提出笼统的调和方案。

争论妨碍了其他浙江学者,如叶适与朱熹,讨论学术问题。由于双方坚强的个性,(77) 争论没有最终结果并且滑进理论与伦理学的领域,在这里功利主义思想家们会感到不太自在。(78) 人们容易夸大这种疏离的程度。虽然争论中产生一些紧张,但1188年叶适仍在朝廷上为朱熹辩护,当时一些大臣利用朱熹辞去官职的机会重启对道学的政治攻击。在12世纪90年代晚期,当这些大臣的确得到了朝廷反对道学的禁令时,他们以叶适和朱熹为打击目标。事实上,朱熹、陈亮辩论后的几年中,叶适与朱熹在一些时候有过书信交往,但总的说来比起陈亮与朱熹之间的关系,叶适与朱熹只有过相当少的思想交流。例如,叶适在一封信中为陈亮的王霸思想辩护,认为这是个了不起的道理。朱熹则对此评论道,叶适的说法笼统误人,不能说透这一大道理是个什么物事。(79) 在另一次,朱熹指责叶适的抱负,并劝说他有必要研读儒家经典后,两人中断了一段时间的通信。(80) 1208年之后,主要为了反对陆九渊的门人,首要的便是杨简的极端主观主义,叶适把自己摆在了道学之外,在此之前,他一直都认同于广泛的道学潮流。(81) 极有意义的是,这个转变的时间正好与他为陈亮文集作序跋的时间相巧合;因此,叶适重读这些著作(包括辩论)也许促成了他下定决心与道学决裂。

虽然他受到陈亮的影响,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叶适对道学的反感给陈亮努力寻求功利方向以致命一击。在严格的意义上说,陈亮和叶适代表着浙江功利学派下不同的分支,但是他们类似的取向与抱负不能不让我们批评他们不能进行共同的计划或避免削弱彼此的论证。(82) 在为汉唐英雄辩护中,陈亮希望建立适用于他的时代并与道学不同的理想和价值。(83) 他声称孔子本身曾支持过如此地改写历史:在编定五经时,孔子删削古代记载以便为同时代人建立价值楷模。但是叶适却与陈亮就一些基本观点发生争执。在攻击道统的过程中,叶适也打破了陈亮摸索着建立楷模的企图,因为他否认了孔子作为革新者甚或是经典编订者的作用。按照叶适的看法,孔子只是传承了更早的传统。所有“真”儒,从孔子本人开始,都应当是保存者,而不是革新者;因此,所有的道学学者,以及孔子自己的弟子,按照这个事实都做错了。叶适还拒绝赞成汉唐的英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以一种类似朱熹的方式,声称汉唐英雄都处于黑暗之中;他们有进道之路却不愿从学。(84) 他或是未能看清或忽视了陈亮以历史的相对主义为现实建立楷模的作用。因此,在叶适那里所有的只是以实用主义政治思想为号召而不存在任何可行的功利主义以代替道学的楷模。

陈亮和叶适对朱熹体系的挑战使他及其弟子自觉地与浙江功利学派分开,这样,在浙江学派哲学思想发展的同时,宋代儒学内功利主义的入世思想进一步受到削弱。虽然他们两人有亲密的个人关系和接近的哲学思想,陈亮和叶适也未能实现共同的计划。学术环境需要榜样和得到伦理支持的象征,陈亮在整顿功利主义象征和建立功利理论的伦理基础方面有相当大的进步;不幸的是,他的个性、法律纠纷以及不合时宜的死亡限制了他将其观点发展成为系统的哲学和有凝聚力的思想派别。叶适批评性的攻击破坏了陈亮所作出的成绩。由于内部受到削弱,功利主义这一独立的学科过分处于边缘地位而不能阻止13世纪朱熹的体系

上升为学术界与官方的正统思想的潮流。(85) 朱熹和陈亮交流是这两个学派划清界限过程中的一个部分。对立使思想愈加清晰。随着书信的来往,两个学者间的私人交往加强了那个时代学者间的哲学交流,并且加强了从先前几十年间纷繁的学术气候中发展出更有系统的思想流派的趋势。

(1) 169

(2) 陈亮,17:1上,204页。

(3) 朱熹:《朱子语类》133:11下,5129页。

(4) 170

(5) 陈亮17:3上,208页,译文见Wilhelm,“Note　on　Chen　Liangs　Tzu”,80页。

(6) 虽然陈亮表示赞同朱熹关于土地改革论文的某些(不特指)观点,但他的回应却是一个总的训诫,这个训诫更加实际,更具有创造性,更能了解当时复杂的制度结构;陈亮,20:1上—下,273—274页。朱熹的文章可能是《朱文公文集》,卷68:27页上—29页下中的那一篇。那些信中也有关于他们对任职的态度的零散评论。

(7) 钱穆使人将注意力集中于《朱子语类》卷133,表明朱熹态度的这种基本转变。钱穆:《朱子新学案》,第5册,75—84页,以及《国史大纲》,下册,443页。学者们通常用相当少的文字,主要出自《宋史》中朱熹的传记来说明他对与金人求和的强烈指责,但这些说法却是静态的;杨向奎,下册,325—330页;曾繁康,363页;吕振羽,406页;陶希圣,第4册,114页,126页。侯外庐,第4卷,下册,596页指责朱熹虽然在言论上支持收复北方,但却采纳了求和政策。关于朱熹态度发展的近期研究,见朱瑞熙:《朱熹是投降派卖国贼吗?》,《历史研究》9:72—77(1978年)。

(8) 我认为这是朱熹在战争问题上更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批评的严厉化碰巧与伴随着争论而产生的思想对立过程同步进行。思考下面这些段落:朱熹:《朱文公文集》,卷11:34页下;《朱子语类》133:11上—12上,5128—5130页;133:14上—15下,5133—5135页。这些段落绝大多数被引入钱穆的《朱子新学案》,第5册,75页,77—79页,《国史大纲》,下册,443页中。

(9) 171

(10) 虽然夷狄也具有理,但其气禀遮蔽了理,故而使他们转化是极其困难的;一次朱熹评论说,因为他们是介于人和动物之间的一类,所以他们“终难改”;《朱子语类》,4:3上,92页。当他想强调万物皆有理时,他只谈砖石蜂蚁之类,而不提夷狄。

(11) 同上,133:11下—12,5129页。

(12) 172

(13) 朱熹:《朱子语类》,105:10上—11上,4189—4190页,以及《资治通鉴纲目》(聚文堂本)范例,3上—4上,8上。钱穆:《朱子新学案》,第5册,120—149页讨论了《纲目》的发展过程和朱熹对他及其司马光的论断的修正。欧阳修在正与统之间作过区分:刘子健,Ou⁃yang　Hsiu　(Stanford,1967),111—112页。关于纪昀的观点,见《(合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5,58—60页。关于元代正统观讨论及文献的简明的评述,见陈学霖,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　Dynasty:　Three　Studies　(Wiesbaden,1970),13—17页,21页,54—55页;参见其所著“Chines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at　the　Yüan　Court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Liao,　Chin,　and　Sung　Histories”,　in　John　D.　Langlois,　Jr.,　ed.,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rinceton,1981年),56—106页。在相关的一个研究中,Langlois检讨了清初对从金、南宋经元到明的文化连续性的看法;John　D.　Langlois,　Jr.,“Chinese　Culturalism　and　the　Yüan　Analogy:　Seventeenth⁃Century　Perspectiv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0.2:355—398(December,1980)。

(14) 特别考虑陈亮1188年的上书,见陈亮1:11上—15上,15—20页;及朱熹1163年的奏折,见《朱文公文集》,尤其是卷13:2页下—3页上。友枝龙太郎:《朱子の思想形成》,419—434页讨论了朱熹的国防观并对比陈亮的上书检讨了朱熹在1162年及1188年的奏折以表明他们在基本政策上有一致的看法,但在取向上不同。友枝龙太郎某些结论与我相同。

(15) 朱熹承认内中国外夷狄是《春秋》大旨之一,《朱子语类》83:1上,3397页。陶希圣,第4册,126页指出朱熹总的说来对任何与它国所缔结的联盟或条约皆持敌视态度。他还反对朝廷遣特使于1170年出访金廷;钱穆:《朱子新学案》,第5册,83—84页。陈亮希望中国、夷狄分属不同区域;而且,他谴责利用外国武装来维持秩序和镇压国内的反叛;陈亮,4:5下—6下,47—48页。

(16) 陈亮,2:1下—3下,22—25页;朱熹:《朱文公文集》,卷11:30页下—31页上;以及拙著“Proto⁃Nationalism,”412页—415页。

(17) 关于李纲的建议,见《陈亮集》,下册,463页;陈豪楚,16页中所引文字,以及Haeger,“Political　Crisis”,143—161页中的讨论。关于张浚,见友枝龙太郎:《朱子の思想形成》,426页。

(18) 173

(19) 陈亮,2:3上—下,23—25页;侯外庐,第4卷,下册,704—706页。关于陈亮的政策及战略的更详细的讨论,见拙著“Proto⁃Nationalism”,403—428页。

(20) 陈亮,1:1上,1页;田浩,“Proto⁃Nationalism”,408页;另一个译文见Lin　Mousheng,181—182页。陈亮可能受到了朱朴关于中原之气的看法的影响;见《宋元学案补遗》,卷56,14页上—下。关于气的讨论,见“Proto⁃Nationalism”。

(21) 174

(22) 陈亮,1:1上—下,1—2页;译文见田浩,“Proto⁃Nationalism”,420页。

(23) 陈亮,1:5上—6上,7—8页;译文见田浩,“Proto⁃Nationalism”,417—418页。

(24) 陈亮,1:5上—6上,7—8页;参见1:12上—下,16—17页。

(25) 175

(26) 《宋元学案补遗》,卷56,15页上;田浩,“Proto⁃Nationalism”,424页。

(27) 陈亮,1:4上,5页;译文见田浩,“Proto⁃Nationalism”,423页。参见陈亮,4:6下,48页。

(28) 陈亮,1:4上,5—6页;译文见田浩,“Proto⁃Nationalism”,419页。关于宋代盟约的讨论,见Herbert　Franke,“Treaties　between　Sung　and　Chin”,　in　Francoise　Aubin,　ed.,　Etudes　Song/Sung　Studies:　In　Memoriam　Etienne　Balazs　(Hague,1970),Series　I,　Volume　1.1:55—64。参见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1968)。

(29)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11:15页上—下。(www.xing528.com)

(30) 同上,卷11:4页。

(31) 176

(32) 同上,卷13:2页下—3页上,在一封致友人书中,朱熹阐述了相同的主题,认为中兴是与天地之理及人心相一致的;同上,卷24:10页下—14页上,也引在杨向奎,下册,325—326页。

(33) 例如,思考1199年的一段文字见朱熹:《朱子语类》,133:14上—15上,5133—5135页。

(34) 177

(35) 陈亮,1:3上,4—5页;译文见田浩,“Proto⁃Nationalism”,416页;罗文,YehShih,59页。

(36) 陈亮,1:1上,1页。

(37) 178

(38)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11:34页下。

(39) 179

(40) 陈亮,1:3上—4下,4—6页;1:8下—10上,12—14页;2:1下—3下,22—24页。

(41) 在一封致宰相叶衡的信中,陈亮说需要积蓄5年的力量,国家的大业才能完成;陈亮,21:1上,316页。在关于宋与夷狄力量消长的叙述中,他指出一个基本类似的时间框架,但不很具体;同上1:6上—下,8页;2:1下,22页。

(42) 朱熹:《朱子语类》,133:11上—16下,5128—5137页。

(43) 同上,133:11上,5128页;以及133:12上—下,5130—5131页。

(44) 180

(45) 同上,133:15上—下,5135页。

(46) 朱熹:《朱子语类》,122:9下—10上,4734页。

(47) 余英时,“Ching　Intellectualism”,123页提示说在朱陆争论的当时,对人们来说,争论似乎并不存在什么重大的分野,只是到了13世纪才有人努力调和争论中明显存在的分歧。姚荣松,8页,注意到陆九渊抱怨吕祖谦的调和实际上是偏向于朱熹一方。

(48) 181

(49)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38:30页上;也引在吴春山,187页。

(50)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11:28页下。市川安司:《朱子——学问ときの展開》(东京,1970年),230页。

(51) 朱熹:《朱子语类》,123:7下,4748页;此条记于1191年。

(52) 182

(53) 同上,122:10上,4734—4735页,此条记于1188年。我根据的是1876年版本以代替1970年版本。

(54) 同上,123:8下,4750页;此条记于1191年;译文见陈启云的文章,经我修正。参见《朱文公文集》,卷53:34页上—下。

(55)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35:22页上;也引在吴春山,155页。

(56)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1:7页下。

(57) 183

(58)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35:24页下。

(59) 朱熹:《朱子语类》,123:7上—下,4748页,记于1191年后;同上123:7下,4748页,此条记于1198年。

(60) 同上,123:7上—下,4748页;记于1191年后。参见引于《宋元学案》,卷51,947—948页中的评论。

(61) 陈亮,20:5上—下,279页。

(62) 《宋元学案》,卷51,952—956页;卷53,977页。夏君虞,141页。

(63) 关于陈亮的弟子,见童振福书附录的图表,106—109页;但是,显然另外一些人不很正式,从学时间也较短。关于朱熹,见田中谦二:《朱门弟子师事年考》,第一部分,《东方学报》44:147—218(1973年2月);第二部分,《东方学报》48:261—357(1975年12月)。

(64) 陈亮,20:15上,293页。

(65) 184

(66) 同上,20:11上,287页。

(67) 吴莱(1297—1340)对此事的叙述收入Langlois对吴莱一些著作的概括内;John　J.　Langlois,　Jr.,“Chin⁃hua　Confucianism　under　the　Mongols　(1279—1368)”(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1973),83页。倪朴是陈亮的学侣,此外他还是一位爱国词人,绘有征略地图;《增补宋元学案》,卷56,10页上—11页上。

(68) 杨联陞(Yang　Lien⁃sheng),“The　Form　of　the　Paper　Note　Hui⁃Tzu　of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y”,在其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　(Cambridge,　Mass.,1969),216—223页。关于对唐的肯定看法,见石田肇,23—37页。

(69) 185

(70) 谢康伦,“Neo⁃Confucians　Under　Attack”,163—198页;以及他的“Political　Thought　and　Behavior　of　Chu　Hsi”,102—106页,119—121页;以及他的“Chu　Hsis　Political　Career:　A　Study　in　Ambivalence”,in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Stanford,1962年),173—175页。

(71) 陈亮,20:16下,295页。

(72) 陈亮,11:2下,114页。见本书第二章的译文与讨论。

(73) 186

(74) 同上,20:15下—17上,293—295页。

(75) 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36:2页下—3页上;张君劢,上册,327页;吴春山,124—131页,特别是128—130页。吴春山认为陈傅良偏向朱熹一边;但是,黄宗羲相信他赞同陈亮的观点;《增补宋元学案》,卷56,7页上—下。

(76) 朱熹:《朱子语类》,123:7上—下,4748页。

(77) 187

(78) 吴春山,137—138页,149—150页。吴夸大了争论的影响而对继续进行的学术交流的数量估计过低。

(79) 朱熹:《朱子语类》,123:8下,4750页。

(80)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54:7页下;56:6上—8上;钱穆:《朱子新学案》,第3册,605—607页;罗文,Yeh Shih,81页。

(81) 罗文,Yeh　Shih,第8章。

(82) 如,夏君虞,141—142页;吴春山,9—23页,113—150页,将陈亮和叶适作为同一学派中具有较少差别的学者来研究。朱熹认为那些倾向于功利思想和历史研究的浙江学者是一个集团。

(83) 188

(84) 罗文,Yeh　Shih,153—176页;牟宗三:《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252页。

(85) 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