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观点：收复华北与功利主义儒家

对于恢复大宋王朝的不同态度不仅表明了朱熹与陈亮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法,同时也表明了他们不同的价值取向。其时金人盘踞中原,建号金。朱陈两人皆希望通过军事收复华北来恢复宋王朝。在去世的前一年,陈亮如是概括了他的一生:“复仇自是平生志。”(2) 朱熹在逝世前也表达了他长期以来的希望:“某要见复中原,今老矣,不及见矣!”(3) 但陈亮的策略表现了他的功利主义倾向,而朱熹的恢复方式则表达了其价值观及对个人修养的关注。

由于若干原因,以此问题来说明朱陈不同的倾向,是一件很复杂的事;但尽管有困难,也并不排除进行比较的可能。(4) 这些困难是,第一,在两人的往复信函中未曾讨论恢复一事,因此关于两人的分歧可以说是人为构造出来的。在为朱熹所题的一首《水调歌头》中,陈亮叙述了在他们的第二次会见中,两人如何为中兴这一共同理想未能实现而悲哀。(5) 在通信中,两人都确实提及了其他事物,如为政及土地改革。陈亮对朱熹关于土地问题的论述做了一些评论,但这些评论都非常简短而且隐晦;总的来说,陈亮关于土地问题论述很少。(6) 中兴才是陈亮最关注的问题,也最充分地表达了他的整个哲学取向。

第二,陈亮终其一生都非常强硬,而朱熹的观点则与时俱变。朱熹年轻时是一个激烈的强硬派,在其1160—1170年间的奏章中激烈地主张军事报复措施;但其热情到中年时逐渐降温。12世纪80年代以后,朱熹认为宋王朝的大好时机已经错过。时局已然改变:金人已在北方站稳脚跟,而南宋王朝却无力清除官场腐败。朱熹采取了更谨慎的防守姿态,强调要首先加强自己。他一方面坚持收复大业,同时建议必须经过10年或者更长的艰苦准备方可谈论收复华北。(7) 并且,从大约1188年以后,朱熹在对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态度上,更严厉地批评了前者。尽管在60年代他全面地谴责主和派的主张,现在却转向责备主战派的动机和才能。(8) 他在90年代对主战派的敌意可能出于如下考虑:他的政敌,

特别是韩侂胄(1207年去世),在战事上自行其是。韩攻击道学,并且应对1206年的一场军事行动负责,这次行动对南宋王朝是一个灾难性的耻辱。尽管朱熹及陈亮持强硬立场猛烈抨击这次失败,失败所带来的真正危险却在于宋金之间断断续续的和平要被打破了。(9) 不过,12世纪的士大夫对收复失地一事是基本一致的,至少在他们的著述中如此。无论如何,尽管朱熹在战事问题上的变化使讨论复杂化了,其基本倾向的连续性仍足以让我们将他与陈亮做一比较。

第三,光复之事也影响了他们的基本倾向。为金人占领华北而焦虑,陈亮抑止了他的相对主义,而接受《春秋》关于阻止蛮夷蚕食中国的绝对原则。朱熹的爱国热情则对于他所主张的价值的普遍性是一种限制。他并不认为有必要承认存在“崇高而未开化的人”以证明所有的人民具有根本的共性。(10) 对蛮族接受儒家文化的能力,他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怀疑。例如,金世宗宣称采纳儒家的仁政,北方民众称他为“小尧舜”。尽管朱熹承认这位金人统治者的天赋,却贬斥他的仁政主张并且怀疑这位金国皇帝能“变夷狄之风”(11) 。在寻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朱熹经历了另一转变,把对王朝正统性的判别标准从道德尺度转向了历史成功。在主持删订司马光《资治通鉴》时,他修正了司马光关于正统的看法。例如,曹操之子于公元220年篡汉,刘备(223年去世)随后在四川建立了蜀汉。对此朱熹坚持蜀汉之为正统,在于其承继汉室的权利来源于刘备的皇亲身份。而在60多岁时,朱熹把蜀汉贬为“正统之余”,即“始得正统,(12) 而后不得者”。一个王朝要获得正统地位,首先要统一中国。(13) 尽管朱熹没有把正统等同于实现儒家理想,但考虑到他始终如一地反对只重结果的功利主义,这的确是一个重大改变。

第四,对朱陈两人不同方法的讨论不应该掩盖两人在关于中兴的许多具体问题上的一致。两人都敌视金王朝,试图为宋王朝所受的耻辱及死难的先祖向金国报复。(14) 两人都赞同一旦将金人逐出华北,应采取基本上是孤立主义的措施。(15) 两人都认为朝廷从地方各州攫取了太多的权力和资源,认为宋王朝要想重新获得一统和活力,必须将这一局面扭转过来。(16) 简而言之,不管这些具体措施上的广泛一致,也不管上面所讨论的其他三个方面的复杂因素,中兴一事仍是阐明朱陈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学术取向的最好的实质性政治问题。

陈亮通过历史类比和地缘政治战略来阐述自己的主张。正如李纲(1083—1140)和张浚以前所为,他建议南宋迁都南京(建邺),并且在武昌建立一个军事总部。(17) 按照陈亮的计划,这样可以把注意力吸引到淮南地区,使金人误以为南宋会以集中于武昌的湘鄂兵力进攻中原,从而乘机攻击没有防备的敌军两翼,西克山西,东克山东。一旦在敌人的两翼巩固了这两省,这些兵力就可协同前进主力,三头并进,将敌人逐出河北、河南。金人将无力抵御这种进攻,被迫撤出中国。(18) 这里的关键是做好动员,必须采取攻防结合的战略。敌人将会顾此失彼,从而将其兵力分割消耗掉。(19)

这一战略立足于关于中原的宇宙论概念。对陈亮而言,道不能超越于气,而完全寓于气中,万物皆由气构成。中原的气——世界之中心,天地之正气——使它同其他地区迥然有别。气之不同造成了地区和种族间的文化与人种差异。在万物皆气的世界上,气的差异已然形成,使得已教化的汉人同蛮族间存在着一道鸿沟。地理环境和历史演化已经在一元的气中造成了巨大的差异。在1178年的上书中,陈亮滔滔不绝地陈述了其战争政策的这一宇宙论基础:

臣窃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之所钟也,人心之所会也,衣冠礼乐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岂天地之外夷狄邪气之所可奸哉!不幸而奸之,至于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天地之正气,郁遏于腥膻而久不得骋,必将有所发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系也。(20)

由于处于传统上中国腹地的边缘,南宋面临失去正统权利的危险。

由于宇宙和自然之气集中于中原地区,(21) 南宋必须收复中原。否则即使南宋的生存也难以保证,因为“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东南”(22) 。南宋王朝的两个中心,吴(浙江)、蜀(四川),只拥有天地之“偏气”。京城所在的钱塘江地区则为“吴之一隅”。以王廷之驻于钱塘江畔,用闽浙“日衰”之士,并企图“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如此看来,挥师北上,对阵中原,成败殊难预料。而湖南、湖北地区在地理上的优势或可改变这一困境。陈亮认为应多启用这一地区的贤良,发挥这一地区蕴蓄的气。湖南、湖北不在中原,属边远之地;但这一地区距中国腹地很近,“未有偏方之气”。如果南宋能依靠中原之气,利用湘鄂地区,就可望战胜金国。(23)

陈亮用这些地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支持其战略和地缘政治论。即使在乱世,如唐宋之间那一时期,浙江一带诸国也被迫臣服中原列强。湘鄂地区则不同。战国时期,楚国就立足湘鄂,胁迫中原的齐、晋,同强秦相争;并且在隋朝于6世纪末统一中国之前南京作为都城已达3个世纪。(24)

陈亮还诉诸社会、(25) 礼节对行为的约束。正如古代圣人不与蛮族共享中原,“中国不与戎狄共礼文。”(26) 外族入侵给中原礼制带来的耻辱激起了陈亮的无比愤怒。宋廷贡岁赋于辽、金违背了中国皇帝应坚持的礼节,“天子供贡,是臣下之礼也。”(27) 蛮人拒绝承认宋的特殊地位,强迫宋人接受史无前例的耻辱,承认在汉族皇帝之外还有一个外族皇帝。陈亮抱怨宋廷不能“洗夷狄平视中国之耻”(28) 。陈亮于1188年上书正是缘于无法忍受金国的侮辱——金国只派了一个使节祭祀高宗牌位。对汉族文化规范的如此践踏必须受到惩罚。

朱熹则通过不同的方式,诉诸基于纲常和经典的道德要求。在其1180年的奏章中,朱熹提醒皇帝,如果他继续受宠臣左右,怀疑圣人之道并采取功利主义的方法,就不可能收复北方。(29) 他的1162年奏章呼吁坚决整饬吏治、驱除蛮族。尽管主和派质疑这一政策,但按照经书所确定的准则,必须反抗蛮族的侵蚀。朱熹以《礼记》为根据写道:“夫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30) (www.xing528.com)

1162年的一个奏章详细阐述了必须开战的普遍原则。忽视金人施于宋的侮辱而求和违背天道。(31) 父子天伦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所以必须惩罚杀父之敌:

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其曰“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然则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是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今释怨而讲和,非屈己也,乃逆理也。已可屈也,理可逆乎?(32)

数年以后,当朱熹认为由于时间过去太久,为父报仇不再是开战的有力根据时(33) ,他对战争的态度更加强调基本原则。

朱熹和陈亮主张开战的不同基础表明了他们不同的政治思想倾向。朱熹以天道尊严为根据。正如儒家基本的道德价值一样,这些原则是不可动摇的标准。陈亮则以礼制约束为开战鼓吹;而且,这些礼仪,作为汉族文化与制度的体现,已经历史地演化为中国之道的一部分。在朱熹哲学中,原则之理包摄礼制之礼;因此,他无疑会同意陈亮的抱怨,认为在汉族皇帝之外再承认(34) 一个外族皇帝有悖礼制。但是,朱熹根据基于经书的自然准则而非根据礼制来谈论战事,陈亮却经常谈到礼制而很少提及理。二来,由于朱熹在基本价值和个人修养上的观点,他在上书皇帝时以道德准则为依据并引用经典作为绝对权威。而陈亮,作为一个历史类比论者,则引用历史来说服皇帝。陈亮忠于他重结果的伦理,集中于实际的军事和行政手段以达到目的。

陈亮试图激起皇帝采取迅速的军事行动。他一再呼吁采取行动——呼吁皇帝动员财力,秣马厉兵,制定宏大战略,然后打破和平局面,挥师北上,最终收复中原腹地。他谈到“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35) 。陈亮用来陈劝皇帝的两个最重要的主题是遵从天命一统中国及为先皇所受的屈辱复仇。陈亮警告说,尽管宋廷竭力维持其正统地位,但是同中国腹地不正常的隔离是无法长久存在下去的。按照他的看法,朝廷把注意力集中于行政事务只是企图忘掉收复华北的大业,这是很危险的。

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于一隅,凡其志虑之经营,一切置中国于度外,如元气偏注一肢,其他肢体,往往萎枯而不自觉矣,则其所谓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36)

陈亮迫切要求皇帝坚定地着手处理首要问题——恢复王朝在中原腹地的统治。

朱熹也热衷于说动皇帝,但他有不同的侧重。(37) 尽管他最终试图激起皇帝采取军事行动,但首先希望提醒皇帝注意朝廷的道德要求及个人修养的必要性。由于德政的首要性,只有在东南地区治理好以后,方可认真地考虑把统治扩展至北方。

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臣)所望者则欲陛下先以东南之未治为忧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38)

朱熹的奏章中回荡着对腐败肆虐的谴责和对政府改革及对道德修养的吁求。

陈亮对实质结果的首要关注使他更集中地考虑以立竿见影的军事手段来达到目标。他谴责官员们“安坐”和“待时”以图收复北方。照陈亮看来,主张等待时机只不过是在掩饰官员们的消极无为并为他们的集权辩护。权力过分集中于朝廷,特别是王安石以来,耗尽了民众抵御侵略的能力,因而使朝廷不堪重负,无法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陈亮主张,坚定的措施将会带来成功。金人不可能在中国土地上长期立足,因为没有哪个蛮族政权能够保持四五十年以上的稳定。面对即将到来的金人气数的转变,必须放权给地方以作好军事、行政上的准备。除了让主要朝臣参与总体战略的计划,皇帝应赋予各太守以更大的责任和更长的任期,特别是对前线地区的太守。(39) 这将使这些太守的地位更巩固,从而按照统一的部署来动员民众。皇帝应重新启动耕战结合的屯田制度,并使各州军方对地方资源有更大的控制权。(40) 经过这些制度的改革和五年的艰苦准备,宋廷可望收复北方。(41) 所需的是制度及军事上迅速、坚定的措施。

朱熹则预料需要经过更长、更全面的准备期才能完成收复大业。同陈亮认为蛮族统治不会长久相反,朱熹认为金人已经建立了牢固的基础,现在比以往更难以驱除他们。在12世纪的最后10年中,朱熹谈到收复北方需要10到30年的准备。关键是要做好准备以待时机。(42) 他当时确实表示金海陵王1161年的入侵失败为宋王朝提供了一个速胜的时机。如果当时宋以1.5万精锐部队坚决出击,时势可能就变过来了;可是宋王朝从海陵王被刺后占领的中原前线阵地撤退,失掉了大好时机。同陈亮呼吁将宋军事总部移至中原附近相似,朱熹相信要解放北方,必须在中原取得领土或建立军事基地。(43) 这样,尽管同陈亮有一致之处,由于朱熹注重为政治行动建立伦理基石,他预料收复北方需要更长的准备时期,并且他对道德武装的要求使这一准备多了一个阶段。

实际政治问题上的分歧同两人的基本观点有关。朱熹呼吁采取更多守势并壮大自己的姿态,(44) 这反映了他对个人修养及吏治的关注:“今朝廷之议,不是战,便是和;不和,便战。不知古人不战不和之间,亦有个且硬相守底道理,却一面自作措置,亦如何便侵轶得我!”(45) 对陈亮来说,朱熹的政策不啻为消极的“待时”。没有迹象表明陈亮认为道德武装是必需的。立即采取行动的意志,加上正确的军事策略以及相应的政府放权于地方——这些就足以完成收复大业。由于首先关注于结果,所以他集中于实际的、当下的手段以图达到目的,而不是集中于朱熹认为具有根本意义的伦理价值问题和个人道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