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对基本价值的永恒完善

朱熹反对陈亮认为道是内在的与相对的观点,他集中于这一问题,即道作为价值是否(如果是,在何种意义上)永恒?在批判陈亮的相对主义过程中,朱熹肯定地说,在过去的1500年中天下无道,该说法脱离了辩论所处的广阔背景,这一点提示出朱熹相信道在形而上学的领域是独立的,与历史、事物相分离。实际上,他将永恒不变的道德规范意义的道与在人类历史中不能常常具体实现的道作了区分。汉唐时代道的缺失原因在于思想上未能延续孔子之教和政治原则,汉唐君主自行其事,最多也只是达到与圣人之道暗合的程度。

从争论一开始,(34) 朱熹就明确声称道具有永恒不变的性质。按照他的看法,后代英主的政治功业无法表明个人仁义或天理之正,此1500年间的学者皆以成败论是非。以结果作评判标准忽视了伦理准则,而从事于权宜之计。人们按照权宜的指导,虽然有时可能达到中上水平,但决不会得到道的全面。尽管人们与道背行,但是永恒不变的道德规范意义的道却殄灭不得。永恒常存之道表明它“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35) 。

朱熹将陈亮否认古代道德标准的永恒性当作中心问题。论辩中,朱熹一封写于1185年的信函最为详细地解释了道的性质。在信中,他注意到陈亮对历史与价值的看法是他的根本观点:

其大概不过推尊汉唐以为与三代不异,贬抑三代以为与汉唐不殊。而其所以为说者,则不过以为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36)

朱熹指责陈亮为了回避承认其所谓英主不能达到古圣的标准而走向贬低古代圣人和三代黄金岁月的极端。

他批评说,正是陈亮的相对主义价值观决定了其道的思想:

故又须说天地人并立为三,不应天地独运而人为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即是汉唐之君,(37) 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业,而天地有所赖以至今。(38)

朱熹并不是否定天地人并立为三和自然的不断展开能共同表明道的永恒不变的性质,因为两位学者都同意传统中国人通常所持的一个前提:社会政治领域与天地自然之间是和谐合一的。但是朱熹却独对人类道德上的不可靠生出一些焦虑:天地无心,故天地之运行无穷,而人的欲望和情感使他们做出了不合道德的选择,迷失了道的方向。按照朱熹的观点,人类社会的动荡与人心之虚妄摧毁了陈亮的论证,陈亮认为天地之运行不已证明汉唐英主的行为与道相合。(39)

朱熹指出其观点与陈亮分歧的地方。虽然两者都承认人类、人心、法度的根本延续性或持久性,但是他们却对那种连续性的性质和意义认识不同。他们一致和不一致的关键在于陈亮认为心无常泯,法无常废。陈亮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曾作过这样的评论,他说道寓存于人类行为中,所以它随着历史背景的变迁而发展,相对于历史背景而存在;不过,朱熹转而攻击这种相对主义观点。他在反对陈亮所谓“心无常泯,法无常废”时,断言陈亮的说法包含心有时而泯,法有时而废的意思。现代学者侯外庐批评朱熹在这里只抓住一些字词玩弄文字游戏。(40) 正相反,朱熹强调这一点是恰当的,并不是随意为之,这可以从他对陈亮的第一篇《问答》的反(41) 驳中得到证明。这篇论文论证了尧所禀持的道不能在历史中长存。朱熹说:(www.xing528.com)

盖有是人则有是心,有是心则有是法,固无常泯常废之理。……谓之无常废,即是有时而废矣。盖天理人欲之并行,其或断或续,固宜如此。至如论其本然之妙,则惟有天理而无人欲。……若心则欲其常不泯,而不悖其不常泯也。……岂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时而泯者为当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须臾之不常泯也哉?(42)

因此,朱熹区分了永恒不变的道德规范意义的道与在历史中不能常常具体实现的道。

朱熹的观点在哲学上既依赖道的同一性,又凭靠道在两个角度发挥作用的有效性。按照他的看法,就道的本质而言,永恒有效的道不是人类的行为所能干预的;而从人道的角度看,道的现实化建立在人的活动之上:

夫三才之所以为三才者,固未尝有二道也。……盖义理之心顷刻不存,则人道息,人道息则天地之用虽未尝已,而其在我者,则固即此而不行矣。(43)

在朱熹看来,陈亮所谓“道之存亡在人,不可舍人以为道”的确说出了一个真理:虽然道为永恒,但人们对道的体现或(44) 认识却有至有不至。他敦促陈亮不要以这一说法来表明道的本质存在依赖于人的干预。朱熹认为,并非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但是必须贯彻圣人之道,然后纲纪方可修齐。虽然不是人人皆可以为桀纣,但只要有一人为桀纣,便可令天道不立。若有人行不似尧舜,却依桀纣来做,其心就与道不合。道未尝消息;只是人没有循它。(45)

对道的主观主义的评价和相对主义的看法引出了不尽完美的标准。朱熹承认只有圣王才能达到理想,但是人们应当以尽伦尽制的圣王为楷模。不幸的是,许多人因未能做成圣人事业便产生幻灭的感觉,从而宣称道是相对于特定的时代和环境的东西。如果他们仍以相对的不完美的标准欺骗别人,国家或许也能达到有限的目标,但终不及三代之盛。(46)

朱熹提出了他的批评,说1500年间学者皆把道看作是相对的概念,他们在思想上没有听从孔子的教诲,道因此变得隐晦不显,而汉唐君主皆自行其事,个人的野心和情欲占据了他们的心灵;而且,这些君主的大多数行为都与道德相悖。虽然一些学者未能看出这些统治者严重违背了道德原则,但那些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却也仍然相信违背道德并不有损他们做出的政治社会上的功业。这些学者像陈亮一样修正了历史,企图将后世君主转变成圣人兼英雄。他们也提出(47) 了陈亮所谓的道无常废的口号,然而这个口号不过是一个幌子,在此之下,道呈现相对主义色彩,并且他们认为自己的时代与黄金三代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这些学者将道的相对主义观点与追求结果的意念相结合,而最终与自己的意图相反,只达到不完美的目标,做成不完全的功业。(48)

朱熹提出了一个解答:承认道作为价值的独立性,并从事于道德修养。人们必须认识到在所有时期人是相同的,也只有一个道,“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以一个绝对的准则,人们就能评价后世君主的言行,如此,庶几“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有以得之于我”(49) 。朱熹在人类的不懈奋斗中寻求自信与确定性,但是他否认道本身依赖于人的活动。认识道需要认真地格物、读书与反省,严格的道德修养,以及入世的热忱。道的真理与价值超越了人类不可信赖的行为;否则道就会沦丧。从朱熹的角度看,陈亮的观点是矛盾的,因为陈亮认为道既与人常在,又依赖于他们的活动。朱熹认为,承认人类的过失与道的完善这种伦理二元论保存了永恒而神圣的价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