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过程中的性格因素与二者关系

陈亮在不同场合用“人中之龙”指过两个人,一个是他自己,另一个就是朱熹。(2) 考虑到陈亮喜爱坚强的性格,这种称呼证明了他对自我价值的认识及对朱熹的敬重。如果没有这样的自信,陈亮就不可能在1182—1193年间的通信和会面中与朱熹发生争执。

两人会面前的一些年中,朱熹两位密友就抱怨朱熹容易责难、威胁别人。张栻评论说:

又虑元晦学行为人尊敬,眼前多出己下,平时只是箴规他人,见他人不是处多,己是处多;他人亦惮元晦,纵有所疑,不敢以请。谀言多而拂论少,所偏不加省察,则异日流弊,恐不可免。(3)

吕祖谦也指责朱熹对人的态度:“但详来谕,激扬振厉,颇乏广大温润气象。若立敌较胜负者,颇似未弘。”(4) 这样的(5) 批评虽然反映了长期友谊中出现的令人不安的时刻,但是朋友们还是指出了朱熹与别人交往中的一个问题。当陈亮面对朱熹时,他承认朱熹是人中之龙,不过他也自视为龙。他们的个性在交流中发生冲突,这虽然非常尖锐,但却促成了两人的相互尊重。在一些书信中谈及的私事能为我们描绘出两者之间的关系。

吕祖谦起到了朱熹与陈亮沟通的桥梁作用。尤其在12世纪70年代,他与两位学者一直保持范围广泛的通信,并经常与他们会面。早在1174年,他就鼓励朋友之间进行思想交流。在那一年,他向陈亮转达了朱熹对他著作的兴趣,特别是那篇论二程的文章。相当可能的是,计划中的交流由于陈亮在1178年与朝臣作对时的傲慢行径而推迟。吕祖谦告诫他要检点行为,并向朱熹通告了陈亮后来的变化。(6) 虽然做了那么多的努力,朱陈两人在吕祖谦1181年去世之前从未有过私人性的会面,也没有直接通信。两人共同朋友的死亡决定了他们第一次相遇。陈亮在《祭吕东莱文》中指出他反对儒者与英豪的传统划分。在夜晚的星光下,他和吕祖谦曾哀叹古来学者不能论两汉以下的英雄;而且,他们逐渐对创造英雄的环境有了深刻理解。朱熹见到这一祭文后,对此很不喜欢,他严厉指责了陈亮的奇谈怪论。(7)

与吕祖谦的私人关系沟通了两人对话的渠道。葬礼后的几个月,朱熹顺路到永康拜访了陈亮。除了祭扫吕祖谦之墓,朱熹还参观了附近的一个山洞,陈亮与吕祖谦曾在此念书。1182年1月,陈亮回访朱熹,两人在一起有10天时间。一年后,陈亮作了一首词回忆两人会面的情景:

去年今日,倚楼还是听行藏。未觉霜风无赖,(8) 好在月华如水,心事楚天长。讲论参洙泗,杯酒到虞唐。人未醉,歌宛转,兴悠扬。太平胸次,笑他磊磈欲成狂。(9)

两次会面后,朱熹在第一封致陈亮信中,附上自己一篇论土地改革的文章,征求陈亮的意见。

朱熹的公开职责是浙江的地方官员,这为他与陈亮的联系提供了基础。作为救治该地区旱灾与饥荒的外来官员,朱熹希望得到当地文士的合作与建议。在这第一封信中,他对不能按原定安排拜访陈亮表示歉意,不过他说之所以要违约是因为他为官的职责以及当地居民对近期的一次出行表示了不满。他恳求陈亮来看他,或在附近的剡溪见面,共同过一段日子。在信的末尾,他谈到在陈亮拜访之后他的伤感以及他渴望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10)

朱熹几个月后的一封信更公开地谈及他遇到的麻烦。天气持续酷热,而且非常潮湿;由于不下雨,干旱威胁着田地。这些麻烦混合了他与唐仲友争吵及弹劾唐所带来的怒火。信中强调说明了他的困境:

贱迹孤危,(11) 力小任重,政恐旦夕便以罪去耳。旱势已成,三日前犹蒸郁,然竟作雨不成。此两日晨夜凄凉,亭午惨烈,无复更有雨意。虽祈祷不敢不尽诚;然视州县政事无一可以召和而弥灾者,未知将复作何究竟也。本欲俟旬日间力恳求去,缘待罪文字未报,未敢遽发。今遂遭此旱虐,如何更敢求自便!但恐自以罪罢,则幸甚,不然则未知所以为计也。不审高明将何以见教也?(12)

陈亮很快就朱熹所问回了一封长信讨论灾情和朱熹辖内各官员之业绩。在旱灾问题上,陈亮力求给朱熹一点安慰,这只是朱熹命中注定要在旱灾时为官此地。“雨不雨,皆非人力所能为也。”(13) 在婺州灾情的叙述中,他注意到池塘皆未蓄水,而且还有完全干涸的池塘。麦田尚未下种,是细民占卜的结果。他们把今年秧尖发赤、梅树无花都看作了不宜下种的征兆。疫病又肆虐婺州;邻近的衢州米价高涨,其祸将逐渐侵害到婺州。如果6月还不下雨,今年就没了收成。陈亮在信中着重谈了婺州地区官员的能力问题。一位姓赵的官员是唯一在救荒中奔走上下不遗余力者。他生活简约,分文不取,(14) 穷民所请无不遂愿。他还在疫中处置收养了五六十名孤儿。这样颇有积极性的官员却因某些人的抱怨而解职,如果他不官复原职的话,婺州便不知所倚,因为其继任者高子演实为无能之官。陈亮敦请朱熹以钱太守为榜样,上书皇帝表示对赵的支持。(15)

陈亮赞赏像朱熹这样在困难中仍积极奔忙的官吏。虽然陈亮自言有老死园中之计,但那被挫伤的积极性无疑使他羡慕朱熹受命于危急之际。在一封致周必大(1126—1204)的信中,他称赞朱熹为朝廷效力。(16) 虽然朱熹已在1183年1月辞去官职,但是陈亮仍相信他这位有才干的朋友将被迫重返政治生涯:“秘书虽决意荒野山岩之间,政恐缓急依旧被牵出来,无可辞之处耳。”(17) 不过第二年陈亮就透露出他对朱熹乐意退出现实政治多少感到一点悲伤:

体备阳刚之纯,气含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乐;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钓台捺不住,写之云台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听上帝之正命。(18)

朱熹辞官并离开浙江之后,两位学者的关系开始出现紧张。在朱熹1182年以腐败为名弹劾唐仲友时,就有流言说其中有陈亮的影响。人们猜想陈亮由于想要一名歌女受到唐的(19) 阻挠而怂恿朱熹指控的。唐仲友对这位歌女灌输恶感,认为她如果跟陈亮一起生活,就可能因陈亮不能给她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而挨饿受冻。实际上,唐可能在陈亮拒绝劝说朱熹放弃弹劾后瞎编了这个故事。(20) 陈亮在1183年秋季的信中批评朱熹前一年处事不当,尤其表现在唐仲友一事上。朱熹无意中为那些奸猾小人所利用,陈亮唯一所愿就是希望朱熹举措洒然。虽然陈亮努力置身事外,但唐仲友仍对他进行诽谤;而且,他曾向吕祖谦从前的一个学生潘景愈问过学,所以朱熹疑心他的动机。陈亮辩解说:“某非多事者。”如果连朱熹都误会了陈亮,大概就不会有任何人相信他了。(21) 朱熹根本不理会他:“附托之戒,敢不敬承,然其事之曲折未易纸笔既也。”(22)

尽管有这么多的紧张,朱熹仍然鼓励两人之间的交流。他答应待副本录好后就送一些诗词和其他文章给陈亮,他也向陈亮索要诗词。朱熹虽然对陈亮送来的论文颇有批评,但是也渴望继续他们的对话:

去年十论大意,亦恐援溺之意太多,无以存不亲授之防耳。后生辈未知三纲五常之正道,遽闻此说,其害将有不可胜救者,愿明者之反之也。妄意如此;或未中理,更告反覆,幸幸。(23)

两人坦率地(24) 说出了对彼此性格和观点的新看法,并且1182年信中极其礼貌的语气到1183年末开始发生显著变化。陈亮秋季对朱熹的拜访也许促进了这种坦率,因为在这次拜访之后,朱熹的来信就比以前要直白得多,开启了1184年通信中较多争论的时期。

朱熹将陈亮的思想与他的不端行为及个人问题联在一起。1184年夏,他就陈亮不幸被羁押与诽谤写了一封信。在表达了听闻陈亮事件已经辩白的喜悦后,朱熹严厉箴规道:“凡百亦宜痛自收敛……然观老兄平时自处于法度之外。”(25) 他承认在以前谈论时不够坦率是他自己的错,但又说对别人每有规讽,总感到有必要用一些婉转的字眼来表达。他认为陈亮过于鲁莽(叶适多少也有相同的判断;他后来也承认陈亮对抬高自己、贬斥他人之事不感到丝毫害臊)。(26) 虽然陈亮性格中有这点缺陷,朱熹还是想待到空闲时与他见面,以便能当面问候陈亮。但陈亮近期的麻烦表明了朱熹不该迟疑与推迟对他进行劝告。朱熹在声明他不愿冒险估量陈亮目前官司中是否有罪的同时,特别指出陈亮“平日之所积,似亦不为无以集众尤而信谗口者矣”(27) 。在救治陈亮问题的药方中,他规劝陈亮放弃错误观点,约束冲动的情感,改正任性的行为。另外,陈亮应当放弃否认义利之辩的努力,而“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28) 。

陈亮为自己的性格和思想作了辩解,他肯定地说世人无法理解和欣赏他的才干,(29) “盖未易以常理论。”(30) 他作了一些生动的比喻——如木出于嵌岩嵚崎之间,赤梢鲤鱼齏甕可以浸杀(31) ——来描绘同时代人对他的态度。他承认自己没有遵从社会传统的繁规缛节,但是宣称,别人应当欣赏他有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32)

陈亮对两个指责作了答复。首先,朱熹指责他对待吕祖谦的做法越出了社会的常规。(33) 陈亮辩解了他与吕祖谦的关系。当他20岁时,同试漕台便列名于吕氏之上(漕台是地方运输与财政官员)。数年之间,吕祖谦已经成为进士,同时是一位著名学者,但仍然敬重陈亮。吕祖谦晚年尤其将陈亮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吕氏对他无话不说;而且,箴切诲戒,无所不尽(暗指说朱熹也不必在劝诫他时含糊其词)。所有这些触怒了吕氏的朋友、弟子,他们视陈亮离经叛道,非其等辈。陈亮承认因此而嘲笑侮辱过这些人,同时暗示说朱熹的指责或许就出自那些受过陈亮侮辱的人的口中。(34) 这些人还诽谤陈亮利用吕祖谦的名声抬高自己。在《祭吕伯恭文》中,陈亮谈到他与吕氏交往的真正背景,表达了永别之悲伤。但那些不能理解他们关系的人视这篇祭文是陈亮为抬高自己玩的一个花招。陈亮意识到朱熹对这篇祭文的态度,因此委婉地予以反驳。(35)

第二,陈亮驳斥了认为其性格和想法给他招来官司的指责,“如亮今岁之事,虽有以致之,然亦谓之不幸可也。……亮滥膺无须之祸。”(36) 那些憎恨陈亮的人数次指控他,却未能证实一条罪状。“初欲以杀人残其命,后欲以受赂残其躯,推狱百端(37) ,搜寻竟不得一毫之罪。”(38) 陈亮唯一承认的就是在其公开的辩解中用词随意,那些官员便抓住这一点加以迫害,认为他在影射着什么,而这却是陈亮从未想过的事。

陈亮想从朱熹那里得到更多的理解。陈亮断言由于他对同时代人的诽谤、恶意毫不挂怀,所以感到非常自由;然而,他不得不承认,这种独来独往能够招致灾祸。(39) 有一些学者和朋友的评价的确重要,吕祖谦就是其中之一。如今,按照陈亮的说法,他唯一期待的便只能是从朱熹那儿获得理解,这无疑带有夸张的成分:

秘书若更高着眼,亮犹可以舒一寸气;若犹未免以成败较是非,以品级论辈行,则途穷之哭岂可复为世人道哉!(40)

以此来反对朱熹对他思想的攻击,陈亮是在暗示朱熹恐怕运用了一种权宜的成败标准衡量陈亮,而朱熹曾经指责过他用这一尺度来抬高汉唐英雄的地位。

陈亮巧妙地把朱熹的“醇儒”降为较低一层的典范。陈亮宣称,子夏(前507—?)和其他早期儒者用仁义之教——伴随着传承古代格言和定则以便后学有所持循的告诫——分出一派学者并称之为“儒”,但是有一个更宽广的“成人”之道:

成人之道,宜未尽于此(41) 。故后世所谓有才而无德,有智勇而无仁义者,皆出于儒者之口。才德双行,智勇仁义交出而并见者,岂非诸儒有以引之乎!故亮以为学者,学为成人;而儒者亦一门户中之大者耳。秘书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岂揣其分量则止于此乎?(42)

按照《论语·宪问》的记载,孔子谈到过“成人”;所以陈亮就从夫子那里抓住这一词语,反对醇儒理想。

陈亮对自己观点的诠释使通信中的争论提高到较为学术化的高度。虽然以前的信件对特定观点有过简单附注,但对自己的观点以及争论深入中的很多问题缺乏如此系统的注释。朱熹在浙江时,他们信中提到了两人希望以后一起研读讨论的著作,并且他们的书面批评也限制于一定的范围与内容。例如,朱熹特别要求陈亮带给他王通著作的重编本,表达了他对讨论某些如《战国策》、《论衡》等著作的兴趣。(43) 朱熹确实评说过陈亮十论,而陈亮也对朱熹关于土地问题的解释作过评论。(44) 不过,到1184年时,朱熹对他十论的反应使陈亮进入更大范围基本问题的争论。较远的空间距离使讨论更多地依赖书信往来,但是分离并不必然导致争论。争论的主角越来越相互熟悉;而且,显然双方都多少受到对方人身攻击的困扰,这种气氛使双方更愿意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

1184年秋,朱熹又写了两封信,第一封实际上是对他听说陈亮狱事已结后表达喜悦之情的简短便条。一位朋友途经朱熹家,和他谈了这一案件较多的细节。朱熹重述道,整个事情非常复杂,并的确令人遗憾,(45) 但是没说他站在陈亮一边。在敦促陈亮从事道德践履的同时,他指出静坐冥想对陈是不适当的。(46) 朱熹回答陈亮信中的批评时,否认他在用是非、成败的标准来判断陈亮一事。朱熹承认这个便条写得匆忙,它并没有真正将讨论推向深入。

朱熹1184年写的第二封信首次深入反驳了陈亮的观点,但这一反驳仍然纠缠于道德修养的诫条之中:

事远日忘,计今处之帖然矣。……而细读来书,似未免有不平之气。区区窃独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气太锐,论太险,迹太露之过;是以困于所长,忽于所短。虽复更历变故,颠沛至此,而犹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尝谓“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于古今王霸之迹,但反之于吾心义利邪正之间。察之欲密则其见之愈明,持之欲严则其发之愈勇。孟子所谓“浩然之气”者,盖敛然于规矩准绳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虽贲育莫能夺也。是岂才能血气之所为哉!(47)

朱熹以孟子为例,回答了陈亮自视英雄的说法,并进一步告诫陈亮要用儒家规范来约束自己。

朱熹再次要求陈亮百尺竿头,(48) 更进一步:

老兄人物奇伟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见,向来得失短长,正自不须更挂齿牙,向人分说。但鄙意更欲贤者百尺竿头,进取一步。将来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气力,为汉唐分疏,即更脱洒磊落耳。(49)

这一要求将道德修养问题与陈亮对汉唐英雄历史地位的解释及他以“成人”作为典范联系起来。

陈亮想从朱熹的声望中受益。两人信函中所用尊称和词句清楚地反映出朱熹作为一名资深的、获得较多认可的学者地位。陈亮请朱熹书写6字条幅作为送他岳父的贺礼,他还为其亭阁向朱熹求诗词、书法。(50) 陈亮给一些人看了朱熹的来信以表明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保护他不受别人的陷害。(51)

陈亮也希望得到朱熹的理解,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希望得到他的学术支持。当想起自己遭到暴徒毒打时,陈亮感到伤心,“设死后,谁当为我明之?”(52) 他的体力一经恢复,就写给朱一封深入地辩解其个人与思想的信。他经常抱怨朱熹没有理解自己,不明白他的真正意图,但他还是请求朱熹与他一同重写近世历史。(53) 其他一些呼吁理解的请求仅仅是对朱熹指责的反应。例如,有一次,朱熹对这位较年轻的对手完全失去了耐心,在一封晦涩难解的便信中,朱熹抱怨陈亮像孙楚(54) (293年死)一样玩弄文字以展示他的辩才。(55) 陈亮回答说,他并非专意争辩,只是希望向朱熹一个人阐明自己的观点。以前,他只与吕祖谦进行思想讨论,陈亮之所以积极选出吕、朱两人则是因为他们有献身真学问的热情,并且两人都很关心他。陈亮声称,当吕祖谦弟弟(吕祖俭,1196年死)和潘景愈等学者来访时,他们之间不过是寒温常谈。(56) 即便有人认为这一段文字有些夸张,而陈亮希望得到朱熹的理解却非常明显。

两位思想家各自担心对方不能充分考虑自己的观点,并且各人提出的理由反映了其对双方关系的看法。朱熹呼吁陈亮不要拒绝他回到正统的告诫而视其为陈词滥调:“试一思愚言,不可以为平平之论而忽之也。”(57) 朱熹关心自己的思想是否被接受缘于陈亮所作出的反应。在一封致陈傅良的信中,陈亮抱怨朱熹思想缺少原创性:“元晦之论只是与二程主张门户。”(58)

陈亮也认识到自己古怪不经的特性成了阻挡别人虚心倾听其观点的障碍。一方面,陈亮为自己的创造力感到骄傲:“近有《杂论》十篇,聊以自娱,……尤与世论不合,独恐秘书不以为异耳。”(59) 另一方面,他也尝到了因好发怪论而无法与人沟通的苦头:“顽悖为众所共弃,而嗜好之异乃有甚于伯恭者邪!既以自幸。”(60) 陈亮悲叹自己的名声和地位使别人不能公正地听一听他的想法:

惜其胸(61) 中之区区不能自明于长者之前,人微言轻,不为一世所察,秘书虽察之而不详。(62)

在另一封信中,陈亮责怪朱熹不能以孟子为榜样,辨清楚一个人的真实性格与动机。孟子就能理解敬重受世人指责的匡章(大约公元前300年人):

亮辈根本工夫自有欠缺,来谕诚不诬矣。至于畔去绳墨,脱略规矩,无乃通国皆称其不孝而因谓之不孝乎!……亮不敢有望于一世之儒先,所深恨者,言以人而废,道以人而屈。(63)

总而言之,陈亮请求朱熹好好考虑他的来信,把它当作是位受到世人尊重的学者写的。(64)

陈亮的担心有相当充分的理由。叶适和李贽(1527—1602)都批评朱熹不能或不愿去理解陈亮。(65) 朱熹与陈亮的争论虽然非常严肃,但他还是将陈亮的观点和他缺乏道德修养联系起来;而且,朱熹甚至暗示说,争论本身也是出于陈亮的不平之气。(66) 陈亮大胆提出新的观点,令朱熹非常反感;这个缺点,消磨了汉唐儒生许多的光阴,即他们“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业圣学功夫”(67) 。朱熹虽然不对每个新观点都表示敌意,但他批评那些猎奇之士,因为思想应当通过充分地、训练有素地阅读已往文献而自然产生。(68)

到1186年底,争论基本结束,但交往却未终止。(69) 由于每人都站定自己的立场,所以争论最终陷入僵局。在1185年末,陈亮承认无法说服朱熹,但他还将辩论延续了一段时间,以使后来者能够就这一完整事件作出评判。(70) 到了1186年年底,他以相当抱歉的语调说,他只是想补充——而非从外部攻击——朱熹的正统立场。陈亮仍然在朱熹过寿时呈上诗词与礼品,朱熹回信表示了感激。(71) 两位朋友还计划1188年在紫溪会面,不过朱熹却未能成行。(72) 虽然1186年后陈亮仍保持他那坦率的姿态,但是却没有什么材料表明他再一次积极地希望说服朱熹。

现存的陈亮致朱熹的信函中,没有一封写于1186年后,但仍然有充分证据显示出1186年后他们的信件来往不乏学术讨论。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陈亮引用了一封给朱的信中的一段文字,这封信现已佚失。(73) 而且,除去朱熹1193年致陈亮的信这一突出的例外,很难确定他在1186年后写给陈亮信件的具体日期。虽然这些信主要讨论一些个人私事,朱熹也仍然就一些问题给陈亮以指导,如寻求入仕时所应有的态度等。朱熹信件的内在证据说明他仍能接到陈亮陈述自己观点的信函。例如,朱熹在回复陈亮的信中说:“又如今书所喻过分不止之说,亦区区所未喻。”(74) 朱熹致陈亮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193年,证实了我对1186年后两者关系的看法。在这封信中,朱熹祝贺陈亮近日名列进士之首,从这封信明显可以看出朱熹仍能接到陈亮的来信和寿礼:

自闻荣归,日欲遣人致问,未能。然亦尝附邻舍陈君一书,于城中转达,(75) 不知已到未也?专使之来,伏奉手诲,且有新词厚币佳实之贶,感纫不忘之意。(76)

朱熹又一次提及陈亮在信中表述的观点,并对之作了评论。主要的问题是道德修养和入仕为官,与该时期另一封信的主题相关。(77) 后来信中讨论的不多问题并没有为1183—1186年间的观点添加多少内容;因此,陈亮后期信件的佚失实际上无损我们对争论的复原。学者们按照传统只研究从1183年到1186年的书信,尽管这种做法很适当,但是人们不应当产生这样的印象,即两人间的学术与个人交往到1186年就停止了。拜访与信函建立了对手之间的私人友谊;而且,尽管彼此严厉抨击对方的观点与个性,但是他们仍然保持着友谊。

陈亮和朱熹虽有尖锐对立,且措辞严厉,却能够继续他们的对话,但他们的同盟者却感到越来越不可容忍。陈亮就抱怨朱熹弟子拒绝与他来往。(78) 而且,陈亮的亲密战友叶适从未像陈亮那样与朱熹建立起友谊,虽然朱熹感激1188年叶适在朝廷上为他辩护,他仍对叶适与佛教的暧昧关系感到不安。而且,朱熹曾就叶适的抱负及其必须研读儒学经典的问题给叶适以告诫,这导致了他们之间学术讨论的中断。朱熹后来对一位朋友说他已有相当长时间未能收到叶适的来信,可能是因为叶对朱熹的指责耿耿于怀。(79)

朱熹对陈亮去世的态度表明两者关系的性质。陈亮的儿子请朱熹为其父作一篇祭文,而朱熹却临时立了不作祭文的规矩。不过,他还是为陈亮的墓碑题写了12个字:“有宋龙川先生陈君同父之墓。”(80) 虽然陈亮从来都不可能得到朱熹的完全肯定,(81) 但他却因为与朱熹的著名辩论而在历史上有了许多听众。性格因素与讨论的问题相交织并且为他们的意见表达方式增添了色彩。不过,两者根本差异仍是观点的不同。虽然性格冲突影响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讨论的问题必须主要放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与学术术语的框架内加以考察。现在,把握辩论本身的门径已经被开启。

(1) 115

(2) 吴春山,162—163页;陈亮19:12上,264页;其“自我刻画”见四部备要本目录的背面;Lin　Mousheng,177页。

(3) 《宋元学案》,卷49,889页;也引在吴春山,189页。

(4) 《吕东莱文集》,卷3,48页;转引自吴春山,189页。

(5) 116

(6) 《增补宋元学案》,卷56,9页。

(7) 朱熹:《朱子语类》,123:7下—8上,4748—4749页;此段记录应在1188年后。关于祭文,见陈亮,24:1上—下,364页;童振福,37—38页,82页,注27。

(8) 117

(9) 陈亮,17:3上,208页;译文见Wilhelm,“Note　on　Chen　Liangs　Tzu”,80页,关于洙和泗参见Wilhelm的注释,译文经我修正。关于这次拜访的叙述,见王懋竑,111页;颜虚心,72页;童振福,38—39页。论土地改革的文章可能是朱熹的《朱文公文集》卷68:27页上—29页下的那一篇。

(10)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36:16页下—17页上。该信及另外致陈亮书见《陈亮集》,下册,297—315页。

(11) 118

(12)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36:17页上。

(13) 陈亮,20:1下—2上,274页。

(14) 119

(15) 同上,20:2上—下,274—275页。

(16) 致周必大书,见陈亮,21:2上—下,318—319页。颜虚心,70页,定其写于1180年5月后不久。关于他声称有终老庭园之计的例证,见陈亮,20:3下,227页;20:4下,278页。(www.xing528.com)

(17) 陈亮,20:4上,277页。

(18) 同上,10:6上,110页;译文见张君劢,上册,312—313页,译文经我修正。

(19) 120

(20) 关于此事,吴春山,38—40页有特别不错的研究。在一封致朱熹的信中,陈亮(20:3下—4下,277—278页)否认与此事有关,并抱怨受到唐的诽谤。关于较为同情唐的研究,见石田肇:《唐仲友觉书——南宋思想史の一齣一》,《社会文化史学》12:23—37(1975年7月)。

(21) 陈亮,20:3下—4下,277—278页。

(22)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36:17页下。

(23) 同上,卷36,18页上—下。救溺水者的比喻提出了境遇伦理的问题;见第一章,29页的讨论。

(24) 121

(25)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36:17页下。

(26) 叶适:《叶适集》,卷20:207—208页;见《陈亮集》,下册,469—470页。

(27)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36:19页。

(28) 同上,卷36:19页上—下。

(29) 122

(30) 陈亮,20:5上,279页。

(31) 同上,20:5上—下,279页。

(32) 同上,20:5下,279页;20:6上,280页。见张君劢,上册,314页。

(33)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36:18页下。

(34) 陈亮,20:5上—下,279页。

(35) 同上,20:7上—下,282页。他知道朱熹的态度。牟宗三:《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东海学报》1.1:223(1959年6月)。

(36) 陈亮,20:5下,279页。他以“无须之祸”一词来表明他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而且,他在1191年的一篇序文中再次提到该词。同上,15:6下,179页。这一常为人引用的词见范晔:《后汉书》(北京,1965年),卷69,2252页,在书中当2000多名无辜百姓(有的有须,有的无须)被杀戮时,范晔以此来表示这件事。这从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集》(北京,1959年),第4册349页,注2中得到启示。

(37) 123

(38) 陈亮,20:5下,279页。

(39) 同上,20:6上,280页。

(40) 陈亮,20:6上,281页。

(41) 124

(42) 同上,20:7上,281—282页。牟宗三:《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226页中注意到陈亮声称子夏分出一派称之为儒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关于朱熹认为成人是次要的、有限制的典范的观点,见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北京,1980年)111—113页中的引文及讨论。

(43)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36:16页下—17页上。

(44) 同上,卷36:18页下;陈亮,20:1上—下,273—274页。

(45) 125

(46)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36:19页下—20页上。在这儿反对从事静坐的说法与他所谓“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规定相反。一些学者以此规定作为每个人的总的原则,但是至少在这里显然不是朱熹的本意。见狄培瑞“Neo⁃Confucian　Cultivation　and　Enlightenment”,在其编的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　(New　York,1975),170—172页,以及导言,14页。关于这个观点,他依据的是冈田武彦:《坐禅と静坐》(长崎,1965年),82页,92—99。

(47)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36:20页上—下。他指责陈亮不遵循孔子之教:“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15:20)《论语》译文见陈荣捷,Source　Book,43页。

(48) 126

(49)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36:21页下。

(50) 陈亮,20:8下,283页;20:9上,284页;20:17上,296页。

(51) 同上,20:16上,294页。他未指明哪一些权势者。

(52) 同上,20:8上,283页。

(53) 同上,20:11下,277—278页;20:12上—下,279页;20:15上—下,293—294页。

(54) 127

(55)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36:28页下。孙楚是一位希望过隐居生活的英雄。当他说欲“漱石枕流”时,他的朋友对此提出异议。他反驳说,枕流,是想洗其耳;漱石,是想厉其齿。见房玄龄的《晋书》(北京,1974年)卷56,1543页。

(56) 陈亮,20:16上—下,294—295页。

(57)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36:19页下—20页上。

(58) 陈亮,21:9下,330页。参见同上,20:13下,290—291页。此处他指朱熹之论为“常言”,而《陈亮集》的编者却据一本改“常”为“名”。

(59) 陈亮,20:1下—2上,274页。

(60) 同上,20:1,273页。

(61) 128

(62) 陈亮,20:14下,292页。

(63) 同上,20:13上—下,290—291页;见《孟子》,4下:30。

(64) 同上,20:15下,293—294页;20:11下,287—288页。

(65) 叶适:《叶适集》,卷20,207—208页;见《陈亮集》,下册,469—470页。见李贽所写关于陈的小传,《陈亮集》,下册,464—466页。

(66)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36:22页上,28页下。

(67) 同上,卷36:24页上;译文见张君劢,上册,323页。译文经我修正。

(68) 钱穆:《朱子新学案》,第1册,160—168页。

(69) 129

(70) 陈亮,20:15下,293—294页;20:16下,295页。

(71) 同上,17:5下—6上,213页;朱熹:《朱文公文集》,卷36:20页下—21页;颜虚心,111—112页,138页。

(72) 颜虚心,116—117页。

(73) 陈亮,19:16上,291页上致吕祖谦信。吴春山,189页,207页,注48有此观察。

(74)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36:30页下—31页上。

(75) 130

(76) 同上,卷36:31页下。

(77)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36:30页下—31页上。

(78) 陈亮,20:16下—17上,295页。

(79)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54:7页下;卷56:6页上—8页上。参见钱穆:《朱子新学案》,第3册,605—607页中的讨论;罗文,Yeh　Shih,81页中的讨论。朱熹的信可能写于约1189、1190年。关于叶适在朝廷为朱熹辩解,见《叶适集》,卷2,16—20页。

(80) 朱熹:《朱子语类》,107:16下,4256页。

(81) 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