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同甫：从功利主义到相对主义的思想蜕变

易名为同后不久,陈亮记下了他所受的挫折,尤其是科举的连续失败以及未能获任朝廷重要官职的遭遇。1178年陈亮为1169年《中兴论》写了一篇跋文,其中反映出他思想与情感的变化:

此己丑岁余所上之论也,距今能几时,发故箧读之,已如隔世。追思十八九岁时,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108)

接着,他回忆起年轻时酒酣之际,谈论一些军事将领以及他们的功绩时是如何令他手舞足蹈、亢奋不已的。他憎恨世人对他们的毁誉总是言过其实。陈亮因为难以忘怀自己的抱负,所以他对此耿耿于怀。在这种心境下,读到了杨时劝人读书的话。杨时认为,读书是发挥才智的先决条件。陈亮在没有得到任何关于中兴之论的回响后,才意识到的确需要修养与读书。在其道学过渡阶段,他闭门读书,长达10年之久。如今,10年已过,而“虚气之不易平也如此”!(109) 陈亮引用《孟子》中的谚语,强调说,如果不能让他在朝廷任职以实现抱负,他便是百无一用之书生。

在一封私人信件中,他毫无愧作地描绘出他情感的波动。这是写给吕祖谦的信,信中,陈亮解释了自己的感情:

亮本欲从科举冒一官,既不可得,方欲放开营生,又恐他时收拾不上;方欲出耕于空旷之野,又恐无退后一着;方欲俯首书册以终余年,又自度不能为三日新妇矣;方欲杯酒叫呼以自别于士君子之外,又自觉老丑不应拍。每念及此,或推案大呼,或悲泪填臆,或发上冲冠,或拊掌大笑,今而后知克己之功、喜怒哀乐之中节,要非圣人不能为也。(110)

陈亮科举失败,无法在政治上发言,这引他走上了道德修养之路。但是接连的挫折以及未能及时掌握修养方法使他确信追求成圣是无益的。

另外的个人因素或许对这些思想转变起到了作用。首先,除了吕祖谦外,陈亮其他的以道学为宗的老师都死于1172到1174年间:芮烨死于1172年;薛季宣死于1173年;周葵死于1174年。这几年标志着陈亮道学著作所达到的高峰。吕祖谦在1181年去世前访问过他几次,朱熹于1182年来过一次,陈傅良于1187年来访。除此之外,自郑伯熊1176年过访以来没有其他重要道学人物拜访过陈亮。1178年的重要交流则是在他与叶适及爱国词人辛弃疾(1140—1207)之间进行的。这些主张经世思想及抗击金(111) 人的学者都是陈亮一生最后阶段中最亲密的朋友。朱熹与陈亮在1182年就开始互访并通信,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复杂而特别。第二,陈亮在1172年开始执教,而在从学人数逐渐增多之后,他便研究其思想中隐含的与传统不相契合的因素,这也许并不仅仅是巧合。第三,他的经济状况最终得到改善,虽然这种相对改善的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谜,但无疑其中有学生的资助。1176年他最小的弟弟陈明从在1160年寄养的张家回来了;也许他弟弟带回一笔钱财。陈亮经济条件的好转大概有助于他1177年返回太学,致力于科举成功以及向皇帝上书这些事的发生。他的挫折感仍是因为中举入仕的破灭。

陈亮甚至在1178年上书中表达了对皇帝的不满。在第一书中,他称自己年轻时有经略四方之志以及探讨从汉至唐朝代盛衰之究竟的抱负。对皇帝王霸的研究拓宽了陈亮的理解,他认识到那些从事“正心诚意”空谈“性与天命”(112) 的学者是如何肤浅而不切实际。这些腐儒漠视金人侵略带来的君父之仇。朝廷之臣也并不更让人满意,尽管他们希望富国强兵,却不去研究立国之本末,这表明他们实际上忽视了财富与力量。因此,陈亮感到有责任上呈中兴抗金的计划,在1178年所上的第三书结尾,他刻意描绘了所受之挫折,虽(113) 然他未能在科举中成功,仍请求孝宗起用自己。奏书中重复了他早些时候对科举的指责,向皇帝吐露了他对1177年主考官的恶感。1177年满怀恨意地离开太学之后,为皇帝效劳的愿望驱使他再次回到京城以干帝听。由于秦桧为反对太学生上书皇帝而立下的规定,陈亮不敢上呈他有价值的建议。并且的确如此,他易名为陈同便是为了能向皇帝上书。(114)

上孝宗皇帝的三书重复了陈亮早期的主题,但是议论却有大的变化。如在《酌古论》与《中兴论》里一样,他提倡采取强硬政策从金人手中夺回北方。重要的是,他为号召复仇与反击所作的补充讨论——哲学与历史的——证明了道学过渡时期研读的深刻影响。中国北部中原地区得天地之“正气”,培育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特殊品格。南宋朝廷偏于中国之一方,只能得其偏气,但虽然远离正气之地,南宋仍旧试图维持其正统统治。如果宋朝不迅速收复中原,那么天命将难以维系。历史类比表明帝国统一者总是出自西北而不是南宋偏安之东南。如果宋朝移都南京、武昌这样的国家中心地区,那么南宋还有希望,因为这些地方的气不是“偏方之气”。在历史上以此与中原相争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其次,陈亮仍然坚持必须在与金人进行军事较量之前阻止并扭转宋朝中央集权化的趋势。这里他更多地直接指责王安石的变法,王安石从根本上将州的军队与经济资源抓在朝廷手中,以至于各州无力反应,豪杰也耻于为役。王安石(115) “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陈亮还具体谈到如何能在不背朝廷开国者祖训的精神下改革过分的中央集权和国家控制军队的状况。像王安石那样,一些官僚们将宋太祖国家控制和权力集中原则发挥到一个极端,这一极端是宋的开国者从未预见的。第三,陈亮仍特别注意君臣关系,但这里他痛斥朝臣和学者头脑糊涂而且全无用处。他声称自己能救国之弊,所以坚持要求亲自得到皇上的召见。(116)

陈亮在一个月内就上书三次。第一书引起了孝宗的注意,令人将它张贴在朝廷上,暗示要依照旧例提拔没有功名的陈亮。一位朝臣曾觌(1109—1180)明白了皇帝的意图,想安排与陈亮会面。陈亮鄙视曾觌,所以拒绝接见他派来的特使。朝中大臣对他侮辱曾觌和在上书中作出的强烈批评感到震怒。除了向孝宗进上谗言外,他们还力阻皇帝起用陈亮,并劝说皇帝派宰相与他见面。陈亮拒绝回答宰相特使提出的问题,再次向孝宗上书陈述他不愿意在皇帝外的其他人面前说出他的想法。孝宗看到第三封上书后,决定授予陈亮官职,但陈亮傲慢地拒绝了皇帝的安置,原因是职位太低——他必须处于决策者的地位。陈亮对此职位嘲讽道:“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117) 他的希望破灭了,他回到家乡,从此借酒浇愁。

有一次陈亮在妓院喝醉了酒,他模仿起皇宫的排场,便以冒犯皇室之罪被捕下狱。陈亮醉后对妓女行皇后之礼,(118) 一个想陷害陈亮的嫖客怂恿他模仿朝廷礼节,这位嫖客与陈亮扮成左、右宰相;而且,那个妓女扮成皇后使他们两人向陈亮的一个学生行大臣礼,高呼“陛下万岁”(119) 。随后,陷害者向刑部侍郎何澹告发,而何澹正是陈亮1177年侮辱过的考官。因为早年受到陈亮侮辱,何澹一直就想清算个人旧账。为了发泄私愤,他将陈亮下狱拷打,直到陈亮自认有意贬低皇上尊严。孝宗听说后,派特使调查,随后便释放了陈亮。孝宗认为陈亮当时正醉着酒,所以谈不上有什么冒犯之事。

虽然陈亮有点不如早年那样能够接受自我修养的忠告,但是他仍然听从了吕祖谦让他读书的劝诫。在1177、1178年的书信中,吕指责他的朋友行为不合常理。在1178年回信中,陈亮表示感激吕祖谦的教导,但又暗示说吕祖谦也许错看了他。他相当大胆地把自己比拟成孔、孟,陈亮指出,当诸侯国的臣子拒绝他们将思想付诸实践时,这两位圣人也遭受过被当作局外人的打击。虽有很强的洞察力,这些被排斥于政府外的英伟杰士也应当意识到他们无法成功:“彼皆以身任道,而执寸莛以撞万石之钟者,可笑其不知量也。”(120) 按照陈亮的看法,吕祖谦本应该指出他的另一个错误——不自量力。而吕祖谦对陈亮在1177、1178年与朝臣发生冲突之后的进步很感满意。(121) 他写信给朱熹说:“陈同甫近一二年来,却番然尽知向来之非,有意为学,其心甚虚。”(122) 吕祖谦对他的约束力明显表现在吕氏一生的最后3年内陈亮没有在著作中发展他的功利思想。但在吕氏死后约一年的时间,陈亮就写下一系列文章,表明其思想已从道学阶段发生转变。

1182年的文章显示了陈亮的变化,即抛弃过渡阶段的一些孟学与道学观点。首先,他引用《孟子》是为了宣扬一个根本上非孟学的观点,即人性完全是生理性的。陈亮援引孟子对人性与五官相关联的评论,不过忽略了该段将性视为仁义礼智四德之端的部分。(123)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在一个论断中展示了人性的这种定义。这一论断为:实际的事物(如水和衣服)对道德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与道不可分离。第二,陈亮称赞君主所拥有的奖惩大权对社会有积极的作用。他指责说只有那些不切实际的儒生才力图贬低并排斥这种权力。这些重要权力的行使所以没有达到其社会目的,原因在于君主们容易在奖善惩恶时滥用自私之情并将这些权力当作牧使民众的鞭子。第三,此时陈亮更加明确地反对认为三代黄金岁月与汉唐帝国之间有根本不同的看法。必须更正道学学者作出的基本区分,人们才能把握住道。(124)

在随后的几年内,陈亮寻求扭转贬低汉唐的潮流。他抬高汉唐作为道德与政治的楷模,这使他与朱熹发生争论。在论争的高潮中,陈亮还于1185年印行了他那部论王通的主要作品。11年前,为尊重吕(125) 祖谦的反对意见,陈亮没有将他编定的《中说》(又名《文中子》)予以出版。到1185年,陈亮准备印行这个分类编次的版本;而且,还附录几篇有关《中说》的文章。(126) 虽然这一版本现已佚失,但留下来的序、跋及扉页还能见出他对王通作为一个象征所作的评价。

除了与功利主义政治思想有关之外,王通还是一个重建儒学以适应当前历史条件的儒者象征。王通政论著作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唐太宗贞观之治那一辉煌时代的魏征以及其他主要大臣。但是王通的儿子和他的门生都未得到官职,挫折之后,他们编辑《中说》,将其老师提高到第三圣的位置。周公为国家奠立基本制度;孔子以经典形式保存了这些制度;而王通又通过使其适应时代之需要继承了经典传统。像《中说》中表述的那样,王通不仅继续经典的写作,而且模仿孔子的生活方式。王通还称赞前秦苻坚及其重臣王猛(324—375),他们在3世纪帝国秩序崩溃后数世纪的分裂下为建立统一帝国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教训。王通的政治著作适应于7世纪的特殊背景,正如孔子所编的经典针对周代的情况一样。两位圣人的著作只是为后人面对不同环境时提供富有启发性的范例,而远非给他们指出未来之蓝图。神化使王通的情况变得复杂,就是说,《中说》使人们很难区分历史上的王通与被他的儿子及门生加上传奇色彩之后的王通。(127) 道学领袖因为反对宋代支持王通的那些功利主义及具有乌托邦理想的思想家,对王通逐渐生出了敌意。虽然程颐和朱熹都称赞王通比荀子、董仲舒或韩愈要(128) 伟大,但《中说》提倡者坚执之功利态度和王通胆敢模仿孔子的鲁莽行为总起来说阻碍了道学人物对他的好评。宋代任何一派学者基本上都不注意《中说》本身,因为问题在于王通的思想及其象征价值,而非文本。(129)

陈亮通过文本分析批驳了学者对王通的指责。例如,陈亮通过比较不同弟子对王通言行的描述,说明其弟子在其中插入了出自《论语》的词句和相应内容。这些弟子既不理解他们的老师,也不懂得他们涂在王通身上的神话色彩将引起的后果。由于无知,他们对王通的美化以及渗入的佛教内容给理解王通思想造成了麻烦。而陈亮坚持说,王通思想本身“如日星炳然”,因此,弟子们造成的麻烦不应当成为对他理解的障碍。(130) 这样的文本讨论力求增强人们对王通的接受和重编本的可信度。

陈亮还为王通续经之作在哲学上作了辩护。通过简短回顾西周以来的历史,他论断说,孔子面对当时的政治分裂状况时为尊崇王制不得已而作《春秋》。接着,不可遏制的政治腐败促使孟子提出自己的理论;所以孟子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他的思想把握了《春秋》之用,并将它运用于解决他那个时代的危机之中。多少代过去了,对于经典的理解异说纷呈,天地之经,纷纷然不可以复正,而王通开始矫正这天地之经,接着五经而作,这就是孔子之志啊!(131)

陈亮为王通(132) 的辩解表明其思想逐渐激进。12世纪70年代陈亮较早的作品中强调政治与社会制度适合时代之重要性。制度必须与时代相适应,儒学内部重视适时性以符合变化之环境是一个相当传统的态度;它并不一定提出变迁对道或经典中原则的影响的问题。到1182年陈亮写作他的第六篇论文时,意识到历史变迁对那些学者认为固定不变的道会有影响:

孔子之作《春秋》,其于三代之道或增或损,或从或违,必取其与世宜者举而措之,而不必循其旧典。然于君臣之大义,未之有改也。(133)

虽然君臣关系的原则仍然根本不变,但是孔子大概自由增损三代之道的其他方面以吻合当时的迫切要求。陈亮为王通的辩解继续沿用这个逻辑,断言后来学者(孟子与王通是其中最著者)需要继承孔子事业,专意于时代危机之解决而不受经典中旧的框框的限制。对王通的热情肯定本身就表明陈亮已经逐渐认同这位颇有争议的功利主义象征。12世纪70年代早、中两期,他还指责对功利主义的执著,而12世纪80年代的著作已经主张追求政治结果与功利。

陈亮最后阶段中功利主义的诉求并不意味着必然放弃政治保守主义。例如,1190年的《送王仲德序》就反映了与第二阶段的政治历史著作相同的保守主义立场:

昔祖宗盛时,天下之士各以其所能(134) 自效,而不暇及乎其他。自后世观之,而往往以为朴陋,而不知此盛之极也。其后文华日滋,道德日茂,议论日高,政事日新,而天下之士已不安于平素矣。(135)

宋代士大夫已不再安于平素,带着变革的冲动,陷入无谓地争夺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之中。所以陈亮接着回顾了变法前宋朝的那段比较无为而自由的时光。虽然他愿意更激进地发挥他的事功伦理以及变迁概念,但是在他生活的第三阶段(1178—1194)已经改善的经济状况可能阻碍他离开过渡阶段所坚持的保守主义政治立场。

陈亮所为之奋斗的政治结果一直都是抗击金人。献身于收复华北支配着他的朋友选择,并激发了他的诗情。如,1188年冬,他与辛弃疾一起游玩了10天。辛弃疾是一位词人,同他一样对抗金具有责任感。陈亮离开鹅湖后,辛弃疾非常想与他再次见面,但鹭鸶林中雪地泥泞使他未能追上陈亮。沮丧失望之余,辛弃疾口诵一词。5天后,陈亮寄来一首和辛弃疾韵的《贺新郎》,词中表达了他们对外族占领中原的共同焦虑,以及他们永不消歇的复仇之情:

父老长安今余几?

后死无仇可雪。

犹未燥当时生发。

二十五弦多少恨!

算世间,(136) 那有平分月。

胡妇弄,

汉宫瑟。(137)

那一年早些时候,陈亮呼吁雪宋廷所受之耻,但朝廷没有倾听他的呼声,失望之余,陈亮拜访了辛弃疾。一名金人使节激起陈亮再度上书,请求开战。1188年,金廷遣使吊唁高宗,而宋朝在此前曾派出3人使金,所以陈亮认为金廷只遣一名使节是对大宋的侮辱:金廷视大宋为小邦。(138) 他愤怒地赶往京城,于上书中坚持给金廷以迅速反击。同以前向孝宗上书一样,他恳求发动战争将中国北部从夷狄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且,他再次运用了相同的宇宙论、地缘政治学的策略以及历史类比论来论说。陈亮在京城等了20多天,想听一听朝廷的反响,然后他回到家乡。

陈亮上书的遭遇类似于他在官司上遇到过的一些麻烦。1184年,一个人的死亡使他被捕入狱。在一次宴会上,陈亮怂恿一些客人用他刚买的一种草药(也许是一种胡椒)加强菜肴的美味。陈亮邻座的一位客人回到家就死了,人们便怀疑那种发出怪味的食物有毒。县官把陈亮羁押了约3月之久。陈亮声称卖草药的人骗了他,然后才获释,但在回他妻子家的路上,又遇到一伙暴徒中途拦截,陈亮遭到毒打。投毒杀人的嫌疑罪名一直纠缠着他,因为在一些人尤其是那些他冒犯过的人心里总是残留着不少疑虑。(139)

1190年,由于牵连进一件谋杀案使陈亮的境况愈加复杂。有两位姓何、吕的平民,他们有时为陈亮干活,在一次争吵中痛打了吕天济(1190年死)。吕天济死前声称这是陈亮的唆使。县官王恬调查后没有发现什么确切证据,但是当局无论如何要关他入狱,因为其敌对者(140) 欲置他于死地。虽然陈亮的学生和朋友呼吁释放陈亮,但是直到郑汝谐力请光宗阻止处死这位极富天才而且无辜的人后,他们的呼吁才起到了作用。皇帝的干涉使陈亮于1192年2月获释,结束了数月的监禁生活。(141) 这两起杀人案困扰了陈亮约9年时间。

在这9年中,陈亮身体越来越坏,而科举的挫折仍然缠绕着他。他抱怨说两个月不能进食,还要受脚病的不断折磨。1187年春,陈亮进京赶考,在那里感染上那年京城猖獗的流行病。他不顾政府严禁走动的禁令,回到家后他弟弟陈明也被传染。陈明在照料他时染病而死。在那年冬天,陈亮满含着悲伤和内疚,葬下年仅28岁的弟弟。(142) 显然,陈亮的沮丧使他第三次断然放弃参加科举考试。在1189年一封致朋友的信中,他声称要顺从命运安排,与田夫野老为伍,自认对入仕已不抱丝毫希望。虽然他在1187年从太学生中被提拔到较高的级别而得些好处,他仍是感到绝望。陈亮的级别使他有资格参加一个与廷试差不多的特别考试;而其病躯竟无法支撑到考试结束。(143) 对生活满足并不符合他的脾性,并且入仕的抱负促使他再次参加考试。其动因也许还出自这样一个事实:仅是一位朝官劝说皇帝予以干预,他就结束了牢狱生涯;(144) 这个经历使他回想起学位与官阶的好处。几乎在25年前,另一位朝官也曾通过说情使其父安然出狱,然后不久,陈亮就参加了乡试并获得成功。1192年,当时陈亮刚获释不久,他一个人在京口呆了一个夏天,准备次年回京参加已失败多次的礼部会试。

陈亮终于在1193年成为进士,他一生中的大挫折得到了抚慰。按照叶适的说法,官司及个人困境长期使陈亮不能专心科举;而且,失败使别人视他为疯子。(145) 他在考试中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以至于只有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考官能完全欣赏他回答的价值。幸运的是,他的朋友陈傅良主持这次考试,所以他获得成功。然而在殿试中,他阐发了关于宫廷礼节的意见,这使陈傅良非常恼火,以至于在次年他拒绝为陈亮写作祭文。(146)

陈亮在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时提出了当时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光宗没有像孝宗想念高宗那样对待孝宗,这种不合礼节的事使那些文士感到愤慨,他们希望皇帝能够成为遵守礼节的楷模。众大臣多次请求皇帝不再违礼。但是依陈亮的观点,这一问题只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现实的政治问题上转移开,在肯定了父子情分的背景下,陈亮称赞光宗热心政治事务,而不拘泥于敬奉孝宗的朝廷礼节:“臣窃叹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间,(147) 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而问安视寝之余,所以察词而观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众,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148) 光宗对此富有说服力的辩解非常欣赏,他(并不知道陈亮的身份)把陈亮从第三名调到第一,而且孝宗也对这样的解释感到高兴。(149)

雄辩使陈亮登上一个有职权的位置,光宗授予他佥书建康府判官公事的职务。陈亮一直强调文、武、道德相统一的重要性,但死亡使他——就在他要实现一生抱负之时——失去了将其思想付诸实践的机会,在1194年3月以后任职的路上,他因生病而死去。(150)

在一生的最后阶段中,陈亮表现出对道学不断增强的恶感。1178年所上的第一书就首次明确攻击道学大师的不肖之徒:

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痺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151)

1178年致吕祖谦信中,陈亮鄙视道学,以为追求成圣是不可能达到的。1182年他写的第一篇文章也批评了一些近代儒者的观点,他们美化三代而贬低汉唐之治。在12世纪80年代,当道学人物反对他的思想时,陈亮愈加讽刺说,这些人声称进道有特殊门径,其行为“一似结坛”(152) 。从数量上看,1190年的三篇文章可能代表了他对道学最为集中的攻击。(153) 最后一次进攻是1193年的殿试:

而二十年来,(154) 道德性命之学一兴,而文章、政事几于尽废,其说既偏,而有志之士盖尝患苦之矣。十年之间,群起而沮抑之,未能止其偏,去其伪,而天下之贤者先废而不用,旁观者亦为之发愤以昌言,则人心何由而正乎!(155)

在这里他虽然站在了道学反对者的立场,但并未走到与他们一齐呼吁朝廷禁止道学的地步。

在陈亮死后两年内,道学反对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运动,最终促成了1197—1202年间朝廷实施颁布反对道学的禁令。朱熹是首要目标,而陈傅良和叶适也是打击对象。陈亮既未列在道学支持者中,也未列入反对者一方。(156) 虽然榜上无名也许仅是因为他已经死去,但他被忽略掉恐怕还是反映出一种想法,即他确实不属于任何一方。很难将陈亮的性格和思想齐刷刷地纳入任一群体中,他在两方都有朋友,最著者为叶适和王淮,并且他与位于不同立场的何澹、朱熹都有过冲突。

陈亮与朱熹的冲突表明陈亮到1180年初期已体现出他的人格力量和思想的独立。与朱熹的争论也提高了陈亮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有趣的是,即便是对那些20世纪的朱熹道学批判者来说,这个争论实际上也给了他们不少灵感,因为陈亮攻击朱熹预示了他们对朱熹的批判。朱熹和陈亮的性格因素构成了他们关系中各自阐明思想与彼此批评的部分背景,因此必须在讨论他们的争辩之前揭示出陈亮与朱熹个人间的冲突和友谊之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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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例如,侯外庐,第4卷,下册,712—713页,评论说与朱熹之辩是陈亮思想的最佳阐发。下面于1178、1188年上孝宗四书是次要的,它们是用来劝谏皇帝的,所以它们比辩论之书信利用价值要小。较早作品中经过认真研究的只有1161年的《酌古论》和1168年的《中兴论》。吉原文昭最近的文章,尤其是93—99页是一个例外,其中讨论了12世纪70年代初期陈亮著作中的道学倾向,并将1178年上书与1169年上书相比较以表明陈亮对道学的研究使他1178年的上书中的哲学变得更为精致。吉原文昭对此的结论与我独立研究的结论类似,这些结论由于对1212年版本中《汉论》的研究而得到加强。吉原文昭没有利用《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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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亮的官方传记见于《宋史》,卷436,12929—12943页。传记所需资料首先取自他自己的著作。叶适写过一篇墓志铭和祭文;《叶适集》,第2册,482—485页,571—572页。这些皆被收入陈亮文集的附录。已经讨论过的年谱主要有童振福、颜虚心、何格恩和邓恭三所作的书,引用的关于他的思想的研究也包括一些传记方面的内容。参见陈豪楚:《陈同甫先生学说管窥》,《文澜学报》1:1—18(1935);Lin　Mousheng,　Men　and　Ideas:　An　Informal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1942),Chapter　12;Hellmut　Wilhelm,“The　Heresies　of　Chen　Liang”以及他的“A　Note　on　Chen Liangs　Tzu”,　Asiatische　Studien 25:76—84(1971);林耀曾:《陈亮》,见王寿南主编《中国历史思想家》(台北,1978),第30册,3316—3384页。我引用的是林文章中的本身页码,1—62页。吉原文昭,32—42页,49页对陈亮家世、财产及其与别的家族关系的研究非常优秀。

(6) 颜虚心,1—7页,11页。童振福,1—6页。

(7) 陈亮,17:1上—下,205页;译文见Wilhelm,“A　Note　on　Chen　Liangs　Tzu”,76—77页,译文经我修改。见Arthur　Waley,　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London,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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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陈亮,15:2下,173页。虽然该序文很难确定时间,但它一定写于1182年后,因为他提到与当时豪杰上下其论,而三人却每每不能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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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陈亮,卷5—8,49—90页;颜虚心,13—15页;侯外庐,第4卷,下册,696—703页;Lin　Mousheng,179页,183—184页。

(12) 《宋史》,卷436,12929页。

(13) 见1166年两篇序文,载陈亮,13:4上—6上,156—160页。关于岳飞的研究,见Hellmut　Wilhelm,“From　Myth　to　Myth:　The　Case　of　Yüeh　Feis　Biography”,　in　Artbur　F.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Stanford,1962),146—161页;刘子健,“Yüeh　Fei(1103—1141)and　Chinas　Heritage　of　Loyalt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2:291—298(February 1972);and　Edward　Harold　Kaplan,“Yüeh　Fei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Southern　Song”(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owa,　1970)。关于张浚,见Sung　Biographies,第1册,13—16页。

(14) 陈亮,20:5上,297页。关于漕台所组织的漕试的解释,见罗文,Yeh　Shih,52页,注50。

(15) 74

(16) 陈亮,22:7上—下,350页。吴春山,30页;颜虚心,17页;童振福,2页,14—15页。

(17) 陈亮,25:1下,376页;也引在吴春山,30页。

(18) 75

(19) 关于这一狱事及陈亮所涉之深相当不清楚。大多数人认为他与父亲同时入狱;但是,何格恩提出一个相当合理的证据表明在此事中陈亮并未被羁押。大多数人认为该事发生在1166到1168年4月间,但颜虚心认为发生在1171年。张君劢可能沿用颜的说法,也以1171年为准,但忽视了较早的时间。林耀曾对许多时间都很疏忽。何格恩:《宋史陈亮传考证及陈亮年谱》,1978—1979页,1984页,1998—2000页,注97;颜虚心,19—20页;童振福,10—11页;吴春山,30页;张君劢,上册,313页。

(20) 颜虚心,30—32页;童振福,11—12页;吴春山,30—31页。关于宋代考试方式及科举录取的变化的讨论,见Hartwell,“Historical　Analogism”,及Kracke,Civil　Service。

(21) 《宋元学案补遗》,卷56,1页上—下。

(22) 76

(23) 陈亮,14:2上,164页。

(24) 转引自童振福,7—8页。

(25) 《宋元学案》,卷56,1037页;《宋元学案补遗》,卷56,1页上—下。吴春山,119页错误地将“烨”拼成“煜”;而且,童振福,14页认为芮烨死于1171年。我采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的说法。昌彼得、王德毅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台北,1974—1976),第2册,1416页。

(26) 77

(27) 陈亮,2:1上,21页;这段译文见Lin　Mousheng,184页,我修改并扩充了部分译文。

(28) 78

(29) 陈亮,2:1上—7下,21—30页;见林耀曾,13—27页的讨论。

(30) 79

(31) 陈亮,2:6下—7上,29—30页。陈亮没有提到寇准显然不能坚持协约,因为大宋必须每年赔银10万两,绢20万匹。见Charles　O.　Hucker,　Chinas　lmperial　Past　(Stanford,1975),271页。

(32) 鲁迅,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ün,杨宪益、Gladys　Yang译(北京,1963),23页。

(33) 80

(34) 《中兴论》1178年跋文见陈亮,2:7上—下,30页。Lin　Mousheng,175页中有此段大部分文字的译文。

(35) 陈亮,21:4下,322页,该信一定写于1181年后,因为他说只有朱熹还活着。

(36) 陈亮,14:1上,162页。与朱熹观点的主要区别在于陈亮对张载的强调,因为朱熹将张载置于道统传承中二程之后。关于朱熹的观点,特别见陈荣捷的Introduction　(PP.xxxii—xxxiii)　to　Reflection　on　Things　at　Hand;及其“Chu　Hsis　Completion　of　Neo⁃Confucianism”,　in　Francoise　Aubin,　ed.,　Etudes　Song/Sung　Studies:　In　Memoriam　Etienne　Balazs　(Hague,1973),Ser.　Ⅱ,　Volume　1,73—81页。

(37) 81

(38) 见吕祖谦致陈亮书,《陈亮集》,上册,162—163页,将它与陈亮14:1上,162页的序文相比较。

(39) 陈亮,14:1下,164页。

(40) 同上,16:7下—8上,194页。

(41) 82

(42) 陈亮,14:1上—下,163页;16:7下,194页。

(43) 张载:《西铭》,“Western　lnscription”,译文在陈荣捷,Source　Book,497页。

(44) 见陈荣捷,Source　Book,498—500页,Leventhal,50—67页中的译文及讨论。

(45) 陈亮,14:3下—4下,167—168页。

(46) 83

(47) 印于《陈亮集》,上册,196页。

(48) 陈亮,19:8上—9下,259—261页。

(49) 同上,10:1上—4下,100—105页。关于他写过一篇论《易》的文章的证明,见1212年版本,上册,卷19,1页上。Sung　Bibliography,426页认为这些文章作于1170年,以取代颜虚心认为的1172年,但未给出理由。

(50) 84

(51) 陈亮,10:4上,105页,译文见Wilhelm,“Heresies　of　Chen　Liang”,108—109页,译文经我修改。

(52) 陈亮,10:2上,102页。

(53) 同上,10:3下,103—104页。

(54) 85

(55) 怀疑见陈亮,10:2下—3上,102—103页。但在《问答》第六篇,3:6上—下,38—39页及其与朱熹论辩(卷20)中,他肯定孔于是五经的编作者,在其《问答》第十二篇,4:6上—下,47—48页中,他仅说《春秋》的作者是“圣人”。

(56) 陈亮,10:1上—3下,100—104页。(www.xing528.com)

(57) 陈亮,14:2上—下,164—165页。

(58) 这些文段保留在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见《陈亮集》,下册,443—444页。

(59) 86

(60) 陈亮,10:1下—2下,101—102页。

(61) 87

(62) 陈亮,16:8上—9上,194—196页,尤其是8下,195页。Wilhelm,“Heresies　of　Chen　Liang”,105页从这部分引用这段的一个句子以表明陈亮受王安石影响之深,但是整个跋文都把王安石说得很坏。不过,陈亮并未像吕祖谦在一封信中敦促的那样否定王安石,吕祖谦的书信见《陈亮集》上册,196—198页,也参见陈亮,11:12下—13下,129—130页中陈亮1169年对文学改革的讨论。

(63) 88

(64) 侯外庐,第4卷,下册,718—719页。任继愈,第3册,269—280页,尤其是271页。北京大学哲学系,下册,100—112页,尤其是102页。陈亮,19:8上—9下,259—261页。关于朱熹的批评,见第一章中的讨论,56—58页。关于陈亮早期的学生,见童振福附录的表,106—109页。虽然童振福在15页上说此阶段陈亮有许多弟子,但表上在1174年前只列了两名。在1175年(26页),11个学生与陈亮一起参加了陈的第一位弟子孙贯的葬礼。

(65) 89

(66) 陈亮,1212年版,下册,卷9:3页下。

(67) 同上,卷9:4页上。关于舜给禹的告诫,见《尚书》第二部分,第二书,卷15;译文见James　Legge,第三册,61—62页。

(68) 陈亮,1212年版,下册,卷9:5页下。

(69) 90

(70) 陈亮,1212年版,下册,卷9:5页下。

(71) 同上,卷9:4页下。

(72) 同上,卷9:6页下。

(73) 同上,卷14:10页下—11页上。

(74) 91

(75) 同上,卷11:1页上—下。

(76) 陈亮,卷11:5页上,6页下。

(77) 同上,卷14:4页上—下。

(78) 同上,卷11:2页上—下。

(79) 92

(80) 陈亮,10:1上—2上。卷9:6页下—7页上;卷10:1页上—2页上。

(81) 93

(82) 同上,卷12:2页上—下。参见《宋元学案》卷56,1038页中编者的评论,他说陈亮认为汉文帝与宋仁宗是自三代以来最仁慈、最公正的君主。

(83) 陈亮,1212年版,下册,卷12:8页下—9页上。

(84) 陈亮,卷12:9页上—下。

(85) 94

(86) 同上,卷10:1页上—2页下;卷12:6页上—9页下。

(87) 同上,卷12:8页下。

(88) 同上,卷12:4页下—5页上。

(89) 陈亮,尤其是卷9。

(90) 95

(91) 陈亮,10:1上—4下,100—105页。参见其1172年致应孟明书,同上19:8上—9下,259—261页。

(92) 陈亮,1212年版,下册,卷9:1页上—2页下。关于王通,见Howard　J.　Wechsler,“The　Confucian　Teacher　Wang　Tung(584?—617):One　Thousand　Years　of　Controversy”,　Toung⁃pao　63:225—272(1977);Chen　Chiyun,“The　Wen⁃Chung⁃Tzu　Tradition　in　Tang　and　Sung　Times”(未刊稿)。

(93) 陈亮,14:4下—5下,168—170页;16:6下—7下,192—194页。吕祖谦的信见《陈亮集》,上册,170页。

(94) 96

(95) 吕祖谦的信见《陈亮集》,上册,197页。比较陈亮,16:8上—9上,194—196页中陈亮所写的跋文。

(96) 陈亮,1212年版,下册,卷14:10页上—下。见任继愈,第3册,101页所引文字及讨论;另见北京大学哲学系,下册,269页。这些段落写于陈亮经济状况改善之后,但此处主要论点在于国家安全。参见吉原文昭,107—109页。

(97) 陈亮,16:10上—11上,169—171页。关于林的建议参见周金声《中国经济思想史》(台北,1965年),第2册,594页;陶希圣,第4册,140—141页。

(98) 陈亮,20:4下,278页;20:8上—9上,283—284页。他的描述给朱熹留下了深刻印象,见《朱文公文集》,卷36:22页。

(99) 97

(100) 《宋史》,卷436,12940页;童振福,27页。

(101) 陈亮,9:3下—5上,95—97页;11:9上—下,123—124页;侯外庐,第4卷,下册,716—717页中的讨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381页讨论了荀子并引《荀子》第五章(四部丛刊本,卷3,9页),第二十七章(四部丛刊,卷19,9页,10页)为例。

(102) 98

(103) 《易经》被Richard　Wilhelm译成德文,被Cary　F.　Baynes译为英文(Princeton,1967年),见英文本376页。陈亮评述引自侯外庐,第4卷,下册,726页。

(104) 叶适是在给陈亮文集作的序中作出这一概括的,叶文见《陈亮集》,下册,469页。黄宗羲(转引自吴春山书,63页)也以此语描述浙江功利主义中永嘉学派。

(105) 关于贾谊和魏征,见陈亮11:16上—17上,134—135页;9:2上—3下,93—94页。关于诸葛亮,见同上,7:1上—3上,70—73页;12:2下,7上—下,139页,147页。陈亮取名“亮”大概出于他对诸葛亮的敬重。陈亮的《汉论》也讨论了贾谊和张良,见陈亮1212年版,下册,卷9—13。Herrlee　G.　Creel讨论了除张良外其余四人,得出的结论与陈亮的论断相近,见其Shen　Pu⁃hai,　A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er　of　the　Fourth　Century　B.C.　(Chicago,1974),4页,252—258页,277—278页,301—311页。关于魏征,见Howard　J.　Wechsler,　Mirror　to　the　Son　of　Heaven:　Wei　Cheng　at　the Court　of　Tang　Tai⁃tsung　(New　Haven,1974)。

(106) 陈亮,11;15上—16上,132—133页。颜虚心,22—23页认为该文作于1169年,但是这组近似的文章中的一部分定为1177和1188年所著。颜虚心未给出理由。我觉得这篇文章与陈亮1177年左右的思想相合,而不是1169年。

(107) 99

(108) 陈亮,2:7上—下,30页;Lin　Mousheng,175页,有该跋文的部分散译。关于陈亮易名陈同,见《宋史》,卷436,12929页。

(109) 100

(110) 陈亮,19:10下,262页。

(111) 101

(112) 陈亮,1:6下,8—9页。这篇上书以及相关的讨论收复华北的文章也收入《宋史纪事本末》,冯琦编(北京,1977年),卷79,847—866页。

(113) 102

(114) 陈亮,1:10下—11上,14—15页;《宋史》,卷436,12929页。关于秦桧所下禁令,见童振福,页29。

(115) 103

(116) 陈亮,1:1上—11上,页1—15,吉原文昭,页98—99。

(117) 《宋史》,卷436,12930—12940页;《宋史纪事本末》,卷79,859—860页;童振福,27—35页;何格恩:《宋史陈亮传考证及陈亮年谱》,1977—1978页,1994页,注46;颜虚心,49—64页;吴春山,33—36页;关于奏请谥陈龙川的札子收在《陈亮集》,下册,463—464页。在一封信中(陈亮19:15上—下,269—270页),他承认对姓赵的官员言语唐突。

(118) 104

(119) 吴春山,36—37页;《宋史纪事本末》,卷79,860页;《宋史》,卷436,12940—12941页;童振福,42页;何格恩:《宋史陈亮传考证及陈亮年谱》,1995—1997页,注68。吉原文昭,51—54页。

(120) 陈亮,19:11上,263页。

(121) 105

(122) 《宋元学案》,卷56,1043页。

(123) 陈亮,4:1下,40—41页;4:3上,43页。在1177年,他赞扬荀子;同上,9:4上,75页。吴春山,尤其是57—59页深入讨论了陈亮对孟子语言的运用及其对孟子思想的反对。参见杨向奎,下册,307—309页。

(124) 这些文章按顺序为,陈亮,4:3上—下,43—44页;4:1下—2上,40—41页;3:1上—2下,31—33页。

(125) 106

(126) 陈亮,14:4下—5下,168—170页;16:6下—7下,192—194页。

(127) 陈亮,参见Wechsler,“Wang　Tung”,　and　Chen　Chi⁃yun,“Wen⁃ChungTzu”。

(128) 107

(129) Wechsler,“Wang　Tung”,225—272页。

(130) 陈亮,16:6下—7上,192—193页。

(131) 同上,14:4下—5下,169—170页。

(132) 108

(133) 陈亮,3:6上,38页。

(134) 109

(135) 同上,15:5下,178页。在16:11下,202页中,他说从1038年到1040年是极盛期,重要的是,这在仁宗统治时期,而前于范仲淹、欧阳修的吏治改革。在颜虚心、童振福书中我找不出该文写作的时期,但我相信它可能作于12世纪80年代。参见《宋元学案》,卷56,1038页中编者评论,他说陈亮认为汉文帝和宋仁宗是三代以来最仁慈、最公正的君主。

(136) 110

(137) 陈亮,17;3下,208—209页;译文见Wilhelm,“Chen　Liangs　Tzu”,81页,讨论见78—79页。译文文体经我修正。参见Irving　Yucheng　Lo,　Hsin　Chi⁃chi　(New　York,1971);刘乃昌:《辛弃疾论丛》(济南,中国,1979年),125—134页。

(138) 《宋史》,卷436,12941—12942页;林耀曾,8页;何格恩:《宋史陈亮传考证及陈亮年谱》,1980页;童振福,65页;颜虚心,113—116页;吴春山,42页。他的上书见陈亮1:11—15下,15—20页。

(139) 《宋史》,卷436,12942—12943页;陈亮20:8上,283页;何格恩:《宋史陈亮传考证及陈亮年谱》,1987页;1995—1998,注68—69;童振福,41—42页;颜虚心,84—86页;吴春山,41页;林耀曾,10页。

(140) 111

(141) 何格恩:《宋史陈亮传考证及陈亮年谱》,1989页,1998—2000页,注97;颜虚心,125页;童振福,67—69页;吴春山,43页。

(142) 陈亮,28:4下—5上,414—415页。童振福,64页。颜虚心,118页。关于该次疫病及宋代其他疫病,见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1973),184—192页。

(143) 陈亮,21:6下—7上,325页。关于1187年他在太学中的特殊地位的讨论,见吴春山,42页。

(144) 112

(145) 叶适:《叶适集》,卷20,207—208页,收入《陈亮集》,下册,469—470页。

(146) 关于该文,见陈亮,9:5上—6下,97—99页;讨论见吴春山,44页;颜虚心,129页。童振福,70页,72页,讨论了陈傅良因此事而发怒,但陈傅良本人声称因过于悲痛而无法写祭文。

(147) 113

(148) 陈亮,11:2上,113页。

(149) 《宋史》,卷436,12943页;童振福,70页;吴春山,44—45页;何格恩:《宋史陈亮传考证及陈亮年谱》,1981页,1989—1990页,2000页,注105。

(150) 《宋史》,卷436,12943页;吴春山,47页;颜虚心,135页,139页;何格恩,《宋史陈亮传考证及陈亮年谱》,1981—1982页,1990页,2000页,注106。童振福,72页,注37,估计陈亮死于该年3月。

(151) 陈亮,1:6下,8—9页,译在Wilhelm,“Heresies　of　Chen　Liang”,106页。译文文体经我修正。

(152) 陈亮,20:15上,293页。1178年信及1182年论文在稍前有过讨论:同上,19:10上—11上,262页;3:1上—3下,31—33页。

(153) 同上,15:5下—6上,178—179页;15:6上—下,179—180页,19:3上—4上,251—253页。第二段文字部分译文见张君劢,下册,313页。

(154) 114

(155) 同上,11:2下,114页。

(156) 见谢康伦,“Neo⁃Confucians　Under　Attack”,以及Haeger,“Intellectual　Context”中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