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世纪80年代陈亮挑战朱熹前的浙江道学

浙江之学从广义的道学运动中产生,其学术根源开始于11世纪后25年间温州永嘉周行己(1091年进士)与当地另外8位文士北上问学早期的道学大师,特别是程颐。11世纪40与50年代,秦桧(1090—1155)以其宰相地位企图压制学者对程氏学术的兴趣,当此黑暗之际,周的一个弟子郑伯熊力主程颐哲学。郑伯熊因反对秦桧求和政策而失官,此后便在永嘉教授二程学术并鼓励对二程的尊敬。他虽然回避形而上学的讨论而致力于制度与治(95) 术研究,但是仍然承认程颐为其精神导师,而且从事道德修养的实践。那一代永嘉学术的其他领袖人物如郑伯英(1130—1192)、薛季宣(1134—1173),对道学的伦理思想与郑伯熊的总的倾向相一致。(96) 他们尽管对历史研究与治术皆有兴趣,然而却未能一直努力将这些倾向发展成一套体系以与道学抗衡。浙江学术的领导者体现并自觉提倡后来朱熹所批评的“回互底心意”(97) 。

吕祖谦是12世纪70年代浙江学派的领袖,他最好地体现了这种宽容姿态。他向其他观点的开放正是基于对自身不确定的自觉。在一封致朋友的信中,他写道:“善未易明,理未易察。”(98) 在另一处,他说:“人各有偏处,就自己偏处,寻源流下工夫。”(99) 吕祖谦少时非常任性,后读《论语》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有省,遂终身无暴怒。他以其相容、可爱的性格得到大家的尊敬。朱熹曾遣其子师从这位好友,并赞扬他的道德成就,“真可谓有意乎温柔敦厚之教矣。”(100) 吕祖谦的性格促成了他在具有许多共同点的背景下与朱熹及其他学者热诚讨论。他自觉沟通不同思想间的隔阂。他在推进学术认同的努力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次便是安排了朱熹与陆九渊著名的鹅湖之会。(101)

按照《宋史·吕祖谦传》的说法,他主要继承了二程与张载的哲学。与早期道学大师的一些联系是通过他的老师产生的。他和朱熹都曾问学于汪应辰(1119—1176),汪是一位属于从二程到杨时道南一派的学者。(102) 吕祖谦较早就跟从胡宪(1086—1162)致力于经典研究。胡宪综合了二程教义与他伯父胡安国(1074—1138)的家传之学。胡安国从最喜爱的《春秋》中发掘出道德教诲与爱国主义特征。《宋元学案》通过描述吕祖谦的叔祖父吕本中(1084—1145)和通过永嘉学派与张载有渊源的学者,将吕列为张载的第四代弟子。但是二程却被认为对吕祖谦更为重要。吕本中跟随杨时研习程颐哲学;而且,吕本中的高弟林之奇(1112—1176)也是吕祖谦的主要老师。某些学者将吕祖谦的思想看作道学两派——二程洛学与张载关学的综合。(103)

这些道学的源泉渗透进吕祖谦的著作与思想中。其学说的最佳范例就是因书名而通常为人所知的《东莱博议》,该书为诸生课试所作,据他在太学的讲义写成。在这本颇有争议的书中,他对《左传》记载的古代历史作了严格精细的分析以寻求其中的基本教训和原则。他作为教育家的名声一部分来源于他为那些希望就读于其学院的学生订立的教规。规范人们之间日常行为及家庭礼仪的儒家伦理成了学院中的行为准则。只有那些服膺儒家伦理实践的学生才能就学,并且,如果谁违背了这些道德要求,他就必须弥补其过错,或者离开学校。如果他松懈了学习与道德践履,也必须自我坦白并受到同学的共同指责。吕的教学方法强调现实的道德培养,故而谴责那种让孩子们没完没了背诵的做法,主张用少量时间的记诵就能在生活实践的大部分时间中起到作用。(104) 数年后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无疑从其教规中吸取了灵感。(105)

吕氏家学为其道学思想增加了另外内容。吕家因从政为学的记录而自豪,其中三人曾任北宋四朝宰相;而且,《宋元学案》著录吕家7代共17位学者。也许正是吕氏家学使得吕祖谦未能列入《宋史·道学列传》,因为家学引出了关于吕祖谦是否纯属道学之问题。吕氏家族的学术以“中原文献”而知名,他家因金人入侵而带至南方的藏书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宋元学案》证明了这批藏书在1165—1189年间对学术圈分化所起的作用。

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106)

吕祖谦兼采朱熹道问学的途径与陆九渊尊德性的孟学方法,不过家学渊源还为他打开了一条更为宽广的路。首先,因为吕家传统在朝廷著述、为官,所以他比朱熹、陆九渊更热心现实的政治事务,而且出生于北宋保守派的一个名门望族。其次,家传文献之学提高了他对像三苏那样有文学天才的人的欣赏。因为苏家所持的“道”的观点及其与程颐的冲突,朱熹对吕推崇苏氏感到沮丧和不悦。孝宗知道吕祖谦在政治与文献上极富学识,委派他编辑北宋士大夫最优秀(107) 的著作。(108) 第三,家学还激起了吕祖谦对历史研究的爱好。

在史学方面,吕祖谦确实出类拔萃。他不再追随视《左传》为《春秋》注解的传统看法,而将其当作独立的作品并为它著了3本书。通过使《左传》成为中心,他打破经学的限制将它转为历史研究的资料。《左传》在吕祖谦手里便成了研究历代盛衰的历史资源,以从中寻求治国之道。按照他的观点,五经给出了三代制度的典范,而《左传》又进一步给予历史性的描述。他注意到一些史料的细节,利用它们合成一幅重大制度的画面。例如,他统计周朝将领的名字,得出这样的观点:西周六师至公元前8世纪春秋初年已被缩减。吕所著《大事记》继续评论从春秋末年(约公元前5世纪初)到公元前1世纪初年的制度与事件。吕祖谦45岁就过世,使他无法将该项研究延续到宋代,以取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吕的《大事记》强调历史选择的原则,他不满于司马光以编纂史料的方法论问题为中心。(109)

吕祖谦的历史研究类似司马光历史类比论。一方面,他的制度史研究着力于寻求盛衰原因以指导当前的政策制定,直接走历史类比论一路。他也将制度放入一个发展的框架内,指出制度的适应性与时间性以适合当代之运用。在北宋主张历史类比论的情况下,变迁以及制度(110) 演进容易被转化——在实际的生活中——为赞成对一代开国者订立的制度只作较小调整的做法,而攻击作较大变革的理想设计。臧否《春秋》人物的道德说教所起的作用次于现实地讥评历史以指导当前政策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因为感到三代传统仅延续到西汉,所以其历史研究较少涉及东汉与唐代历史。而且,他还将道学内强调历史人物动机的思想引入根据当时的制度框架评判人们行为的类比论倾向中。(111)

吕祖谦对霸的象征与功利的立场反映出他复合的倾向。霸的解释类似于李觏、司马光的制度取向。他意识到历史之演变,故能区分霸的典范与方式。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奠定霸的典范,是一位忠耿之臣,他联合诸侯,抗击蛮夷。如此行为体现了《春秋》尊王攘夷的中心主题。宋朝危机使这些对恢复的倡导者——收复赵宋因金人入侵而丧失的中原统治权——来说尤为关键。吕祖谦对霸的文化评价中,夷夏之别是文化习俗的不同而非血统之差异:“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以其有三纲,夷狄之所以为夷狄,只缘无三纲。”(112) 如果汉人违背礼义,就会成为夷狄;同样,他抛弃种族决定论意味着如果夷狄服膺儒家礼教,夷狄便因此而汉化。霸的贡献在于保卫中原之邦,并将秦楚这些野蛮国家纳入文明秩序。(113) 不幸的是,霸陷入了篡夺王权、攻打别邦的罪过。早期像齐桓公这样成功的霸主典范与后世霸主的方式、行为之间具有明显差别,后世霸主已无尊王攘夷之用。最后一个霸主来自半夷之地的楚国;这样,制度便失去了意义。简而言之,吕用其历史研究从霸制典范中汲取教训而服务于恢复之大业。

吕祖谦对义利之辩的讨论展示了道学与功利思想的混合。一方面,他关注动机,这使他批评那些“以轻捷便利为可喜,淳厚笃实为迟钝,不知此是君子小人分处”(114) 之人。另一方面,他支持苏洵反对将义利划归两途。吕祖谦认为,苏洵的意思是当义与事物相谐时,利便在其中;因此,将二者对立是错误的。吕的调和努力招致朱熹的严厉批评:“每事要鹘囵说作一块,又生怕人说异端俗学之非。”(115) 反过来,吕又指责朱熹企图在事物间作无稽之区分与分离。例如,他致信朱熹反对将智勇与仁相分:“向来论智仁勇,终恐难分轻重。”(116) 在这些地方,吕祖谦努力促进其他道学领袖接受他和浙江学者共有的功利思想及经世情怀。

吕祖谦的制度与历史研究充当了他与其他浙江学者的现实联系。朱熹称赞他集中了陈傅良(1137—1203)与陈亮二人之长:

其学合陈君举、陈同甫二人之学问而一之。(117) 永嘉之学,理会制度,偏考究其小小者。惟君举为有所长,……同甫则谈论古今,说王说霸,伯恭则兼君举、同甫之所长。(118)

共同的主题使吕祖谦成为架通浙江思想家与朱熹之间的桥梁。

吕祖谦所取之浙江倾向尚未至与朱熹道学分裂的程度。一方面,吕对制度的详尽评述包括这样一个观点,即评判制度必须考虑历史情境,并要符合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他坚持认为道德修养的首要性,抱怨传统论治道的书强调制度与资源——政治工具,而不明白什么应该更优先。论治道当始于王者之心。使王者尊德乐道之后,方可提出为治之具。(119) 在另一处,吕祖谦对比了唐太宗与德宗铨选官员的情况后,断言“德宗胸中与小人合,故见卢杞之徒自然与之亲合也,以是知得天下病根本不在外”。(120) 在历史研究中,虽然他倾向于对五经采取历史主义的方法并视历史资料与五经有同等价值,但其对叶适的告诫仍表明他基本同意朱熹的观点:五经与道德修养重于历史研究。他勉励叶适“读经多于读史”(121) 。后来朱熹批评他虽有深厚的历史知识,对经学却不甚理会。(122) 虽然朱熹正确指出其友研究历史胜于五经,但是他关于某些经典的思想仍从吕的著(123) 述中得益甚多。(124) 朱对老友评价尖刻,反映出吕1181年死后浙江学术气氛之转变。

为了理解这些变化,有必要追溯一下陈亮思想成熟的轨迹,看一看在吕祖谦死后他是如何向朱熹发出挑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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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杰明·I.史华慈,“Some　Polarities　in　Confucian　Thought”,　in　David　S.　Nivison　and　Arthur　F.　Wright,　eds.,　Confucianism　in　Action　(Stanford,1959),50—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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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余英时,“Observations　on　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105—146页。哲学家反对道德一词的这种用法的,特别参见Herbert　Fingerette,　Confucius—The　Secular　as　Sacred　(New　York,　1972);the　review　by　Henry　Rosemont,　Jr.,　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6.4:463—477(October　1976);the　discussion　by　Fingarette　and　Rosemont　in　ibid.　28.4:511—519(October　1978);and　Joel　Kuppermans　Comments　on柯雄文(A.　S.　Cua)Dimensions　of　Moral　Creativity:　Paradigms,　Principles,　and　Ideals　in　a　review　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31.1:123—125(January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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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论语》,14:17。孔子重复了“如其仁”两遍以示强调。前一句的译文遵照了洪业教授的建议;重复的一句的译文根据引自何晏《论语集解》(四部丛刊本,台北,1969年)的孔安国(约前156—前74)传,64页。Arthur　Waley英译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New　York,1939)根据的是另一注疏传统,它们认为这是对管仲的批评。就像在第四章将要表明的那样,朱熹同意陈亮的看法,认为孔子高度赞扬了管仲,尽管朱熹必须为此让步而与陈亮的结果伦理苦苦争论。我发现朱熹与孔安国传的一致颇具说服力,尤其是它作为明显的证据来支持陈亮的论证。关于古典时期对立思想的更为详细的讨论,参见拙著“The　Development　of　Tension　Between　Virtue　and　Achievement　in　Early　Confucianism:　Attitudes　Toward　Kuan　Chung　and　Hegemon　(Pa)　as　Conceptual　Symbols”,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1.1:17—28(January　1981)。关于管仲的其他讨论,参见Sydney　Rosen,“In　Search　of　the　Historical　Kuan　Chu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5.3:431—440(May　1976),以及她的“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Hegemon　in　Pre⁃Ch　in　China”,　in　David　T.　Roy　and钱存训(Tsien　Tsuen⁃hsuin)eds.,　Ancient　China:　Studies　in　Early　Civilization　(Hong　Kong,　1978)99—114页;Robert　M.　Hartwell,　“Financial　Expertise,　Examination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Economic　Policy　in　Northern　Sung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0.2:281—314,especially　282,298(February　1971);and　W.　Allyn　Rickett,　ed.　and　trans.,　Kuan　Tzu:　A　Repository　of　Early　Chinese　Thought　(Hong　Kong,1965)。

(8) 《论语》,12:19。还参见《论语》,2:1,3;12:17,22;13:4,6,9,13。《大学》、《中庸》也说明了这一概念。Donald　A.　Gibbs,“Notes　on　the　Wind:　The　Term　‘Feng’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in　David　C.　Buxbaum　and　Frederick　W.　Mote,　eds.,　Transition　and　Permanenc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Hong　Kong,1972),285—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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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见《论语》,12:1;3:3,4,8,26;4:5,13;9:3。

(11) 《孟子》,1上:1;2上:2,3,6;4下:12,28;7上:30。林毓生(Lin　Yü⁃sheng),　“The　Evolution　of　the　Pre⁃Confucian　Meaning　of　Jen　and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Moral　Autonomy”,　Monumenta　Serica　31:172—204(1974—1975)。

(12) 《孟子》,2上:1;2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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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荀子》(四部丛刊本,上海,1929年),尤其是论霸与管仲的文字:3:21下—22上,23上—下;5:7上—下;7:1下—5下,21下;9:2上—3上,7上—下;11:1下—2上,23上;17:19上—下,19:1上,12下—13上。论荀子政治哲学特别有用的论文有:Henry　Rosemont,　Jr.,“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Hsün　Tzu:A　Philosophical　Commentary”,　Monumenta　Serica　29:38—78(1970—1971);谢善元,“Hsün　Tzus　Political　Philosophy”,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6.1:69—90(March　1979);Y.　P.　Mei,　“Hsün　Tzus　Theory　of　Government”,《清华学报》8.1和2:36—80(1970年8月)。

(15) 《荀子》,5:2上,8上—10下,19上—20上;7:8上—下;18:10上;19:13上。

(16) 《论语》,4:10,trans.　D.C.　Lau(New　York,1979),73页;Lau的译文是以“道德”指“义”的范例。参见陈荣捷的讨论,Wing⁃tsit　Chan(陈荣捷),ed.,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1963),26页,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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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该引文出自《荀子》卷8,译文为F.　W.　Motes　Modification　of　Homer　H.Dubs,　trans.,　The　Works　of　Hsüntze　(London,1928),109页。Mote以此段来详细讨论萧公权的论点;见Mote所译萧著A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1979),上册,20—21页,注42。我在所有情况下都将Tao大写。

(19) 《孟子》,7上:26及4上:17。争论者淳于髠是齐人,著名的诡辩家;见James　Legge,　trans.,　The　Chinese　Classics　(Hong　Kong,1960),第2册,307页。参见《孟子》,3下:1,4下:11及5下:1。

(20) 董仲舒:《春秋繁露)(四部备要本),卷1,4页下。译文见江炳伦(Joseph　P.　L.　Jiang),　“Dual　Ideological　Basis　of　the　Han　Bureaucracy”,　Chinese　Culture　7.1:105;该文收入他的《政治学论丛》(台北,1973年),1—58页。

(21) 引文及译文见Frederic　Wakeman,　Jr.,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Berkeley,1973),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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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宋元学案》,卷1,17页。译文出自余英时,“Observations　on　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118—119页,余的译文是对狄培瑞译文的较小改动;狄培瑞、陈荣捷和Burton　Watson,　eds.,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New　York,1964),上册,384页。除了这两部著述外,参见狄培瑞两篇论文,“Some　Common　Tendencies　in　Nco⁃Confucianism”,　in　David　S.　Nivison　and　Arthur　F.　Wright,　eds.,　Confucianism　in　Action　(Stanford,　1959),25—49页;及“A　Reappraisal　of　Neo⁃Confucianism”,　in　Arthur　Wright,　ed.,　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　(Chicago,　1953),81—111页。除了《宋元学案》之外,我的关于宋代学术气候的论述还只有在引述具体所指内容时,就从本章以下的注释所引述的评论中得到补充、丰富。在中国思想的各种研究中,最有帮助的是萧公权、陶希圣、汪大华、侯外庐和杨向奎的著作。其他思想史家所著的特别有用的著述有:钱穆的《宋明理学概述》(台北,1953年);他的《国史大纲》(上海,1948年);他的《朱子新学案》(台北,1971年);黄公伟的《宋明清理学体系论史》(台北,1971年);夏君虞的《宋学概要》(上海,1937年);何佑森的《两宋学风的地理分布》,《新亚学报》1.1:331—379(1955年8月);Derk　Boddes　Translation　of　冯友兰,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1967);and张君劢(Carsun　Chang),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　Thought　(New　York,1957)。本章讨论的多半人物基本上都收入Sung　Biographies,　Herbert　Franke,　ed.　(Wiesbaden,　1976);而且,他们的许多著作在A　Sung　Bibliography中有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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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刘子健(James　T.C.　Liu),“An　Early　Sung　Reformer:　Fan　Chung⁃yen”,　in　John　K.　Fairbank,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Chicago,1957),111页。元好问的诗体批评对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见John　Timothy　Wixted(魏世德),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Yüan　Hao⁃wen(1190—1257),(DPhil　disser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1976)。关于宋代对自我及古代复兴的看法,尤其在文学领域,特别见Jonathan　Chaves,“Som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etry　and　Painting　in　China”,　Renditions　6:85—91(Spring　1976);and　his　Mei　Yao⁃Che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Sung　Poetry　(New　York,1976);刘子健:《论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香港,1963年);《宋元学案》,卷1—4;George　Cecil　Hatch,　Jr.,　“The　Thought　of　the　Su　Hsün(1009—1066):　An　Essay　in　the　Social　Meaning　of　Intellectual　Pluralism　in　Northern　Sung”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2),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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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刘子健:《论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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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Robert　M.　Hartwell,　“Historical　Analogism,　Public　Policy,　and　Social　Science　in　Eleventh⁃and　Twelfth⁃Century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6.3:690—727(197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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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这个论点在William　Anthony　Sariti,“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su⁃ma　Kuang:　Bureaucratic　Absolutism　in　the　Northern　Sung”(PhD　dissertation,　Georgetown　University,1970)中提出,作为“Monarchy,　Bureaucracy　and　Absolutism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su⁃ma　Kua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2.1:53—76(November　1972)中的一部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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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Hartwell,“Historical　Analogism”,695页,699—700页。关于张方平对此的另外陈述,见Hartwell,“Economic　Policy”,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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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四部丛刊本),卷71,11页上;又见陈荣捷,Source　Book,562页;以及拙著“The　Idea　and　Reality　of　the　Thing　during　the　Sung:　Philosophical　Attitudes　toward　Wu”,　Bulletin　of　Sung⁃Yüan　Studies　14:68—82(1978)。

(36) 关于司马光对孟子的批评和朱熹的反驳,见《宋元学案》,卷7,158—165页。参见夏君虞的讨论,56—79页;刘子健,Reform　in　Sung　China:　Wang　An⁃shih　(1021—1086)and　His　New　Policies　(Cambridge,　Mass.,1968),34—35页。

(37) 特别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4册,460—461页;陶希圣,第4卷,49—53页;汪大华,538—540页;侯外庐,第4卷,上册,470—475页所引文字及讨论。参见狄培瑞对王奏折的译文,Sources,上册,413—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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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罗文,“Wang　An⁃shih　and　the　Confucian　Ideal　of　‘Inner　Sagelines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6.1:41—53(January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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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宋会要辑稿》(重印,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第110册,选举7,4358页;李彦章(活动在12世纪初)的说法也引在Hartwell,“Historical　Analogism”,691页。除了Hartwell的文章外,见Michael　Dennis　Freeman,　“Lo⁃yang　and　the　Opposition　to　Wang　An⁃shih:　The　Rise　of　Confucian　Conservatism,1068—1086”(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1973)第4章对历史与经典的深入讨论。关于早期经典传统中的“创造性的记忆”及孟子对此的自觉,见Sydney　Rosen,“The　Sage,　the　Hsia　and　the　Shang　in　the　Chou　Mirror:　A　Comment　on　Creative　Memory”(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kshop　on　Classical　Chinese　Thought,　Harvard　University,2—13 August　1976)。开明书店曾经编辑过朱熹关于怀疑辩驳伪书的言论:《朱熹辨伪书语》(重印,台北,1969年)。

(43) 谢善元,The　Life　and　Thought　of　Li　Kou(1009—1059)(San　Francisco,　1979),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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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Freeman,“Lo⁃yang and　the　Opposition　to　Wang　An⁃shih”,104—105页。Freeman将郑侠(Cheng　Hsia)误拼为Cheng　Hsieh。也参见刘于健,Reform　in　Sung　China,7—8页,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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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A.　C.　Graham,　Two　Chinese　Philosophers:　Cheng　Ming⁃tao　and　Cheng　YiChuan　(London,1958),尤其是18页,100—101页。友枝龙太郎:《朱子の思想形成》(东京,1969年),尤其是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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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这一说法见E.　A.　Kracke,　Jr.,　Civil　Service　in　Early　Sung　China,960—1067(Cambridge,　Mass.,1953),197—198页,但也体现了朱熹的判断,朱熹的判断见狄培瑞,“Reappraisal　of　Neo⁃Confucianism”,102—103页,并有讨论。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4册,504—506页;谢康伦,“The　Political　Thought　and　Behavior　of　Chu　Hsi”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1960),第2章。

(51) 《宋史》,卷427,127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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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二程全书》(四部备要本),伊川部分卷2,28页上,译文见罗文,Yeh　Shih,14页,注9。我在文章风格上对此译文作了修改。关于新儒学中圣人观念的近期两篇研究文章,见Rodney　Leon　Taylor,　The　Cultivation　of　Sagehood as　a　Religious　Goal　in　Neo⁃Confucianism,　A　Study　of　Selected　Writings　of　kao　Pan⁃lung,1562—1626(Ann　Arbor,　1978);and　Thomas　A.　Metzger　(托玛斯·墨子刻),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m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1977)。

(54) 朱熹、吕祖谦编:《近思录》(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陈荣捷译(New　York,1967),101—104页。

(55) Hartwell,“Historical　Analogism”,690—692页。(www.xing528.com)

(56) 《孟子》,3下:9,11;James　Legge,　trans.,第2册,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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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Hatch,“Thought　of　Su　Hsün”,and　his　extensive　biographies　of　these　three　members　of　the　Su　family　in　Sung　Biographies;　Lin　Yutang,　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　(New　York,1947);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4册,484—493页;刘子健,Reform　in　Sung　China,6—9页,60—69页。

(59) 转引自罗文,“Wang　An⁃Shih”,451页。我修改了译文。

(60) 46

(61) 转引自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4册,491页。见Hatch的讨论,“Thought　of　Su　Hsün”,149—150页;该书第7章说明了苏洵是如何发展出与程颐、朱熹矛盾的关于道的历史观的。关于朱熹对苏轼的严厉批评,见《宋元学案》,卷99,1858—1862页。程颐与苏轼之间的人身攻击产生于两者关于礼的冲突,见Lin　Yutang,Gay　Genius,262—263页。《李觏集》(北京,1981年),512页。也转引自夏君虞,63页。参见汪大华,518—521页;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4册,452—454页;钱穆:《宋明理学概述》,第1册,12—14页。

(62) 47

(63)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北京,1974年),卷8,97页,杨向奎书309页所引。王论王、霸的著名文章在《王文公文集》,卷28,326—327页;《临川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上海,1929年),卷67,6页上—7页下;以及《宋元学案》,卷98,1832页。关于讨论王与李的关系,见谢善元,Li　Kou,159—204页。

(64) 48

(65) 《宋元学案》,卷7,164页;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4册,483页也引了这段文字,“仁”此处读作“仁与义”。关于对司马光论八卦与宇宙论的讨论,见黄公伟,第16章。

(66) 49

(67) 秦家懿(Julia　Ching),“Neo⁃Confucian　Utopian　Theories　and　Political　Ethics”,　Monumenta　Serica　30:12—14(1972—197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4册,493—498页;《宋元学案》,卷9,211页。朱熹反对这种在王道中加入许多层次的做法,见他对王通的批评:《朱文公文集》,卷36:27页下。

(68) 50

(69) 《二程全书》,卷2,1页上—下。狄培瑞,“A　Plan　for　the　Prince”(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53),76—78页。朱熹称赞程颢是弄清王、霸之别的第一人,此种说法见江永《近思录集注》(四部备要本),卷8,1页下所引。陈亮也注意到二程在著作中增强了区别的重要性;陈亮,20:6下,281页。

(70) 陶希圣,第4册,74—77页;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4册,491—492页。

(71) 51

(72)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4册,503—504页。参见朱熹、吕祖谦:《近思录》,216—217页,234—237页;秦家懿,“Utopian　Theories”,10—11页;狄培瑞,“Plan　for　the　Prince”,78—79页;《宋元学案》,卷18,433—434页;卷42,783页。

(73) 52

(74) 罗文,Yeh　Shih,第1章。参见Hartwell,“Historical　Analogism”,及刘子健,Reform　in　Sung　China,刘先生现在比postreform一词更喜欢用restored reform。

(75) 53

(76) 罗文,Yeh　Shih,28—35页,及其“Wang　An⁃shih”,41—53页。钱穆也强调了王安石思想中与道学运动关联的因素(如他对人性讨论的贡献);《宋明理学概述》,第1册,14—18页。但容易夸大这个共同的基础。王安石更为倾向于客观的政治社会结构,而且他对道德修养与宇宙论的关注不如程颐来得深切。虽然二人都向往成圣,但程颐强调读书作为入圣之路,不过王安石似乎相信自己有菩萨的慈悲之心,这使他自由地将精力投入到实际问题之中。

(77) 转引自谢康伦,“Chu　Hsis　Political　Thought”,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5.2:127(1978年6月)。

(78) 54

(79) 赵效宣:《朱子家学与师承》,《新亚学报》9.1:223—234(1969年6月)。我对朱熹发展的理解得到了标准传记资料的补充,它们包括《宋史》卷429,12751—12770页;王懋竑;《朱子年谱》(台北,1966年);及谢康伦,“The　Political　Thought　and　Behavior　of　Chu　Hsi”,超过了J.　Percy　Bruce概述性传记Chu　Hsi　and　His　Masters(London,1923)。

(80)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1:8页下;译文见友枝龙太郎,“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u　Hsis　Thought”,　Acta　Asiatica　21:53(1971年),译文经我修改。关于大慧,见Miriam　L.　Levering,“Chan　Enlightenment　for　the　Layman:　Ta⁃hui　and　the　New　Religious　Culture　of　the　Sung”(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78)。

(81) 55

(82)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台北,1969年),第3册,71—228页,尤其是130—154页;王懋竑,23—27页,35—42页;友枝龙太郎:《朱子の思想形成》,尤其是18—20页;David　Gedalecia,　“Excursion　into　Substance　and　Fun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yung　Paradigm　in　Chu　Hsi”,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4.4:443—451(1974年10月);陈荣捷,“Patterns　for　Neo⁃Confucianism:　Why　Chu　Hsi　Differed　from　Cheng　I”,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5.2:103—105(1978年6月);林顺夫(Lin　Shuen⁃fu),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Chang　Kuei　and　Southern　Sung　Tzu　Poetry　(Princeton,1978),44—48页要求注意1190年朱熹的一段文字,其中朱熹声称只是那一年里他才逐渐地懂得圣人之教。钱穆的《朱子新学案》以《朱子语类》为中心,《朱子语类》有助于讨论朱熹大多数的成熟观点,因为该书绝大多数的文字出自朱熹一生的最后十多年。在第六章我们将讨论朱熹是如何改变对两个问题的看法的:抗金和正统观。

(83) 56

(84) 钱穆:《朱子新学案》,第1册,109—112页;第4册各处。

(85) 57

(86) 见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5.2(1978年6月)中的下列文章:陈荣捷,“Patterns　for　Neo⁃Confucianism”;刘述先,“The　Function　of　the　Mind　in　Chu　Hsis　Philosophy”;黄秀玑,“Chu　Hsis　Ethical　Rationalism”,参见Gedalecia,443—451页。

(87) Dennis　Leventhal,“Treading　the　Path　from　Yang　Shih　to　Chu　Hsi:　A　Question　of　Transmission　in　Sung　Neo⁃Confucianism,”　Bulletin　of SungYüan　Studies 14:50—67(1978)。

(88) 58

(89) 陈荣捷,“Patterns　for　Neo⁃Confucianism”,118—119页;钱穆:《朱子新学案》,第1册,129—133页;第2册,523—528页;第3册,160—292页。

(90) 朱熹:《朱子语类》(传经堂本,1876年),卷123,9页上;或台北:正中书局,1970年,4751页;下面的引文以123:9上,4751页的形式标出。因为记录者未注有记录的时间,所以没有确切的日期,但是这一段文字是跟着许多对陈亮的论述而来的。

(91) 王懋竑,134页。这个说法是朱熹对其弟子所作的评论之一,我没有在《朱子语类》中找到引文的具体页码;尽管语言多少有点较为强硬,但是表达出了他对这两个学派的评论。

(92) 59

(93) 友枝龙太郎:《朱子の思想形成》,38—101页;《增补宋元学案》,卷48,7下—10页上;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3册,71—228页;钱穆:《朱子新学案》,第2册,123—182页。

(94) 吴康:《南宋湘学与浙学》,《学术季刊》4.2:2(1955年12月);《宋元学案》,卷50,906—910页,928—931页。

(95) 60

(96) 《宋元学案》,卷32,649—650页;吴春山,119—124页;何格恩:《陈亮之思想》,1444页,1454页,注27直到1456页,注44。

(97) 朱熹:《朱子语类》,122:9下—10上,4734页。此文收入《朱文公政训》(上海,1936年)1:4下,具体指出他要指的学者的“浙中”二字,被删掉。

(98) 《宋元学案》,卷51,944页。

(99) 转引自吴春山,151页。类似段落见《宋元学案》,卷51,943页。

(100) 《朱文公文集》,卷76:6页下;也参见《论语》15:14;《宋元学案》,卷51,936页,937页。

(101) 关于英语的叙述,见秦家懿,“The　Goose　Lake　Monastery　Debate(1175)”,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1.2:161—178(1974年3月)。

(102) 61

(103) 《宋史》,卷434,12874页;姚荣松:《吕祖谦》,见王寿南主编的《中国历代思想家》(台北,1978),第29册,3213—3287页。我引用姚荣松文章里的页码,这样,相关的页码就是12—16页。《宋元学案》,卷51,933—937页。

(104) 62

(105) 姚荣松,31—34页,41—46页。《宋元学案》,卷51,939页,943—944页。《东莱博议》的正式名称为《东莱先生左氏博议》,见A　Sung　Bibliography,38—39页。后代儒者美化古代孩童教育却并未具体指出其经典来源的另一个例子是王阳明,见《传习录》,陈荣捷译,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New　York,1963),82—86页。

(106) 《宋元学案》,卷51,936—937页,参见姚荣松的讨论,3—4页,11—15页。关于吕被分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可能原因是吕死后朱熹与浙江思想家之间的冲突,但这个主题将会在第六章中加以探讨。

(107) 63

(108) 这部书叫《宋文鉴》,见Sung　Bibliography,439—440页。关于朱熹对吕祖谦站在苏家立场的批评,见《宋元学案》,卷51,949—950页;何格恩,《陈亮之思想》,1444页和注22。

(109) 姚荣松,24—35页,40页;罗文,Yeh　Shih,45—46页;Sung　Bibliography,174页。Herrlee　G.　Creel,　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Chicago,1970),305—310页引用了青铜器铭文来确证除了传统上归功于西周的六师外的八师的存在。

(110) 64

(111) 《宋元学案》,卷51,940页;姚荣松,23—40页。在Sung Biographies747页中,秦家懿注意到吕的史学著作——除了关于《左传》的三本书与《大事纪》之外——填补了东汉与唐的缺口。

(112) 姚荣松,27—30页,引文见28页。

(113) 65

(114) 《宋元学案》,卷51,940页。或许正是因为这些段落,所以余英时“Observations　on　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122页将吕与朱熹归为一类,而与浙江功利学者相对立。

(115) 《宋元学案》,卷51,950页。

(116) 《吕东莱文集》(国学基本丛书本,重印台北,1968年),卷3,51页;转引自吴春山,71页。

(117) 66

(118) 《宋元学案》,卷51,949—950页。

(119) 《宋元学案》,卷51,943页,参见姚荣松,40页。

(120) 吕祖谦:《吕东莱先生文集》(金华文粹本,1869年),卷19,2页下。

(121) 《宋元学案》,卷51,996页;转引自姚荣松,23页。

(122) 《宋元学案》,卷51,950页。

(123) 67

(124) 姚荣松,36—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