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朱熹思想及其发展

朱熹思想之发展显示了12世纪思想从分散到最后四分之一世纪间界限分明的演进轨迹。朱熹生于1130年,此时距高宗宋廷南渡已有3年。父亲朱松(1097—1143)因抗议主宰朝廷的议和派罢官在家;朱松在1143年去世前,花费3年心血教育这位幼子。朱松曾师从二程弟子杨时(1053—1135),故其能将家学(78) 传于幼子。另外,朱松尤喜司马光之学及古文,在临死前他安排了3位朋友以继续朱熹的教育,并嘱告其子要像对待父亲一样侍读于三师前。(79)

父亲死后,朱熹转向佛道二教。除扩大他对二程及司马光学问的了解外,他的新老师还鼓励他对佛道二教的兴趣,尤其是刘子翚(1101—1147)沉湎于禅宗的静思一派。朱熹虽然被大慧(1089—1163)禅学吸引,但因缺乏政治经验而不能理解大慧通过日常行为和心印公案(一个抽象的陈述或回答以震动提问者使其独自发现真理)使人开化的生动教诲。朱熹年轻时的诗作显出其佛教倾向。如,一首约作于23岁(年龄在英文书中按西方的方式计算,而中文版改取中国的岁)的诗就混杂了佛教与道教的意象。

端居独无事,

聊披释氏书。

暂释尘累牵,

超然与道俱。

门掩竹林幽,

禽鸣山雨余。

了此无为法,

身心同晏如。(80)

朱熹越来越致力于二程的学术。父亲死后的十年间,他虽然泛览佛老,也继续研读儒家经典及道学著作。他开始对三位老师产生不满,便数次拜访李侗(1093—1163)。朱松曾称赞李侗是二程思想的忠实追随(www.xing528.com)

者;(81) 因此,朱熹便向他请教。朱熹以年轻人的热情大谈自己的观点,包括泛览佛老的情况。这位年长学者多少有点专断地斥责他空有那么深厚的哲学知识却只抓住儒学现实真理之皮毛。通过几年的刻苦研读,李侗使其认识到儒学的独特性并引导他在29岁时最终投身儒学。到李侗去世的那一年,朱熹已经接受二程注疏为《论语》的权威解释。5年后他完成《二程遗书》的编辑。1168年39岁时,他宣称二程学说是孔孟失传之教。虽然直到60多岁他仍继续研究,并调整自己的观点,但其基本倾向在41岁时已臻成熟。(82)

年轻时朱熹受到不同老师与方法的影响,这使他长于综合。没有一位老师能占据其教育的主体,这鼓励了他的创造性与折衷主义。父亲虽然在其早期教育中起到关键作用,但朱熹仅14岁他就去世了。4年后,刘子翚死;于是,朱熹很快又失去一位对其有最大影响、既父且师的人物。李侗影响朱熹的思想达10年之久,而在朱熹35岁时李又过世。虽然其问学李侗使被朱松开启的学术方向得以完成,并成为他与二程之间的重要联系,但他的老师们向他展示的思想远远超出了二程哲学。除了佛道外,一些老师与朱松都敬重像司马光那样的学者,多样性地映照出时代的学术氛围,而朱熹却发展出一套更独立更明确的思想系统。

朱熹一系列《论语》、《孟子》注释显示了其思想逐渐成熟与独立意识发展之轨迹。34岁时,朱熹著《论语要义》,(83) 集中了一批当代及早期的注释。后来,43岁时又著《论孟精义》,在书中他通过二程门人的著作来理解二程的经典解释。48岁时完成《论孟集注或问》,该书否定了二程门人的多数思想。因此,从12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他抛出自己的观点并以批评的姿态纠正道学传统内其他错误的思想。在后来的经典注释中,他将二程与其他注家放在一起,并比以前更加独立地处理经典。(84) 其注释熔宋学客观的文献取向和道学主观的哲学诠释于一炉。

朱熹对道学思想创造性的系统化解决了形而上学问题以重新关注更直接的道德问题。他虽然吸纳了中国文化中几乎所有领域的不同因素,但其最重要的两个哲学创见在文化价值层面上强调了这一转向。其一,他将周敦颐的太极概念与二程对理的讨论联系起来,为一多关系提出合乎逻辑的解释。按照这一解释,太极既是一理,又是万物中所有理之总和;而且,因为太极是理,所以物物皆有太极。简单地说,天地是大宇宙,而个体则是小宇宙。其二,他把一多思想和体用概念联系起来。在这一关联中,他找到了理及其表现之间的平衡,以此矫正他所认为的二程过分抽象的理观念。如,性作为体或内在之理不能与作为用或理之表现的情分开。(85) 他坚持认为,关键在于使心的活动合乎理的要求从而调节控制情的发生;这样他拔高了心的作用,将注意力投向道德修养这一难题。心作为能动因素履行道德义务,而理与性却是被动的。(86) 由于心必须应事接物并穷格事物之理,所以朱熹多少比早期道学大师们更加客观一些。他通过强调心的能动作用,使道学多少远离了抽象的体或理的形而上学的讨论,转而探讨儒家伦理价值的作用与修养。例如,他精心推敲程颐为张载《西铭》作的评述,将形而上学的沉思拉回来强调支撑家庭社会关系的伦理价值。(87) 虽然他的思想是折衷的,但当他的思想系统愈加明确时,他愈加批判那些越出其哲学可容范围的各种倾向。

朱熹批评二程门人表明他的新方法与那个世纪早期纷杂的趋向之间存在着距离。首先,他指出了关于仁的两个极端的错误:或者将仁看作对他人苦难的自觉,或将仁化约为与万物同体。他批评持此观点的学者过分着迷于仁的形而上学本体而看不见它在道德实践中的作用。其次,他谴责那些学者将道与人类事务分离或将道贬低为存在于万物之中包括卑贱之物中。第三,他强烈反对前人对格物的解释。二程门人陷入两个错误之一。追随二程的主观主义一派较为强调心的领域,因此,这一派主张修养内在道德义理,以失去每日不断地穷格外物为代价。客观主义一派更加倾向详尽零碎地穷格事物,(88) 或不能充分了解大全,或不能完全懂得蕴于自身或事物中所有不同的理。(89) 简而言之,按照朱熹在12世纪后期的标准,早期的二程后学不能在儒学两极间保持适当的平衡。

朱熹自觉维护儒学之道,反对在12世纪后25年中两种主要的偏离道的思想:

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90)

朱熹认为,在他的时代,文化与学术之堕落起因于两派思想:陆九渊的江西学派,以“顿悟”为鹄的;浙江陈亮的永康学派,目标在于“事功”。朱熹告诫学生说:“若不极力争辩,此道无由得明。”(91)

陆九渊江西之学是道学内主观主义倾向发展的极点。朱熹批评12世纪道学中的一些学者流于禅学,就是指责他们谈论神秘的抽象观念以及将道德修养化约为主观心灵状态极易达到的一种光景。张栻(1133—1180)死前,虽然朱熹与主观论一派之间产生了分歧,但他们仍然保持密切的关系。尽管12年前朱熹就反对过张栻对心和道德修养的理解,他还是非常敬重张栻,张栻一直是朱熹两个最亲密朋友之一。(与张栻决裂既表明朱熹与程颐学说更加一致,又反映出朱熹对小程的超越。一方面,他承认诚敬是道德修养的基础;另一方面,程颐认为心即已发之情,(92) 性是未发时内心的宁静状态,朱熹却认为这两种状态都属于心。心统包性情、摄贯动静。随后他调整宇宙观以符合其对心之功能的新解释。)(93) 张死后,门人未把其学说继续发展,所以其学派消散了。(94) 随着张栻退出舞台,陆九渊作为朱熹的主要反对者而有较大声名。他反对朱熹对心和道德修养的看法。从1175年起,朱陆之争导致道学逐渐一分为二,一方是传统所称的朱熹理学,另一方则是因王阳明(1472—1529)哲学而更加知名的陆氏心学。数个世纪以来直到今天,对朱熹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朱陆两派的分歧,而不太注意朱熹与12世纪陈亮为主要代表的浙江儒学之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