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2年版和标准版《功利主义儒家

以前对陈亮成熟思想及其与道学关系的理解不够,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后20年及前30年间的作品。传统使用的版本基于《龙川集》,包括本来的《龙川集》中近四分之三的著作。它是由陈亮的儿子编选的,并在1204—约1214年之间叶适为之作了序跋。《四部备要》标准本《龙川文集》印于1927—1936年间,共30卷。所有研究他的生平及思想的都以该版本或其他版本中的这30卷为基础。1974年北京版《陈亮集》经过编者的搜集,补入一部分诗词;而且,通过比较以往版本的差异,编者校订了一些印刷错误。在该版本序言的结尾,作者只是提及叶适曾指出陈亮著述为40卷,而所有现存的版本只有30卷。(46) 1981年一位学者发表一篇文章收录了保存于15世纪前期编辑之《永乐大典》中的5篇颂文,作为1974年版本的补充。(47) 除了13世纪初期叶适的序文外,13世纪末年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认为《龙川集》共40卷,另外有4卷补遗。《宋史·艺文志》也相信陈亮有40卷文集和4卷诗集。一部有30卷的1616年版本的序言声称陈亮某些原作现已佚失。将叶适跋文中的评论与现代标准本相比,便会注意到佚文包括3卷讨论《春秋》的文字;不过,其中很小一部分还保存在13世纪后期(48) 王应麟著的《困学纪闻》中。(49) 简而言之,陈亮文集中约四分之一已经失传好几个世纪了。幸运的是,几年前,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珍本部发现了重要资料。这部1212年印制的书为我们提供了陈亮的另外作品,可能对理清其学术发展很有帮助。

本书的研究利用了这一珍本,其中包括一些陈亮写的从未被人使用过的文章。1212年,一位不知名的作坊主饶辉为这部木版印制的陈亮叶适的选集作序。该书共41卷,题名《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其中大部分资料在传统或现代的版本中也能找到。(50) 正像书名所标出的,饶辉的目的是为了圈点那些在文体上值得模仿的段落。二位学者作为文体学家和教师有相当的声誉;因此,饶辉明显期望这部圈点本能在那些想参加科举的士子中寻到现成的市场。虽然传统版本收录了陈亮许多最重要的策问,但是饶辉本增加的策问超过3卷,这些都是陈亮在京师太学中作为领俸太学生所必需的常规考试。陈亮直到临终才高中状元,这些策问就作于从26岁到约50岁的各个时期。饶辉本还收录了5卷《汉论》,这部分文章题材多变,既包括对汉代君王的历史评判,又有对司马迁完成于约公元前90年的《史记》选文的解说。显然,陈亮是用它来教育弟子的。

如果运用得当,(51) “新发现”的1212年本可能为描绘陈亮思想演进之轨迹提供有价值的资料。正因为科举的性质,所以试图利用策问(及部分标明指导学生的文章)来讨论一个人的思想有其内在的困难,必须与考官保持一致所造成的现实或想象的压力几乎是一个普遍障碍,使人不能在考试的程式下自由发表意见。大多数中国专家都会认为科举考场上的高栅栏使考试环境特别紧严。仔细阅读陈亮的应试作品就会发现其中些许阴郁的色彩,以及他的叛道名声之所来。在这3卷作于太学期间的文章中,一部分谨慎而胆怯,而另一部分却大胆而直抒胸臆。这些自我表述的不同暗示陈亮特立独行性格之发展,这一点在他的另外文章中也能看出。总的说来,《汉论》的表达比较自由,因此更容易被用于讨论他思想成熟的演进过程。

确定这些文章的写作时期并将它们放入陈亮其他现存作品的集子中又出现一些难题。几乎不存在什么内在根据来确定应试作品的时期。在用他的另外作品作为材料证明其思想趋向定型的过程时,这些策问可能与他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相联系。从他另外的作品可以推断《汉论》作于1171—1175年间。在1170—1171年间,陈亮每天要花很多工夫研究汉唐豪杰。随后,他开始教授私塾,并且,由于《汉论》是用作教学资料的,可能就写于这一时期。《汉论》的思想与作于12世纪70年代前5年的作品相一致。《汉论》在逻辑上也可能先于1175年分开出版的《三国纪年》。(52)

饶辉本有一个问题。就目前我们所知,(53) 仅存于饶辉本中的资料可能没有收入陈亮儿子编辑、叶适作序的选本;而且,中国古代权威的目录书也没有收录过饶辉本。可能有人要争辩说,叶适与陈亮的儿子没有收录太学时的策问及《汉论》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资料毫无意义。这种论点可能还会因饶本没有被现代的研究或主要的传统目录文献,如《宋史》、《文献通考》及18世纪的《四库全书》所收或所删书目提及而得到加强(54) ,然而这一推断并不完全有说服力。关于认为叶适与陈亮之子有意识地删除了那些作品的观点,并不能说明这些资料未被收录,因为,我们现在只能确定原本《龙川集》佚文的一部分。尽管目录学家忽视饶辉本令人惊讶,但是这部名不见经传的著作佚失了好几个世纪,才被国立中央图书馆的收集者在本世纪寻找珍贵版本、著作时偶然发现也是可以想象的。3位资深的中国汉学家,杨联陞教授、王德毅教授及洪业教授都曾研究过该书并且断定这些资料是陈亮原作,该版本是宋代的原刻。(55)

基于上面的论证,我相信这些资料应当作为补充材料用来探讨陈亮的思想发展。陈亮的思想从道学阶段向功利主义演进,并因功利主义的主张而闻名于世,其思想之激进有一个发展过程。为了理解这一过程,理解他与朱熹的论争,理解二者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意义,首要的是必须注意文化背景——传统儒学的分化及其在11、12世纪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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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灏在他讨论治术的文章“On　the　Ching⁃shih　Ideal　in　Neo⁃Confucianism”(《清史问题》3.1:45,48,1974年11月)中运用了“绝对目的伦理”和“社会倾向伦理”两个术语。西方哲学家以动机和结果来讨论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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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例如,庄司莊一:《陳亮の学》,《東洋の文化と社会》,5:82—100(1954年);他的《朱子と事功派》载于《朱子学入門》,东京,1974年,465—480页,《朱子学大系》册一;他的《功利学派陳亮の变通の理じついて》,载于《入矢教授小川教授退休記念中国文学语学論集》(京都,1974年),511—524页;吉原文昭:《陳亮の人と生活》,《中央大学文学部紀要》,97.26:31—118(1980年);Rolf　Trauzettel,　“Sung　Patriotism　as　a　First　Step　toward　Nationalism”,　in　John　Winthrop　Haegar,　ed.,　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Tuscon,1975),199—213页;Hellmut　Wilhelm,　“The Heresies　of　Chen　Liang”,　Asiatische　Studien　11.3—4,102—112页(1958年)。

(9) J.C.　Smart,　“Utilitarianism”,　in　Paul　Edwards,　e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New　York,1972年),第8卷,206—212页,尤其是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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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田浩:“Proto⁃Nationalism　in　Twelfth⁃Century　China?　The　Case　of　Chen Lia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9.2:403—428(1979年12月)。

(12) 参见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北京,1960年),第4卷,下册,692—739页。冯友兰用唯物主义重述了论辩过程,并描述了它在近代的发展,见《历史演变之形式与实际》,《文哲月刊》1.2:1—7(1935年11月)。

(13) 本杰明·I.史华慈,“On　the　Absence　of　Reductionism　in　Chinese　Thought”,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1.1:27—44(1973年12月)。

(14) 黄宗羲等:《宋元学案》(台北,1966年),卷51,949—9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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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叶适:《叶适集》(北京,1961年),卷20,207—208页。关于王淮的看法,参见《宋元学案》,卷56,1043页,以及黄宗羲等:《增补宋元学案》(四部备要本),卷56,9页。

(17) 关于《宋元学案》编者及清代学者的见解参见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上海,1932年),180—187页;还参见杨联陞:“The　Organization　of　Official　Historiography”,在其Excursions　in　Sinology　(Cambridge,　Mass.,1969),109页。在这篇论文中,杨教授还注意到在南宋后期朱熹思想成为正统之后,《宋史》编纂者以“道学”为肯定性范畴。陈荣捷也认识到,《宋史》使用“道学”、“儒林”两词只是使得宋代的党派分裂官方化。而且,《道学传》在精神与内容上都是循朱熹《伊洛渊源录》而来,见陈所著条目,载A　Sung　Bibliography,　initiated　by　Etienne　Balazs　and　edited　by　Yves　Hervouet　(Hong Kong,1978),222—223页。英语著述中关于12世纪“伪学”争论的两篇最优秀的研究文章是:John　Winthrop　Haegar,　“The　Intellectual　Context　of Neo⁃Confueian　Syncret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3:499—514(May　1972);and　Conrad　Max　Shirokauer(谢康伦),“Neo⁃Confucians　Under　Attack:　The　Condemnation　of　Wei⁃hsüeh”,　in　Haeger,　ed.,　Crisis　and　Prosperity,　163—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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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宋元学案》,卷56,1037页。《增补宋元学案》,卷56,1页。

(20) 陈亮:《陈亮集》(北京,1974年),卷14,165—166页。《宋元学案》,卷56,1033页。王梓材等:《宋元学案补遗》(台北,1962年),卷56,2页下—3页上;吴春山:《陈同甫的思想》(台北,1971年),119—120页。

(21) 吴春山用戴震的观念来系统化并解释陈亮,但他还讨论了颜元、章学诚等人。何炳松著作的论题是从12世纪到20世纪存在一个浙江“学派”支撑着一种思想倾向。其他学者认为陈亮与不同的清代思想家具有相似的精神,如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下册,692—739页;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海,1962年),下册,307—312页;成中英,“Reason,　Substance,　and　Human　Desires”,　in　Wm.　Theodore　de　Bary(狄培瑞),ed.,　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　(New　York,1975),472页。

(22) 这些著作的序言收入《陈亮集》(北京,1974年),附录三,下册,475—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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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转引自颜虚心:《陈龙川年谱》(长沙,1940年),1—2页。按照所论观点的顺序为:童振福:《陈亮年谱》(上海,1936年),3—4页;何格恩:《陈亮之思想》,《民族杂志》3.8:1444(1935年8月)。何格恩还著有:《宋史陈亮传考证及陈亮年谱》,《民族杂志》3.1:1975—2001(1935年1月)。这一时期第4部主要的年谱为邓恭三(邓广铭)的《陈龙川传》(重庆,1944年)。

(25) 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特别是《导论》部分,1—9页;以及169—204页。(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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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1968年),第4卷,449—481页;引文见《宋元学案》,卷54,985页。

(28) 例如,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重庆,1942年);汪大华、万世章:《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1968年);曾繁康:《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1959年);陈安仁:《中国政治思想史大纲》(上海,1934年)。

(29) 吴春山:《陈同甫的思想》,特别是9—23页,113—150页;引文见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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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下册,692—7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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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陈亮集》,上册,1—12页(在1981年6月访华期间,我被告知1974年版本的实际编者是包遵信,但是在“四人帮”时期,通常是出版社的其他一些不知姓名的人负责这样未署名的序言)。关于英文著作,见Chung　Chiu,　“Chen　Liang,　a　Sung　Legalist　Poet”,　Chinese　Literature　9:98—108(1976)。反儒运动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1972年末,批儒与解释文化大革命中被指定为毛泽东继承人的林彪企图在1971年发动政变攫取权力的原因相联系。第二阶段于1973年末开始,1976年秋结束。其间批儒的同时就是扬法。共产党领导人中的意识形态激进分子力图通过这场运动达到贬低周恩来及统治集团中的温和派的目的。毛在1976年9月死后,温和派清除了激进派,将他们打倒成“四人帮”。在扬法反儒运动中,其著作得到最多注视与出版的“法家”是李贽。陈学霖(Chan Hok⁃lam)翻译并注释了关于李贽的一些研究成果;他的导论与注释提供了这场运动以及李贽其他作品的背景资料。李贽敬重陈亮,并重印过陈的一些著作。陈学霖,Li　Chih　(1527—1602)in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New　Light　on　His　Life　and　Works　(White　Plains,　1980)。

(34) 最好的例证可能是李贽,参见陈学霖,Li　Chih　(1527—1602)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New　Light　on　His　Life　and　Works。考虑一下—些不同类型的其他代表性例证和材料。首先,载于1978和1979年《历史研究》中的某些文章,周振甫:《从“四人帮”的假批孔看影射史学的破产》,《历史研究》3:28—34(1978);林甘泉:《论秦始皇——兼评“四人帮”的唯心史观》,《历史研究》4:20—33(1978);何如泉:《关于武则天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8:58—71(1978);王曾瑜:《岳飞之死》,《历史研究》12:27—41(1979);邓经元:《怎样正确评价吕后》,《历史研究》12:53—59(1979)。其次,有三篇这样的文章被译成英文,如Chou　Wen,“Distorting　Ancient　History　to　Serve　Present　Needs”,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1.2:64—75(Winter　1977—1978);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Li⁃shih　yen⁃chiu,“The　Vicissitudes　of　Li⁃shih　yen⁃chiu and　the　Plot　of　the　‘Gang　of　Four’　to　Use　History　in　Opposing　the　Party”,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2.2:49—59(Winter　1978—1979)。第三,英文的报导与评述,如Frederic　Wakeman,　Jr.,“Historiography　in　China　after　‘Smashing　the　“Gang　of　Four”’”,　Chind　Quarterly　76:591—611(December　1978);　Arif　Dirlik　and　Laurence　A.　Schneider,　“China:　Recent　Historiographical　Issues”,　in　Georg　Iggers　and　Harold　T.　Parker,　o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ography:　Contemporary　Research　and　Theory　(Westport,1979),353—363页。第四,返回到早期侯外庐使用的分析范畴的近期评论的例证,如上海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编:《中国哲学史纲要》(上海,1979年);任继愈编:《中国哲学史》(北京,1979年);及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中国哲学史》(北京,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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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余英时,“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Rise　of　Ching　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清华学报》11.1和2:105—146;especially　116—120(December　1975).关于该术语的其他有用的讨论有:谢康伦,“Nco⁃Confucians　Under　Attack”,171—172页;Haeger,　“Intellectual　Context”,　503—505页;罗文(Winston　Wan　Lo),The　Life　and　Thought　of　Yeh　Shih　(Hong　Kong,　1974),14—16页;Wm.　Theodore　de　Bary(狄培瑞),“The　Rise　of　Neo Confucian　Orthodoxy　in　Yüan China”(哥伦比亚大学新儒学研究班讨论论文,November 2,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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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陈亮编:《欧阳文粹》(台北,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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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文章题为《三先生论事录序》。陈亮:《龙川文集》(四部备要本),卷14,1页下;陈亮:《陈亮集》(北京,1974年),164页。后面注释中引文材料既见于《四部备要本》,又见于《陈亮集》的,将采取简短的注释形式:如陈亮,14:1下,164页。第三个版本是《国学基本丛书》(台北,1956)本,其页码与四部备要本几乎一致,所指通常在同一页码或稍前一页。陈亮的序文误收入朱熹文集。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备要本),卷76:32页下—33页。这一四部备要本1970年以《朱子大全》为名出版,后面把这本简称《朱文公文集》。王应麟发现了朱熹文集编者的错误,见《困学纪闻》,附录于《陈亮集》,下册,443页。

(43) 纪昀主纂,王云五编:《(合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四库未收书目禁毁书目》(台北,1971年),第4卷,3390页。

(44) 最佳例子是吴春山:《陈同甫的思想》,137—138页,149—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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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陈亮集》,上册,12页。叶适的序文印在四部备要本接近开头的地方,也见于《陈亮集》(北京),下册,469—470页。他的跋文见于《陈亮集》,下册,448页,四部备要本附录第3页。还见于《叶适集》,卷20,207—208页;卷29,596—597页。我认为这篇跋文约写于1213年左右,因为叶适提到陈亮死后20年。关于陈亮的词,见姜书阁:《陈亮龙川词笺注》(北京,1980年)。

(47) 陈亮、陆游:《陈亮、陆游集拾遗——<永乐大典>诗文辑佚之一》,乐贵明编,《文学评论》1:45—48(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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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马端临:《文献通考》(上海,1935年),卷241,1909页。脱脱主编:《宋史》(北京,1975年),卷208,5378页。王世德1616年跋文重印于《陈亮集》,下册,471页。出自王应麟《困学纪闻》的文字见《陈亮集》,下册,443—444页。关于对陈亮佚文问题的广泛而具体的讨论,见宗廷辅(19世纪学者)的评论,印在《陈亮集》,下册,478—482页。A　Sung　Bibliography,231—232页简短地讨论过他的著作。

(50) 饶辉编:《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序,建安,1212年),41卷。下面当陈亮的著作引自该版本时,使用形式如下:陈亮,1212版,上册或下册,卷数:页码。只有在现代标准版本中没有的资料才引自1212版本。无法在标准参考书中找到饶辉此人,我曾询问过宋元传记资料的主编王德毅,他在建州和建安地方志中也无法找到饶辉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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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三国纪年》,陈亮,12:1上—20下,136—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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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除了《宋史》和《文献通考》的目录部分之外,还可以查阅下列关于《四库全书》的著作:纪昀总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钦定)》(上海,1964年);纪昀总纂,王云五编:《(合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四库未收书目》;胡玉缙、王欣夫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台北,1967年);James　R.　Ware编,翁独健修订:《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台北,1967年)。我也向四库全书专家Kent　Guy(盖博坚)请教过。在1979年7月28日的一封信中,他认为从饶辉本既不包括在《四库全书》中,也未收入禁毁书目中的观察很难得出任何关于饶辉本性质的结论(甚至是它的可能性),集部对于编纂者来说特别麻烦,当集部书名逾万时,他们感到解脱和满足。

(55) 杨联陞、洪业二位教授在1979年6月检查过该书的缩微胶片,王德毅教授在1980年春检查了存于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