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儒家流式书评-矫正陈亮评价与道学广义用法

本书力求矫正一些流行的看法。首先,(35) 尽管陈亮在某些方面与一些传统的思想派别有相类之处,但也不能简单地将他与任一学派牵连起来。例如,萧公权在陈亮与孟子间看到了相似点,而吴春山却将陈亮划归到荀子一路,与孟子思想直接对立。两个看法都不完全正确,但也并不全错。最好的办法是去研究孔子(前551—前479)思想中某些仍未解决的问题。孟子与荀子给这些问题带来了不同的研究方向,他们以不同方法来解决孔子学说中的含糊之处,并形成了对立思想或明显不同的侧重点,但一般说来,任一儒者皆同时忠于两派——虽然他可能更倾向于其中一派。当儒学传统跨越新的时代与环境,变得愈加复杂时,要将陈亮这种人放入任一传统阵营都越来越困难。陈亮思想体现出一些与孟、荀共同的主题,但它可以被看作——正如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从孔子而来。陈亮从不否认他对孔子的认同,甚至在殿试后,还写了一篇颂扬这位古代圣人的文章。虽然20世纪的学者怀疑持不同思想的传统中国学者自称对追随孔子之道的说法,但陈亮自我刻画的分量必须予以重视。当朱熹敦促陈亮成为“醇儒”时,朱熹因意识形态以及分析性原因,为儒家思想与行为设置了严格的边界。尽管意识形态不断变化,但20世纪学者限定“儒”范畴的努力却并不局限于分析的目的。

其次,现代学术界对陈亮传承程颐说法的过分反应忽视了二程思想在12世纪更为宽泛的意义。如今学者一般都轻视王梓材在《宋元学案》中下的断语,即认为程颐通过弟子的传承影响了陈亮。的确几乎无人接受何炳松的论点,(36) 他说陈亮是程颐真正的学术继承人,朱熹却不是。本书承认陈亮与程颐间一定的渊源关系会被误解为同意王梓材、何炳松的观点。然而,从陈亮后20年及前30年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他经历了一个自我与程颐紧密相联的阶段;而且,这一阶段对陈亮思想的发展来说非常关键。这不是在讨论传承的谱系,而是对陈亮生活转折期中某些思想与程颐间的深远渊源的断定。

这里的基本问题是二程思想在12世纪的实际涵义与他们在后来被显示的思想之间有区别。在12世纪的背景下,他们的思想广泛而无清晰界限。二程是颇具创造力的思想家,他们接受每一位愿意就学的士子;因此,该学派复杂而多样,包含了12世纪初期与中叶几十年间不同的学术方向。大约1170年朱熹思想真正成熟后,他对二程弟子的批评越来越严厉。朱熹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综合(包括对二程思想的诠释)后来湮没了对立解释,后辈只看到12世纪程颐思想的狭小部分。12世纪使用道学概念,其范围包括那些与二程有基本相同的伦理、学术观念的人。在12世纪80、90年代达到白热化的政治学术论争中,一些朝廷官员用这一术语攻击朱熹等许多学者,其中甚至包括像叶适这样与陈亮的倾向、思想相当近似的人。14世纪纂修的《宋史》用“道学”表彰经过严格甄选的程朱学派思想家。这一术语从此就在这个狭窄意义上使用。(37) 本书对“道学”(38) 采取12世纪的广义用法,以求显示出浙江学者对程朱学派的关系及陈亮与程朱学派的分离。

第三,将陈亮等同于王安石的思路也有概念上的困难。二者相同是许多学者的共同看法,这些学者包括从萧公权一直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们合理地强调陈亮思想中功利主义与入世的方面,然而将两位宋代思想家划在一起就忽略了宋代政治文化研讨中陈亮本人的重要性。例如,陈亮根本反对宋朝的集权政治,他指责说集权大多归咎于王安石。他除了批评王安石外,与吕祖谦的通信也表明他与吕祖谦在某种程度上对王安石皆有敌意,这种敌意是从北宋主要保守主义者那儿继承过来的。在快到40岁时,陈亮转向功利主义,可以与王安石思想相比拟,而且他还降低了批评王安石的调子;但是将他与王放入一个范畴还是掩盖了陈亮学术发展的独立性。

认为陈亮与王安石取向相同反映了被一些学者夸大的前提,即认为所有入世者与功利主义者都是相同的,认为关注现实政治将他们纳入一个学派。虽然否认各种倾向的相似处可能是愚蠢的,但盯住共通点不放则会忽视一些基本问题。这种情况下,在宋代政治领域内,陈亮离“右派”与王安石离“左派”的距离几乎相等。陈亮的“保守主义”部分出于他的抗金为首的观念。对于陈亮来说,这一观念经常支配着他在其他问题,如土地改革上的立场。王安石却相反,他对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的关(www.xing528.com)

心远甚于关注外来威胁。(39) 他们思考问题的基点,尽管基于各自的现实情境,但也是根本对立的。作为经学家,王安石向古代经典寻找治国原则,而漠视任何有可能提出反对意见的历史先例。陈亮则强调将他的政治思想建立于研究历史变迁与历史情势上。按照定义,儒者必须积极主动地关心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没有一个思想自觉的儒者会从原则上否认行动的重要性——尽管其个人所处的环境使他无法行动。在儒者具有行动义务的共识下,讨论两个在其他方面明显不同的个人之间某些特殊联系恐怕会失去讨论的原来意旨。本书一个目的就是要表明对功利、结果的共同关心(但并不必相等)是如何在截然不同的优先性与价值观面前黯然失色的。

第四,现存研究的另一主要局限便是对陈亮思想成熟过程不够注意。陈亮思想及其演变不能纳入近代学者分析框架的部分而基本上当作特例被剔除。他们的理解太局限于陈亮的主要作品。例如,侯外庐认为陈亮间或提及天命是向唯心主义倒退。吴春山也低估了与陈亮思想相异的较为传统意义上的老师及恩主对他影响的可能性。陈亮重印和编订的以往学者的著作只有一部还留存着(40) ,他的简短序跋似乎也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然而,作于后20年及前30年的那些序跋增强了陈亮作品中的传统性及道学特征。最为生动简洁地说明陈亮思想与那时的道学如何接近的是他作于1173年的(41) 一篇序文被收进了朱熹的文集。(42) 该序是为研究道学三位鼻祖评论政治制度的书而写的。

陈亮与吕祖谦、朱熹广泛而公开的交往为他20多年的发展提供了里程碑。吕祖谦的影响比较温和,而与朱熹的讨论使陈亮将其思想发展中包含的一些激进成分表达出来。大约在吕祖谦去世前4年陈亮就越过道学,进入功利主义阶段,但他直到吕殁后的1181年才在著作中富有意义地发展了自己的新观点。吕祖谦是朱熹与陈亮二人最亲密的朋友,他的思想以一种较温和的平衡状态容纳了朱陈二人。由于没有吕祖谦作为缓冲,朱陈二人便因优先性及价值问题的尖锐分歧产生冲突,他们之间的冲突甚至改变了朱熹对吕祖谦的评价,因为他认为陈亮表达的激进思想已经蕴含在吕祖谦的倾向之中。在12世纪80年代逐渐确定的学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愈演愈烈,然而朱陈二人并未因关系紧张而绝交,他们仍然是朋友,继续进行思想交流。但侯外庐将他们作为敌对的双方。著名的清代文献学家、目录学家纪昀(1724—1805)却把握住了他们的真正关系:尽管二人各行其志而有不少龃龉,但始终相互爱重。(43) 至今,学者一般都将1186年陈亮致朱熹的现存最后的书信作为二人交往的终结,他们甚至认为陈亮与叶适不再试图与朱熹进行学术讨论。(44) 朱熹后于1186年的几封信表明他们仍然维持有限的交流。批评带来的紧张与思想分化并没有完全破坏掉两人的关系。简言之,所有的研究都未注重陈亮从道学向功利思想的转变及其道学阶段思想对他成熟倾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