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唯物主义学者陈亮的研究成果_流式

当学者们试图将陈亮置于诸多思想流派的背景中时,(7) 产生了重要的解释性问题。说到底,学者的争论反映了他们对陈亮思想的“内容”与“成因”存在根本分歧。因此,评判这一争论首先就要了解陈亮的政治主张和著述的内容是什么。另外,审视不同学者将陈亮置于特定传统或现代的“主义”的标题下的思路为我们对中国政治文化研讨的分析模式的反思提供了基础。从宋至今的历史学考察也提示了对陈亮思想的看法逐渐达到相当程度的一致,这些相似的看法跨越了意识形态、文化及时代的分歧。学者基本上赞同陈亮是功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而且,他还是一位关注现实问题、对影响现实状况的历史变迁或历史情势敏感的活动家(日本和西方的学术界赞成这些判断(8) )。强调不同、议论各异并不能掩盖惊人的一致:尽管唯物主义作为正面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密切关联,但在台湾吴春山发表的研究成果也仍然称赞陈亮是唯物主义者。

在运用功利主义、民族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些西方概念之前,有必要对它们加以界定。首先,功利主义指的是对效果的关注——即事功伦理。有一个流行的看法认为功利主义是陈亮思想的主要特征;不过通常功利主义似乎只意味着走入现实或关注社会政治结果。其实,功利主义者的涵义更广,陈亮即便在更广、更严密的意义上也是功利主义者。例如,《哲学百科全书》将“功利主义”定义为“认为行为的对错由结果的好坏决定的一种学说”(9) 。不同的看法,如判定愉悦和高兴是对每个人而言还是只属于自己一人的,可以将功利主义划分为各种类型。但所有功利主义者都将效果看作评价善或适当的基础。在汉语中,功利主义(功利)(10) 首先强调两个相关目标:达到具体的结果、后果(功);增大政府提供给社会的利益好处(利)。

其次,称陈亮为民族主义者有一些问题。在德意志和浪漫主义的民族共同体和祖国的概念的意义上,他的思想是民族主义的。(11) 另外一些人称他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者则基于在面临外来侵略时他对朝廷发自内心的忠诚;但民族主义远远超出了敌视外族、文化沙文及努力巩固王朝统治以反抗外族侵略的范畴。法国的政治民族主义概念,尤其是经过英美的发展,并不适合用于陈亮的讨论。不过,与陈亮观念相容的民族共同体和祖国概念的浪漫主义及德意志特征也暗示民族主义并不必包括社会动员、民主化及现代化之类的思想。

最后,唯物主义者一词容易使人误解。中国学者称赞陈亮为唯物主义者,表示的是“旧式”(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唯物主义。实际上是指将功利作为判断标准,认为知识来源于感官资料、实际状况以及个人经验,在现实生活中以积极入世姿态出现的功利主义者。(12) 如果使用西方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会产生问题。例如,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就没有“物质”分解成原子这种化约主义概念。(13)

陈亮同时代学者努力寻找他的先驱预示了后来意见的分歧(与西方学术相比,传统的中国史学比较强调由师承、地域及文献传统建立起的学术谱系以及由此作出的解释)。朱熹认为,陈亮对历史演进与现实结果的爱好,显示了他与汉代史家司马迁(前145—前90)及传统的功利主义代表相一致的地方。(14) 王淮(1126—1189)(15) 认为陈亮继承了苏洵(1009—1066)父子的文学与史学观,而叶适(1150—1223)却认为陈亮与其他人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他在为陈亮文集所作的序中写道,陈亮恢复了已经中断数百年的思想。陈亮的经世理论抓住了统治者处理实际问题所运用的治术之精微;而且,陈亮发现的那些朴素的道理,宋朝的几代学者都没能理会。(16)

《宋史》引入了一些概念使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它将朱熹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思想家纳入到“道学”范畴下,即他们特别有志于复兴并传承古代的儒学真理。陈亮则被列进宽泛的“儒林”传;因此,陈亮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宋代的儒家哲学家,却不在具有“道学”特殊身份的学者之列。在朱熹的时代,因为他们一圈人声称要恢复传承若干个晦暗世纪以来被湮没的古圣先贤的思想,所以朱熹的反对者将“道学”等同于颠覆朝廷的“伪学”。虽然《宋史》用“道学”来表彰朱熹及有关思想家,而中国这一时期的第一部断代学术史《宋元学案》却批评了“道学”一词的随意和武断。(17)

《宋元学案》的编纂者对陈亮的学术渊源也无一致的看法。全祖望(1705—1755)认为陈亮没有师承,但王梓材(1792—1851)却把他当作郑伯熊(约1127—1181)的弟子。他们都认为郑伯熊是与永嘉(靠近陈亮家乡浙江永康的一个有学术声望的地区)学派有渊源的资深学者,曾经师从程颐的弟子。所以,郑伯熊与朱熹有共同的师祖。朱熹从道学鼻祖程颐(1033—1107)那儿受益最多。一般说来,出自同一师门的学者即使重心不同,也有相同的(18) 学术倾向。王梓材注意到在一篇祭文中陈亮提及“吾郑先生”;因此,陈亮在郑氏之门而且属于程颐学派。(19) 引用祭文来讨论陈亮的学术渊源表明确定陈亮师承证据不足;不过,王梓材及一些别的学者还指出了另外一些证据。例如,在《郑景望书说序》中,陈亮称赞郑伯熊解释文献的方式异于汉唐诸儒,不纠缠于文献的字面意义,而是把握了经典的微言大义。因此陈亮跟随郑伯熊的观点,“纲理世变”、“因时制宜”是经典的中心主题。(20) 尽管《学案》的编辑者还提出别的学者作为陈亮的师承,并最终使他与程颐联系起来,但在郑伯熊的部分却着墨较多,谈论了许多细节;不过这些细节很难令人信服,这也暗示了陈亮与郑、程之间联系之脆弱。

中国对陈亮的兴趣经历许多世纪之后在近代得到明显深化。如,顾炎武(1613—1682)、颜元(1635—1704)以及一些别的清代(1644—1911)主张治术与实学的著名学者阅读并引用了陈亮的著述。(21) 在19世纪西(www.xing528.com)

方入侵与太平天国运动的余波中,同治(1862—1874)中兴时期的许多学者都研究陈亮,而且翻印了他的作品。(22) 当国内外矛盾愈演愈烈之时,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审视了他们的文化传统,随后许多传统被他们抛弃。反传统的张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演化成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文化革命和对现实问题的高度敏感使陈亮第一次成为专题学术研究的主题。

学者们首(23) 先专心编纂年谱,这是陈亮研究的基础工作。年谱主要有4部,都作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它们力图描绘出陈亮的生活轨迹和著述顺序。不过,尽管这些编年叙述特意提供了许多细节,但早期文献中对陈亮学术渊源的主要争论仍未得到解决;而且,每部年谱都下过断论。例如,一个认为陈亮与程颐紧密相联;另一个则将他与11世纪反程颐的学派联系起来;第三个又声称说:“王通死,又五百岁而后陈亮生。始披发缨冠,为生民请命,世所谓跳踉叫呼,拥戈直上者也。……亮之死,世无人矣!”(24) 在该时期研究陈亮的一部最有争议的著作中,何炳松力求推翻《宋元学案》的看法:他将陈亮与程颐连接起来,说明他们与“道学”之间并不相容。强调历史与实学的浙东学派是真正的儒学。并且,他声称,程颐与陈亮都对儒学发展作过主要的贡献。朱熹成功地用道教曲解儒家传统,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出该在什么地方划分程朱思想中儒道的界限(25) ,当然何炳松除外。

萧公权认为,功利主义者代表了传统儒家入世思想和政治现实主义取向的复兴。他们对外来侵略的反应及在新环境下对变革的适应使他们成为宋代具有创造力的政治哲学家。萧公权承认他们对儒学的自我认同,赞赏他们讥讽那些不务实际而故弄玄虚的知识分子——宋代理学家。他主张功利主义是儒学的一个方向,从而直接讨论了一些实质性问题而淡化找出陈亮师承的必要性。功利主义能在经典儒学的大师那里发现足够合理的根源,因此,没有必要将他们与在20世纪初随着帝国秩序的瓦解而崩溃的正统思想——程朱学派连在一起。萧公权援引《宋元学案》来支持他的论点,认为叶适代表了功利思想的集大成。他说:(26) “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27) 萧公权的著作是非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陈亮在中国政治思想中作用的最佳典范。(28)

吴春山对陈亮的深入研究也是将其放入经典儒学的广阔背景中,不过他称许陈亮(而非叶适)是南宋功利主义者中卓有创见的思想家。在经典儒家内部孟子(约前372—前289)与荀子(约前313—前238)的分歧问题上,吴春山发现并鉴定由荀子开端的传统,该传统在清代哲学家戴震(1723—1777)处得到最为系统的表述。因为人性恶的预设令人生厌(总的说来荀子是与之相联的),所以这一传统避免与荀子公开一致,但是陈亮和戴震的理论根本上仍源于荀子。荀子陶冶下的思想家拒绝承认孟子宣扬的人具有天生的道德性,他们无一例外地思考一种生理本性,它需要制约与磨炼才能适应社会礼节规范。与“孟学”的唯心主义(基于直觉、道德意志及伦理知识)不同,“荀学”实在论者都是在直接感官经验基础上对世界取自然主义看法的唯物主义者。荀子的宋代后学很难找出理论基础来调和他们对功利的偏爱与同时代学者对道德修养的普遍关注。吴春山断言,陈亮为这一努力作了铺垫;而且,如果理解不了陈亮,恐怕就不可能搞清楚叶适是如何将宋代的功利主义倾向发展成一个学派的。《宋元学案》认为叶适重建了永嘉思想是错误的,因为它以陈亮的观念为基础。在这里,吴春山承认何格恩先前的论断:“叶适乃思想批评家而非思想家。其思想不出永嘉诸子、(吕)东莱、(陈)龙川范围之外,而态度则更为勇敢。”(29) 叶适只(30) 是综合了吕祖谦对社会礼节规范的重视、永嘉的制度研究及陈亮哲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侯外庐将陈亮诠释为通常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与功利主义者。他反对在陈亮身上作传统的学派划分,批评认为陈亮与程颐有着若干联系的观点,因为陈亮学无定师。其同时代学者如叶适就说陈亮的思想在当时是新颖的,通常被人视为异端。陈亮虽然与叶适、吕祖谦相交甚密,但其思想却与二人不同,他们从未形成过一个流派。也许偶尔陈亮对客观标准只能来源于具体事物及历史情势有过犹豫;不过总的说来他一贯反对朱熹的唯心主义经验论。侯外庐指责朱熹认为世界是儒学信念的折射。作为一名现实入世者,陈亮反对朱熹对形而上思考的爱好、厌恶政治结果的偏见以及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复古努力。侯外庐强调了一些范畴,将几位中国思想家如王安石、陈亮放在包括西方思想在内的世界范围内进行研究;不过,在50年代后期,这位马克思主义者确实提及陈亮接近于法家思想——即古代中国寻求国家富强的现实政策。(31)

到了70年代初,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陈亮看作是法家更过于唯物主义者。在当时批儒运动的背景之下,1974年北京重印了陈亮文集作为法家的代表作。在未署名的前言中,作者称赞陈亮与朱熹的论辩,同11世纪王安石(1021—1086)变法一起是宋代儒法斗争的顶峰。(32) 陈亮特别将汉唐英主当作善政之榜样;因此,他接受历史发展与历史进化观而反对朱熹的复古思想。陈亮认为统治精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这有损其思想的进步性;而且,他的法家思想并不足以使他胆敢将锋芒直接指向孔孟。1974年陈亮文集的前言认为他最多是一位朴素唯物主义者,按现代通常标准来衡量具有相当的局限性,这与侯外庐的评价不同。陈亮不能打破那些传统象征,如儒学之道,暴露出在本质上他仍属于唯心主义。(33)

1976年以来的后毛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先前十年中的政治与学术。现在的学术趋向于反映实用主义的领导的意识,实用主义领导曾在毛泽东一生最后十年间统治中国的激进意识形态集团中被驱逐出去。正如当前经济、政治的政策是文革前方向的延续一样,对那些被承认的思想家的研究,如陈亮,也已回到传统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范畴。在批儒运动中,政治压力导致将学者或政治家简单划分为两种:或是进步的法家或是倒退的儒家。这种观点已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指责。从1976年开始,他们调整并重新评价了用来分析像陈亮这样思想家的法家概念,这一概念现在已经清楚,它最多只能附属于那些较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范畴,这些范畴被侯外庐以及其他学者运用于中国哲学家的早期研究。(34) 简而言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同其他学者一样认为陈亮是功利主义者和入世者,但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却使他们将这两个特征置于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标牌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