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联陞、洪业和王德毅教授为论文版本提供极有价值的检查

致谢是一种礼节,它并不能完全表达——远远不能回报——我在写作此书中所得到的思想及其他方面的帮助。

我的老师本杰明·I.史华慈是我本科和研究生时期的指导老师,他耐心地给我以鼓励。熟悉他的“问题意识”取向的读者会从中看出他对我的影响。他给我以无数的亲切关怀,在此要感激的是他为本书写了序言。余英时是我的另一位导师,为我1976年的博士论文的终稿作了非常有价值的修改,并对我将之扩充为一本著作也提出了实质性的建议。我向二位导师对我多年在思想与个人发展上的关心表示感谢,同时还要向两位师母——Bunny和Monica,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她们总是非常地照顾我。

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对本书手稿给予有力的批评;而且,这位老友兼同事非常有耐心地按我的说法,逐字逐句地思考与本书相关的各种问题。Henry　Rosemont,　Jr.给了我许多鼓励和很有见地的评论,尤其对那些可能招致哲学家反对的术语用法。刘子健教授细致阅读了本书手稿,改正了一些错误,特别是关于宋代历史与制度方面的错误。还要特别感谢杨联陞教授、洪业教授和王德毅教授,他们为我检查了收有陈亮从未被研究过的论文的1212年版本,使我确信该版本的可靠。周芬娜(Kuan　Chou　Fen⁃nah)帮助我阅读了这一版本中的一些文章。我在写作博士论文,研究朱陈论辩时,陆惠风(Loh　Wai⁃fong)校正了我对朱熹和陈亮书信的译文。Kent　Guy以他那惯有的机智和博学回答了关于《四库全书》的问题。Herrlee　G.　Creel虽然自称是个外行,也对我的博士论文作了相当广泛、有益的评说。托玛斯·墨子刻教授就将论文改写成本书需要作出的扩充给了我颇有帮助的建议。其他阅读过论文并进行实质性评论的有Joseph　Fletcher,　Jr.,　Donald　Munro,杨联陞及John　Schrecker。　Florence　Trefethen以她专业的编辑技巧对本书的前后统一作了处理。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同事们就多方面问题提出过建议,他们是Beth　Luey,　Roger　Adelson,麦金农(Steven　Mackinnon)和Patricia　Adank。另一位同事杜胡飏珍(Eugenia　Tu)热心为手稿编写了词汇表和书目。承蒙历史系的Kathy　Hansen,　Shirley　Moraga二位为我打印了终稿。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武爱华(Wu　Aihwa)尽可能提供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帮助我获得研究所需的材料。如果没有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诚心合作,尤其是George　Potter和Deborah　White二位的帮助,我的研究将会更增不少困难。(https://www.xing528.com)

国家人文基金会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为我提供的经济资助使我得以进行研究并完成本书的写作。国家人文基金会在1980年为我提供了暑期奖金,使我的终稿得以完成。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通过教员资助项目为我提供了暑期津贴,我还得到了人文学院院长研究奖金、研究生院1978—1979学年度院长研究资助。

我在此向成中英和柯雄文(Antonio　S.　Cua)二位先生惠允在本书第五章中运用发表在《中国哲学杂志》(5.4:363—369,1978年12月)上我的一篇论文中的资料表示感谢。这一资料已经过我的修订。这儿我不想重复在那篇论文中提出的关于历史主义的论述,尽管我仍然坚持其中详细阐述过的观点。第五章最后部分和第六章第一部分的一些材料的最初译文被用于我的一篇讨论传统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文章中,该文刊发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9.2:403—428,1979年12月)上。

我的亲属——出生与婚姻上的——这些年来一直在精神上支撑着我。在此特别向我的父母Wm.　Fred和Reba　Wilbanks　Tillman及岳父母宓锡宠和宓苏文惠表示我的感激之情。我从妻子宓联卿和儿子田亮那里得到了最多的关怀,他们耐心地允我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本书的写作中,我期待着这能使我的思想保持平衡,不致迷失自己的视角。当我和妻子在阅读那些校样时,我们的婴儿——田小梅不得不在一旁静静地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