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研究：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媒体策略

新闻传播作为现代社会信息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地嵌入社会生活之中，影响着人们的思考内容、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社会处于不断加速的快节奏运行状态，缩短着信息传播的距离，挤压着信息传播的空间，在这种信息传播功能的驱使下，新闻传播成为社会结构各要素之间连接和交换的能量平台。在媒介社会化和社会媒介化的情境下，新闻传播担负着社会守望的职责，是社会价值、规范和社会共识形成的重要推进器，是社会利益表达、协调和社会监督、引导的重要渠道。和谐的传媒与和谐的舆论本身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决定了新闻传播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

1.传媒议程设置在和谐社会建构中的目标功效

在和谐社会的建构中，传媒的议程设置应该朝怎样的目标方向努力？《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一条给出了答案，那就是要“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与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把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与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统一起来”。从议程设置的角度而言，就是要通过传媒的议程设置，最大限度地实现政策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契合，即将政策解读宣贯与大众关注热点紧密结合，选择合适的契合点和传播方式，产生理想的舆论效果。

2.开放政策议程

在社会主义新闻实践中，传媒议程设置首先要做到与政策议程的契合。要按照《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一条规定，“积极宣传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及时传播国内外各领域的信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闻信息需求，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对党的方针政策准确把握、正确引导，通过科学的议程设置，营造积极的舆论氛围。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思想，是指导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思想武器。为了让各级各阶层人民大众充分了解和领会这一理论精髓，传媒就需要在议程设置上做出主动反应。2005年3月《人民日报》刊发《落实科学发展观·中部崛起》一文，对国内主流媒体“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型报道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从3月20日以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和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在重要版面、黄金时段播发专题报道，反映东部十省市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探索和新实践。传媒的这次议程设置，体现了两大特点：一是多媒体联合互动营造氛围，央视“新闻联播”、中央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要媒体互相呼应，各主流媒体的网站也大力做好配合报道，营造了主题宣传的浓厚舆论氛围；二是报道形式活泼，通讯、消息、评论、图片、图表、专访等多种方式并发，而且没有停留在纯客观的理论报道上，而是由表及里，深入浅出，从而引起了受众的共鸣，激发了对科学发展观的大讨论，可谓一次成功的主题议程设置。

当然，传媒要实现与政策议程设置的契合，还需要引导政府部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转变观念，实现良好互动。要使各级部门积极主动地把要宣传贯彻的政策信息提供给传媒，并通过新闻发布会、发新闻通稿等形式，进行议程设置，传播主流舆论，最终影响公众议程，形成健康的舆论氛围。

3.融合公众议程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一条规定，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把人民群众作为报道主体和服务对象，多宣传基层群众的先进典型，多挖掘群众身边的具体事例，多反映平凡人物的工作生活，多运用群众的生动语言，使新闻报道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而要做到这一点，传媒就要将议程设置主动与公众议程契合，主动进行换位思考，采用平民化视角，深入民众生活，了解民情，研究民意，表达民声。

一方面，传媒所设置的议程，要反映舆情。公众议程是舆情的一种表达方式，要积极反映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和呼声，通过反映公众议程话题，最终为政策议程提供舆论基础。应该说，社会力量、民意呼声等因素对政策制定的影响越大，该项政策的公平性就越高。从这个角度说，传媒正日渐成为民众发表意见、参与公共事务的一个重要载体。近年来，不少地方开始推行听证会制度，如水费、电费、天然气涨价等都让民众参与议政，也从一个侧面推动了政府的进步。

另一方面，传媒所设置的议程，要体现民生。媒体是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同时也应主动做社会舆论的稳压器：与民生相关的议题，离不开衣食住行，抓住了民众最关心的这些话题，就抓住了受众的心理。金融危机冲击下，民众更关注生活上的变化。《新民晚报》抓住这一公众议程，进行精心策划，主动设置了“坚定信心直面危机”的报道议程，报道面涉及城市建设、铁路、电力、税收、车市、房产、教育、养老等行业经济，遍及上海各区；开设的《功夫企业》栏目集中探讨中小企业的抗寒招数；《危机中百姓生态》栏目则是透过生活细节观察普通市民的生活百态。整体报道从宏观、微观两个角度入手，以政策、企业、个人三种不同的视角看危机，不仅讲述生活状态，更隐含人们应对危机的招数，“危中有机”的报道基调贯穿其中。该系列报道将应对金融危机的这一“硬新闻”巧妙进行软处理，较好地找到了与公众议程的契合点，从而赢得了受众的认可。

[1]张仁和：《京华时报等6报纸刊载严重虚假失实报道被通报》，载《央视网》2009年4月15日。(www.xing528.com)

[2]《一份沉甸甸的考卷》，载《荆楚网》2008年12月7日。

[3]朱强：《〈南方周末〉转型期舆论监督特色分析》，载《青年记者》2006年第17期。

[4]郭翠潇：《共和国三任总理情系〈焦点访谈〉》，载《人民网》2004年3月16日。

[5]刘士明：《昆明规定阻碍新闻监督可追究法律责任》，载《人民网》2009年8月17日。

[6][美]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何道宽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7]林晖：《市场经济与新闻娱乐化》，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2期，第29—35页。

[8]刘大正：《青岛满城飞扬“红飘带”》，载《齐鲁晚报》2006年12月4日。

[9]高芳：《简析框架理论》，载《青年记者》2008年6月中。

[10]张晔：《从议程设置理论看舆论的引导》，载《魅力中国》2009年5月（上）。

[11]李忠昌：《试论大众传媒的公信力》，载《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

[12]宁波：《王晨：中国应建设覆盖全球的国际传播体系》，载《中国在线》2009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