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娱乐教育与社会沟通能力效果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传媒包围的时代，不管有意无意，我们已经无法离开传媒的影响，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学习或模仿传媒所暗示的行为。从表面上看，这种影响并非是传媒对我们的逼迫，而是我们自己的主动需求。我们选择此传媒而非彼传媒，是因为我们需要从被选择的传媒中获取相应的元素，或为获取信息，或为休闲放松，或为刺激感官。而这一点恰恰表明了传媒娱乐教育功能的客观存在。大众传媒以其特有的资源平台优势，通过直接间接的暗示或诱导，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甚至可以说，通过大众传媒而形成的“媒介权利”，正改变着我们的认知行为和价值判断。

1.传媒的泛娱乐化倾向

大众传媒发挥对受众的娱乐教育功能本无可厚非，而且，传媒通过新闻娱乐化改变了过去严肃古板的面孔，拉近了和受众的距离，是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机制的产物，这一点值得充分肯定。但在激烈竞争的市场形势下，诸多传媒却表现出了严重的“泛娱乐化倾向”，对受众和传媒自身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甚至影响了社会和谐。著名的媒介批评学者尼尔·波兹曼认为，当代媒体最主要的特点，或者说是唯一的特点，就是娱乐。他说，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西方称“新闻娱乐化”为“infortainment”，分析这个词源可以看出，它是information（信息）和entertainment（娱乐）的合成体，所传播的自然是信息和娱乐元素的合成体。而泛娱乐化的趋势就是，娱乐元素比重高过信息本身，信息和娱乐之间的界限相当模糊。在我国，一些传媒为给自身增加娱乐看点，提升市场影响力，播报内容充斥着庸俗的展示、低级的调侃以及名人作秀、电视选秀、网络恶搞、娱乐八卦等，也表现出了严重的“泛娱乐化”倾向，成了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不和谐之音”。在“传媒泛娱乐化”的情势下，媒体教育功能严重退化，甚至开始走向反面。

为了吸引眼球，很多媒体在社会新闻面前充当起了“看客”角色：2004年广州30多人因酷暑死亡，某报纸标题为《广州酷毙30余人》；南京一行人死于车祸，当地一家媒体的标题竟然是《骑车人“中头彩”惨死》。类似于这样制作新闻标题和运作新闻的方式，在“刺激”受众眼球的同时，也大大“刺激”了受众的心灵，引发的负面影响，值得传媒反思。

更有些媒体，主动以娱乐的机制来设置议题，特别是娱乐新闻版面，完全就是引导全民追星总动员，从大小明星的传闻、花边新闻，到层出不穷的造星运动，是把全民娱乐推向了顶点，造星和追星现象几至癫狂。

媒体娱乐新闻的受众主要是14岁到33岁之间的年轻人和未成年受众，其心理机制尚不成熟，很容易因外界的影响而产生变化。2000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一项调查显示，13.5％的中小学生的理想职业是“科学家”，排第一；到2009年，这个结果却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排第一的成了“企业家”，其次是“歌星、影星”，“科学家”的排名倒数第三，只比“工人”和“农民”靠前一点。由此足见媒体娱乐的影响力。众多媒体总在自觉不自觉中，曲解了受众的需求，把受众需求庸俗化，甚至直接理解为感官的本能刺激和低层次的快感，最终靠着传媒的强势，制造了大量华而不实的娱乐文化快餐，逐渐削弱了大众的辨别力，让大众意识也跟着开始麻木起来，乐颠颠地当起了“看客”，这样的社会，该如何构建和谐？

甚至还有一些媒体为吸引眼球，竟不自觉地当起了“教唆犯”。它们对犯罪细节的过度报道，让青少年不自觉地加以模仿，成为一些未成年人犯罪的直接动因。

2.传媒泛娱乐化的根源

传媒泛娱乐化的根源在哪里？我们可以从传播过程的构成要素来分析。1948年，美国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曾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书中指出，传播过程就是：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了什么效果。[6]

这一论述涵盖了传播过程中的五大基本要素：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对象—传播效果。从模式看，要达到传播目的，最重要的环节当然是传播对象，即受众。而受众在获取信息时倾向于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回报，娱乐性的信息内容简单，与严肃的硬性新闻相比，可使受众付出较小的成本而获得较大的收益，受众在不自觉中当然更倾向于这类选择。但要把泛娱乐化的根源归罪于受众显然牵强，因为在这五个要素中，传媒独占传播主体和传播媒介两个要素，同时，传媒还控制着传播内容。相比受众而言，传媒在传播过程中占据了绝对主动。这一点，国内学术界早有认识。上海财经大学林晖博士在论述“新闻娱乐化”时指出：最突出的表现是软新闻的流行，即减少严肃新闻的比例，将名人趣事、日常事件及带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体育新闻、花边新闻等软性内容作为新闻的重点；其次是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尽力使硬性新闻软化，竭力从严肃的政治、经济变动中挖掘其娱乐价值，并在表现技巧上强调故事性与情节性，一味片面追求趣味性和吸引力，强化事件的戏剧悬念或煽情、刺激的方面，走新闻故事化、新闻文学化道路。

大众传媒在“泛娱乐化”上的动机，有很多深层次的因素，可以归咎于题材的同质化，可以归咎于媒体的激烈竞争，也可以归咎于部分从业人员的低素质。但无论怎样，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征程中，传媒任何时候都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无论以怎样的形式出现，传媒均应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教育功能所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为谋求利益最大化，而将新闻作为娱乐的工具。正如林晖博士在《市场经济与新闻娱乐化》中所言：“无论是利用新闻传播活动干什么，都不能本末倒置，使之失去传播交流新情况、新信息的基本特点，否则，新闻传播就不存在了；任何的其他一切，都必须建立于传播、交流新信息这一特性上，而不是与之相悖，否则不是行不通，就是不能取得应有效果。”[7]

3.娱乐教育功能与全民素养的提升

事实上，娱乐与信息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只要坚持原则，把握好度，自觉遏制低俗化倾向，传媒完全可以更好地利用娱乐元素，有效发挥自身的娱乐教育功能，教育引导大众提升素养。其中，主流媒体因其权威性更高、影响面更广，更应发挥主流作用，形成健康的娱乐教育氛围。(www.xing528.com)

大众传媒正确发挥娱乐教育功能的方式有很多种，试举几例。

（1）《开学第一课》：枯燥话题的生动展示

2009年9月1日，由教育部和中央电视台共同录制的《开学第一课》在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中播出。这堂课的教师有周济、彭丽媛、杨利伟、李连杰等各界名人，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的课”。《开学第一课》以“爱，让中国更美丽”为口号，把传统爱国主义教育课变成了一堂别开生面的主题班会。据悉，全国2亿多中小学生同时收看了这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主流媒体再一次依靠其优势平台，彰显了传媒对大众的教育作用。人民网网友雷中之雷说：“现在明星的话比老师家长的话好使多了，这样的超级明星阵容来给孩子们授课，算是教学创新。所谓‘偶像教学法’，效果也许比老生常谈好多了！”一位新浪网网友说：“《开学第一课》也是一种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

现今社会的青少年，处于各类传媒的渗透和包围之中，面对扑面而来的海量信息，往往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他们的观念和兴趣爱好也常常被媒体所左右。央视就充分利用这种平台优势，在主动设置的教育议题中，从青少年特殊的心理特点出发，精心策划，导入“偶像明星”“PK获奖”等娱乐元素，寓教育于娱乐之中，将枯燥的话题进行生动展示，极好地彰显了传媒娱乐教育功能的积极一面。

（2）飞扬的红飘带：舆论暗示的强大力量

2006年11月29日，从深圳来青岛的谢先生将价值600万元的珠宝遗忘在出租车上，青岛交通广播台以现场专题直播的方式，向广大听众征集失物线索。捡到失物的出租车司机莫立斌听到后，将失物送到了青岛交通广播台。在交通广播台不断接听的热线电话中，有人提出要在自己的车辆上扎上一条红飘带，表达自己对这位司机的敬佩之情。交通广播台对这条看似随意的建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这是一个对听众开展公德教育的好形式。随后，在交通广播台的倡导和市民的热情参与之下，全市的上万辆汽车系上了红飘带，甚至在商店门前、街头树上，学校教室里、市民家中的窗户上，都飞扬起火红的飘带，数十家单位和个人加入到发放红飘带的活动中，红飘带成为城市的文明象征。

随后几天，青岛交通广播台接连推出了《红飘带的责任》《市政府门前大型活动直播》《红飘带在飞扬、交通人在行动》等系列直播和社会活动，将红飘带系列活动一次又一次地推向高潮。其间，众多媒体积极参与，青岛电视台等本地媒体持续关注红飘带活动的进展，《齐鲁晚报》用整版篇幅对红飘带进行报道，中央电视台分别在《新闻联播》《东方时空》《讲述》《纪实十分》《感动中国》等栏目进行了高密度报道，《人民日报》在《人民论坛》的阵地上，热评红飘带，称这一现象凸现了公众的道德认同。

“红飘带活动”感召了许多的市民。青岛交通广播台在看似平常的新闻事件处理上，巧妙运用了“红飘带”这一带有很强娱乐色彩的元素，虽然没有直接号召大家如何学习“拾金不昧”的这种行为，却通过反复宣导和播报，最终产生了一呼百应的媒体力量，为公民进行了一次生动的道德教育。[8]

（3）《百家讲坛》：学术教育的平民化包装

除了爱国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外，传媒还在对大众的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日趋浮躁的现实世界，能静下心来阅读的人越来越少，而电视有其被大众接受的自然优势，央视《百家讲坛》本着“学者使电视深刻、电视让学者有为”的理念，顺应这种客观存在的发展潮流，选择贴近大众的主题，以平民化的语言表现形式，去绘声绘色演绎历史上的人和事，寓道理于故事中，使高高在上的“学术”逐渐走向民间，将枯燥的学术娱乐化，通过文化讲座的形式与电视视听元素巧妙融合，为受众营造一个丰富多彩的视觉空间，从而大大激发起广大民众对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同样吸引了民众的眼球，栏目知名度不断提升，也造就了易中天、于丹等一批文化名人。此外，《世纪大讲堂》《开坛》《中华文明大讲堂》《洋话连篇》《商务礼仪》《新青年》等传媒栏目，都较好实现了传统文化与大众需求的对接，以大众喜爱的形式，在使观众获得了身心愉悦的同时，提升了道德素养。

大众当然离不开娱乐，但大众更需要对客观存在社会现实的真实了解和健康向上的精神熏陶。如果说“娱乐功能”是传媒吸引眼球、抢夺市场的利器，那么“教育功能”则是传媒客观存在且必须遵循的立足之本，在任何情势下，两者都不可背道而驰，传媒的社会教育功能中要导入娱乐元素，而传媒娱乐的责任归根结底是为了社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