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至1955年，关于音乐与政治、生活与技巧、内容与形式、创作与批评等关系的理解与处理上暴露出了公式化、概念化、庸俗化的倾向。为此，贺绿汀撰写《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一文，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要求新中国的作曲家和批评家在认真学习、研究、掌握音乐艺术的基本特性和丰富的技术手段的基础上，按照音乐艺术本身规律去从事创作与批评，克服其中普遍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庸俗化的倾向，不断提高音乐创作与批评的质量和水平，为创造新中国伟大的新型民族音乐而共同奋斗。
1956年4月28日至5月2日，毛泽东根据新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现状，在两次讲话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百花齐放”是繁荣文学艺术的根本方针，其含义是：一切文学艺术的风格流派可以自由发展、自由竞赛；“百家争鸣”是繁荣学术研究的根本方针，其含义是：一切学术思想、理论流派可以自由发展，自由争鸣。该方针的提出，为音乐艺术的繁荣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保障。
第一届全国音乐周闭幕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邀集部分音乐家座谈，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即《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就当代音乐实践中提出的“中西关系”、“古今关系”、“雅俗关系”等一系列创作与批评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他一贯倡导的中西结合主张：“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有机地结合起来。”该谈话结合中国音乐的发展历史与实际，对中国当代音乐的发展方向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
1961年6月，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中共中央着手制定了纠正文艺界“左”的片面性的《文艺八条》，排除了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的障碍，解除了“反右”和“大跃进”时期的禁锢，使音乐创作、表演、教学和学术研究、理论批评活动恢复了生气并逐渐活跃起来。
20世纪50年代，许多音乐家和音乐学家在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政治氛围中，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默默从事着学术研究，在发展民间音乐和民族传统音乐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
民歌方面，《中国民歌》于1959年由音乐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主持，以50年代全国展开的民族民间音乐采录民歌为基础编选而成，收录了22个省区、30多个民族的389首歌。其中不少是历代传唱的艺术精品，为当代音乐创作和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素材。但其中有一小部分受当时“大跃进”等思潮的影响而重新填词的作品艺术性不强。(www.xing528.com)
戏曲方面，一批戏曲论著陆续出版，如：《豫剧音乐》由王基笑编，音乐出版社1958年出版；《京剧音乐》（1—6集），由张宁慈、吴春礼编，音乐出版社1959年出版；《京剧音乐介绍》由刘吉典编著，音乐出版社1960年出版；《吕剧音乐研究》由张冰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
器乐方面，出版了《古琴曲汇编》、《琴曲集成》，这两本著作汇集了全国各地24位古琴演奏者的琴曲62首，包括传统琴曲和新发掘的琴曲，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
民族民间音乐方面，《民族音乐概论》由中央音乐学院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所组织，郭乃安、方妙英等人执笔，人民音乐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
音乐史研究方面，这一时期，在中国音乐史研究、外国音乐史研究方面均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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