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乐官制度：乐官文化与音乐历史

周朝音乐文化的繁盛，与周朝乐官制度的确立及其派生的乐官文化密不可分。乐官文化体系与史官文化体系共同构成了西周“学在官府”的文化景象。

1.音乐机构——大司乐

在周朝，大司乐既是音乐机构，又是最高乐官。在严密的礼乐制度的职官体系中，大司乐所属乐职人员有1463人，主要施行音乐行政、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三种职能。有大司乐、乐师、大师、小师、磬师、钟师等乐官、乐工。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作为乐官的大司乐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被赋予了崇高的社会职能与社会意义。如《周礼·春官宗伯》所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成立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均，调也。即指大司乐主调其音，以音乐之事教育贵族子弟。又云，“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祇，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

其实，大司乐是不是周代的音乐机构，学术界是有争议的，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周代的“春官”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礼乐机构。见于孙继南、周柱铨主编的《中国音乐通史简编》中。一种看法认为“大司乐”是周代的音乐机构。这两种看法散贝于金文达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蓝玉菘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刘再生的《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梁茂春、陈秉义主编的《中国音乐通史教程》、杨华的《先秦礼乐文化》。同时，要指出的是、蓝玉菘、刘再生、梁茂春、陈秉义、杨华等人亦认为“大司乐”也是最高乐官。有关此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关于“大司乐”的地位和职能，学术界有三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它是音乐领导机构。如金文达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第二种看法认为它是乐官。如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廖辅叔的《中国古代音乐简史》，孙继南、周柱铨主编的《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夏野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等等。第三种看法认为它既是音乐机构，又是乐官。这些学术观点散贝于蓝玉菘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刘再生的《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梁茂春、陈秉义主编的《中国音乐通史教程》、杨华的《先秦礼乐文化》等。

关于周代乐职人员的统计数目，学术界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是1463人，持此观点的学者颇多，如杨荫浏、蔡仲德等。第二种看法认为是1461人，见于杨华的《先秦礼乐文化》一书中。第三种看法认为是1610人，代表人物有陈应时，黎国韬的《古代乐官与古代戏剧》赞同其观点，他们认为《周礼·地官》中的鼓人、舞师、保氏三种也应属于乐官之列。(www.xing528.com)

2.周朝乐官执掌之事

（1）祭祀天地、神灵、祖先。

（2）创作乐舞。如《大武》《象》等乐舞就是那时创作的。

（3）“采诗”。周代有搜集民间音乐使统治者了解民风的习惯。

周朝有乐官“采诗”制度，即派遣乐官下至民间各地采集歌谣，使统治者能从民歌中“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这可以说是三千年前我国传统音乐大规模的采集活动，其直接的成果便是《诗三百》（即《诗经》）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