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法庭审理大清盗陵案

孙殿英随从兵张岐厚等人在青岛被捕的消息，以及所供出的东陵盗案真相，招来民众和清皇室及其族人对国民政府、平津卫戍司令部的各种指责，但阎锡山依然对清皇室和社会各界敷衍了事，拖拖盖盖，含糊其辞，当时的官方函电和报纸的报道，对盗墓部队番号和主犯孙殿英名字均讳莫如深。而此时北平、天津、河北、山东等地又纷纷传出查获东陵珠宝以及巴建功、杨振国及其妻杨赵氏等数名犯罪嫌疑犯人落网的消息。

慈禧棺木外椁（老照片）

面对社会各界的呼声和清皇室的压力，阎锡山知道已经不能再坐视不理了。由于盗陵案的主要嫌疑人是现役军官，普通法院不便审理，于是阎锡山不得不考虑组建高等军事法庭审理此案。但东陵盗案，不仅案情复杂，而且涉及的人物更复杂，政府、军界等很多重要人物都或多或少地与此案有关联。为了不让自己深陷其中，阎锡山一面命令平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朱绶光从速组织军事法庭，一面电请南京中央政府的意见。

根据民国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公布的《陆军审判条例》的规定：军法会设立审判长一人、审判官四人、法官二人。因为是高等军法会，所审案件具有案情重大的特点，所以审判长必须具备上将身份，审判官需要具备中将身份，法官则要有少将身份。

朱绶光等起初内定天津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为审判长，杨杰、冷通、汪泽民为审判官，电呈国民政府定夺。不久接到复电，令各集团军推选审判官。朱绶光等按复电重新布置，审判长仍为商震，审判官则有变更，改为阮肇昌、邱效举、吴丕柱。对于商震出任审判长，国民政府与各集团军都没有异议，但审判官的人选却还是未定下来。各军事集团都想安插自己的人进去，他们心怀不轨，知道只要一当审判官，必有大量好处可拿。经过一番势力的角逐，最终审判官确定为邱山宁、赵经世、周学海、李竟容；法官定为周仲曾、张柱。

陆军高等军法会于1928年11月29日正式宣布成立。商震受任审判长后，立刻饬令遵化县缉拿盗陵正犯归案，但主犯孙殿英仍不在缉拿范围之内。谭温江被捕获后，一度曾被保释在外，现在又迫于社会压力，被重新收押了起来。

孙殿英的上司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见谭温江重新被看押了起来，心里发了慌，虽然他在此前声称：“盗陵为一事，交替为一事，敝部前请转押谭温江系为交替便利，绝非庇护。如果谭温江有盗陵行为，当然移交法庭办理……假使调查明确谭温江盗墓有据，不待地方法办，余为整饬军纪计，亦难姑容。”可是，他此时不得不将孙殿英上交的所谓剿灭土匪所得赃物上交到法院，以脱干系。赃物清单所列的文物有：

金丝镯三对，嵌珠子六颗，宝石二十块，计重三两三钱；汉玉四块，汉玉环两个，玉石一块，小宝石一块，黄珠子两颗，计重四两二钱；汉玉镯三只，汉玉小环两对，汉玉荷包两个，计重六两九钱；金珠镯子两对，镶大小宝石二十六颗，镶大小珠子十颗。珠花两对，镶宝石六块，小珠无数，计重七两七钱；金镯一对，风藤镯一对，翡翠四块，宝石花一块，小宝石二块，计重三两五钱；金镯一对，镶珠子十颗，小宝石十七块，又宝石一串，计重十一两二钱；鼻烟壶五个，白玉牌一个，计重七两六钱；金珠宝石镯子四只，计重五两三钱；金珠宝石镯子四只，镶珠子十二颗，宝石十一块，翡翠八块，计重三两四钱；大小珠子一包，计重二两；杂件一包，计重二两。

徐源泉尽管对这些珍宝很是喜爱，但为了保命，只得忍痛割爱，乖乖地交了上去。

社会各界和清皇室不仅强烈要求对盗陵案从快从严处理，还要求准予列席旁听。这可是一个重大而严肃的问题，审判长商震小心谨慎地对外界透露了处理东陵案的三个步骤：“第一步调查人证；第二步审问；第三步公判。在一、二步时期，案未侦实，依法应守秘密，即使进行到相当程度，也应酌情披露。”以此推脱，搪塞清皇室与民众的要求。

盗陵案的会审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如期开庭，直到1929年4月20日，以商震为首的特别高等军法会审才开庭预审。经过断断续续的审理，最后一次预审于6月8日在平津卫戍司令部举行。当日下午3点45分，审判长商震坐到审判长席上，邱山宁、赵经世、李竟容等人分别坐在他两侧。首先提审的是嫌疑人巴建功，讯问他当时盗掘清东陵陵墓的情形，巴建功都一一招认了。巴建功被带下去后，紧接着张岐厚被带上了法庭，张岐厚供词与上一次一致。张岐厚也被带了下去。

高等军法会审判内容

审判东陵盗陵案的卷宗

最后提审的是谭温江，讯问他当日指挥部属盗掘东陵以及日后贩卖赃物等情形，谭温江仍想抵赖，说：“我早年参加革命，有坚定的革命立场，怎么会干这样的事？一定是你们搞错了，赶快把我放了。”

商震问：“你说你没有盗墓，有什么根据？”

谭温江摆出一副被冤的模样，回答说：“我当时根本就不在遵化。人都不在遵化，又怎么能在那儿指挥盗墓呢？真是无稽之谈。”(www.xing528.com)

商震又问：“你说你不在现场，有谁可以作证呢？”

此时，谭温江还不知道张岐厚等人已被抓获，便说：“孙军长可以作证，我手下的弟兄们也可以作证。”

审判官邱山宁见谭温江不肯承认，便说人证俱在，不容狡辩。于是命令将张岐厚、巴建功再次带上法庭。谭温江一见张、巴二人，顿时说不出话来了。

见到谭温江，张岐厚和巴建功二人便劝说道：“事已至此，不如招了，还可得个宽大处理。”

谭温江一脸怒气，心想坏事了，怎么会有这两个人在这里呢，谭温江还想狡辩。赵经世、李竟容见状，就反复开导他。谭温江终于不再狡辩，低头不语。

预审后，商震、赵经世等人在会客厅商讨此事，让周仲曾、张柱两法官另行起草审判书。起草后，先由赵经世审定。同时约定下星期二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最后判决书，以便呈报军政部请示办法。

散会后，《晨报》记者采访了商震，商震回答记者说：“今日仍属预审，其详情恕未便奉告。惟本日所审者为巴建功、张岐厚人等，巴、张两人极为痛快，不失为自作自受之好汉。全案判决其罪情较重者当依法办理。其次将判决十一年、九年、七年以至月徒刑者，均有之，惟希望法得其平，保障军法独立之精神，下星期二即开谈话会，将判决书审定后，即送军政部请示执行，军法会审之责，届时可告一结束。本案困难之点亦在不少，好在人证齐全，不难执行也。”

1929年6月14日，军事法庭请了六位文物专家检查赃物。专家们对文物进行鉴定，证明许多是乾隆帝、慈禧的葬物，但他们既不愿意为这些赃物估价，也不愿意向外界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不难理解，这些人是怕为自己引来杀身之祸。据了解，当时的六位文物专家中有马衡^[2]先生。

1929年6月15日下午3时，高等军法会审处召开军法会议。整个会议严禁外人入内。他们决定将全案卷宗派人送到南京。全案共有十八卷，包括六大内容：一、已供录存；二、存查之件；三、证物清卷；四、各处来文；五、原告诉状：六、移交案卷等。此外，尚有所获赃物及其他一切物件，均封锁缜密保存。

在这次高等军法会上，商震等人声称这次所判完全根据军法办事，没有丝毫偏袒纵徇之处。然后，审判官们署名盖章，派人将审判书送往南京。其他物件也于当日盖印，赍送南京，静候军政部军法司宣判执行。

然而，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南京方面对此没有任何答复，之后人们等来的却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中原大战，孙殿英再次被委以重任，看押在北平监狱的谭温江也被释放。善良天真的人们这时候才终于明白，东陵盗案的审判，只是这些人做出来的一个姿态而已，欺骗的只不过是以溥仪为首的清皇室成员和广大民众，当官的、掌权的依然我行我素，为非作歹，欺压民众。

面对这样的结果，最失望和不满意的要算是清皇室的溥仪了。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写道：“逊帝失望极了。在逊帝看来，国民政府对他侮辱、讪笑、戏弄，甚至以死威吓，没收财产，撕毁优待条件，他都可以忍受，独有盗陵发棺，辱及先人，实在无法无天，忍无可忍的。”

【注释】

[1]笔者注：笔记中有一些白字、错字，为尊重原作，此次未改，请读者注意和谅解。

[2]马衡（1881—1955），浙江人，我国杰出的金石学家和中国考古学先驱。他于1925年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1934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直至1952年离职，为保护故宫文物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