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霞街道位于余姚市北部，东毗低塘，南连阳明街道和马渚镇，北面与小曹娥镇及慈溪市周巷镇相连，西面与泗门镇接壤。辖区面积47.8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2219人，外来人口30000余人。该街道地处姚北平原，地势北高南低，南部略有少量山丘，为四明山余脉。街道内有大小河流206条，总长163.8公里，长泠江、临周江、大塘江为主要河道，支流互通，属于典型江南水乡。
南宋时期，这里是一片海滩，虽然多次修筑石堤，但常常溃决，沿海各地都受其害。到了元代，随着人口生息繁衍和外来居民的迁入，种植业、煮盐业和海鲜捕捞业迅速发展。明代属开元乡，原有海滩变成沙地，开始种植棉花、桑麻。到明末清初，由于各行各业发展，开始形成商品交易的市肆。到了康熙年间，此地就有徐家廊厦之称。随着海塘向北推移，盐、渔业北移，植棉业不断扩大，宁绍等地的工商业者陆续于此经营，市肆便开始兴旺起来。到了道光年间，廊厦街市已基本形成。整个街道长达700米，商贾云集，百业俱兴，地名开始简称“廊厦”。
民国初期，由于人口和耕地的不断增加，开始设置廊厦乡。邑中名流曾为清代举人的杨儒鸿说“廊厦”字眼太俗，取其谐音，改为“朗霞”。自1928年改为乡（镇）保甲制后，朗霞乡的面积达40平方公里之多，下有84个自然村，人口4398户，总计人口19498人，耕地4.2万亩。新中国成立后，将其改为行政村，全乡共有15个行政村，隶属于泗门区。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又将天华，新新和朗霞3个大乡合并为红旗人民公社。1961年又分出改为朗霞公社。1983年改称为乡，1986年朗霞乡改为镇。1992年撤区并镇，又将新新、天华两乡并入朗霞镇。2003年朗霞撤镇改街道。现有龙王堂、西墟、邵巷、镇西、新南王、熊家街、赵家、新新、天华、天中、朗霞、杨家、干家路等13个行政村和1个朗霞居委会。
朗霞街道地处特殊的地理位置，近几年来根据统筹余慈地区发展规划，街道与浙江余姚工业园区合署办公，加快了宁波都市区北部中心城区建设步伐，街道城镇建城区面积达4平方公里。
境内名胜古迹众多，域内有人文古迹44处，现部分已毁，尚存主要有：弥陀寺，位于干家路村的东干，距329国道线约200米，前身为明永乐年间的安仁寺，现存建筑建于1920年，寺前原有4人合抱古樟四棵匾为沪上书画名家王震所书。寺内有民国时期教育部部长，邑人蒋梦麟撰写的“信教自由，中西一律，劝人为善，儒释同源”联语。1995年扩建，现占地面积16亩，建筑面积近6000平方米，是余姚第一批旅游景点，姚城重耍的佛事活动中心。
符氏宗祠位于天华老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坐南朝北，系四合院式建筑，由门厅、大厅、东西厢楼组成。大厅与门厅中间为天井，门厅为七开间，大厅为五开间，上悬“符氏宗祠”匾额一块，东西厢楼各三开间，用材粗壮，装饰雅丽，雕刻精湛，线条张弛有度。堪称精品，是一座富有地方特色的清代浙东祠堂建筑。
天华村符氏宗祠
在朗霞中街有一幢较为完整的清代建筑，朗霞人俗称“楼层”，又称“举人府”，是清代举人杨儒鸿旧居，杨家人又雅称“汲修书屋”。汲修书屋是一幢坐北朝南五间马山头二层楼房。杨儒鸿的父亲于清同治年间，在中街创办中药铺“人寿堂”，勤俭创业，经营有方，其子杨儒鸿于清咸丰元年（1851）中举人。杨儒鸿的父辈及他们的子孙，个个都有爱书如命的习惯，历代古籍均藏于此楼，至“文革”前仍有石印善本近百种上万册，以及书画挂屏，诗稿文集，但均在“文革”期间散轶一空，至今所剩无几。
徐家大屋位于新新村泥堰头。为市级文物保护点。它是清代民居建筑，坐北朝南，由南往北依次为台门、前进、后进。前后进各11开间，古宅规模较大，结构简洁，保存基本完整，后进檀木下窗雕刻精细，图案富有姚北地方特色，宅内原有金桂、银桂各一株，现有银桂树已有200余年，为余姚市古树名木。
新新公司位于新新村小王家，为市级文物保护点和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它是解放战争时期姚北重要的地下联络点，在掩护革命志士、联系地下工作、保存党的力量、恢复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是四明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朗霞人爱喝本地豆浆，“朗霞豆浆”成为一种地域性风味小吃而声名远播，集市边的豆浆摊，也几乎成为朗霞镇上一道独特的景观。其中最负盛名的豆浆高师徐国番老人，从17岁开始继承父业，足足干了54个年头，掌握了一手制作豆浆的绝技。(www.xing528.com)
位于朗霞街道的中国裘皮城
朗霞的庙会也很有名气。“有囱要许朗霞街，一年菩萨到九城（次）”，这句流传已久的地方民谚，生动地反映了朗霞曾是庙会文化的一方热土。姚北地区的庙会历史悠久，源于何时，已难考证。相传明嘉靖年间，民族英雄戚继光在这一带抗倭，组织当地民众搞过许多军事活动。正是这些军事活动，为以后庙会的格局起过很大作用。有人认为：庙会中由民间筹办的各种活动，十分类似于当年的军事演习与军事活动。同时，庙会是一种独特的宗教活动，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自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近百年间，是朗霞地区庙会活动最为频繁与兴盛的一个历史时期。
朗霞东有一条纵穿南北的长泠江，昔日曾是姚北水路要道，江边有一个叫吴家竹桥的小村，因为江口有竹桥而得名，在这个小村里，世代流传一段与谢迁有关的故事。
谢迁，明代余姚泗门人，于成化十一年（1475）考中状元，官至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为官几十年，清名远播。他的“看鸭先生”、“造承恩第”的故事就发生在朗霞。原来谢迁外婆家在吴家竹桥村。有一年，他到外婆家拜年，连日大雪，正好碰上他父母为他选中的“开盲”的日子，由于大雪阻途，无法到泗门私塾，可日子不能错过，外婆全家商讨后，决定在吴家竹桥拜师。但吴家竹桥村子太小，没有授书的先生。经过郑重考虑，只好请村里的一个看鸭的年轻人作为先生，因他粗识文字，算是村里有文化的人。在“开盲”仪式礼毕，开盲先生要为学生取一个“书名”，这位看鸭先生虽未考中个秀才、举人，可肚子里边却有点货色，他博览群书，看着雅气十足、聪明活泼的孩子说：“你以后就叫谢迁吧，这名字读书、赶考、做官都可用。’者，升迁的迁，愿你勤奋好学，读书、赶考、做官步步升迁，迁又是‘迁就’的迁，与‘谢’字连在一起，含有‘谢绝迁就’之意，即为人要学孔孟之道，树立正气，正正直直做人，绝不可对恶风邪气、祸国殃民的人和事抱迁就的态度。”看鸭先生的一番话，在谢迁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他一生中产生深远影响。后来，当他回乡看望年迈的双亲，官船行至竹桥村，碰到恩师，还诚恳请求到他家泗门作客。在此期间，阁老已在为先生筹划建一座五间两层的房子，还给先生买了五十亩良田，让先生可安度晚年。房屋落成后，谢阁老还亲自书写了一块匾送来，匾中间书刻着“承恩第”三个大字。这匾是看鸭先生的荣誉，也是吴姓人的荣誉，所以吴家祠堂里也复制了一块悬在中堂。祠堂也改名为“承恩堂”。这房屋新中国成立后还在，数年后被拆掉，现只剩下一个木榀，几块明代大砖头，其匾也不知去向。
外商在裘皮城内选购裘皮大衣
在朗霞还流传着浙东十人局抗租的故事。1858年，黄李鲍村黄春生组织佃农抗租，以社庙为单位，在余姚和上虞组织“十人局”，总局设在境内石姥山庙，有佃农义军一万多人，配合太平军东进浙江后，总局迁到大岚山。“十八局”先后三打泗门“成之庄”，攻克余姚县城和上虞县城，东进宁波，南至台州，后余部参加太平军，配合慈城太平军首领范汝增，参加姚江北岸慈城西门行动，击毙美国“洋枪队”头目华尔。
朗霞的名人甚多，他们是朗霞的骄傲。
熊汝霖，字西殷，朗霞熊家街人。崇祯四年（1631），考中进土，授福建同安知县。曾在厦门抗击荷兰殖民者，后调京城，升户部给事，屡次上书，抨击朝政，被贬为福建按察司。清军入关后，熊汝霖来到南京，官复原职，看到南京小朝廷腐朽不堪，而悲怆离开南京。后在浙东举义旗，起兵抗清，率义军与清军作战大小数十次，虽多次失败，仍然毫不动摇，最终被权奸陷害至死。因其葬身大海，只留衣冠冢在今朗霞封桥。
顾仲彝，我国著名戏剧和教育家，为朗霞河东村人，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宣传反封建新文化，并与戏剧结下不解之缘。顾仲彝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与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进步人士结识。后任暨南大学讲师、教授，复旦大学西洋文学教授，外语系系主任。抗战时期，与于伶等发起组织上海剧艺社，从事抗日救亡戏剧活动。解放战争时期，兼任上海市实验戏剧学校校长，因进步戏剧，引起当局仇视，被迫辞去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从香港回国参加第一个国庆观礼，历任上海市文化局电影事业管理处副处长、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上海市电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委员等职，于1965年2月在上海逝世。
（罗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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