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检查清单的重要性:基特勒论媒介探究

是否存在一个“基特勒学派”？的确存在，但它并不值得一提。就像对海德格尔的复制可以被忽略一样，那些选择像基特勒一样思考和写作的人注定会不断地重复着他。然而，有相当数量的德国媒介学者和文化学者的学术论著受到基特勒的影响，虽然他们已经超越了（有时是反对）基特勒，凭借自身的智识生产出了出色的成果。这并没有把他们变成“基特勒式的”学者（尽管基特勒自己是一个福柯式的学者），不过可以这么说，与基特勒的邂逅对这些学者的重要性和与福柯的邂逅对基特勒本人的重要性不相上下。评估从基特勒那里得到多少收获无论如何都是一项艰苦的任务。要站在一个总是喜欢把东西甩下来的巨人的肩膀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更可靠的方式是讨论“基特勒效应”，用尽可能简单的术语表示，意思就是，基特勒已经设定了某些基准，无论人们多么不同意其论述的具体细节，这些基准都难以被忽略。最终的结果并非是引入许多先前不存在的全新东西，而是使原先存在的东西迅速陈旧化。在基特勒之后，很多东西看上去都过时了。我们很难总结他的——有时非常模糊的——学术成果，即便把总结的对象限制为对媒介和传播专业的学者特别重要的那些成果也是如此，但是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1.即便有着事实上的不准确和方法论上的前后不一致，基特勒还是为我们提供了能够对抗北美传播研究中尤其普遍的现时论（presentism）和均变说（uniformitarianism）的最有效的一种解毒剂。从根本上讲，基特勒是一位激进的历史思想家。话语网络的概念不仅仅受惠于海德格尔和福柯，它还是19世纪德国历史相对论的激进化版本。基特勒以过去未曾有过的方式，把关于根本性断裂的理念引入媒介研究之中。尽管有时基特勒可能会表现得太过火，但他的激进主义还是可以作为一个保护措施，让我们可以抵御在这个学科内太过普遍的天真的临时推论（naive temporal extrapolations）。第二个面向是绝对的冒险领域。自伊尼斯以来，还没有过在如此大的历史规模上展示媒介和传播之结构的学术尝试——这个拓展特别要推荐给那些痴迷于现代性及其后果的国家。

2.如果抛开基特勒与后结构主义的复杂关联以及最后对后结构主义的贬低（以及抛开这个词语的正确性），当谈及从拉康到维利里奥的“法国理论”时，或者越来越多地聚焦于媒介技术问题时，基特勒的作品确立了一个基准。通过把所谓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不管是否受到海德格尔的启发）引入媒介研究，基特勒在移除技术讨论中存在已久的天真观念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把见多识广的媒介技术视角带入法国理论（及其德国先驱）之中，基特勒把拉康、福柯以及德里达等思想家置于技术现实（technological realities）之中，这些思想家自己有时只能够在隐喻和传闻的层面上思考。“法国理论”（这个表述本来就是美国人发明的）很可能永远不会是同一的，起码它将不再仅仅是法国的。

3.如果抛开基特勒同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的显著区别，在他们之间构建某种接近性是有意义的，尤其是考虑到影响他们作品的不同国家关于媒介的话语时更是如此（另可参见 Winthrop-Young，2006a，2008）。“麦克卢汉们”可能会厌恶自视高人一等的暗示（patronizing implications），但在一些被麦克卢汉未经检验的夸夸其谈所损害的问题上，基特勒确实对重建某种博学多闻的名望起到了关键作用。尤其是我们很难忽视这样的事实，即，基特勒的论著为关于媒介决定论的讨论（包括关于基特勒本人是否也属于媒介决定论范畴的讨论）提供了一个经过修正的框架。对正在进行的关于后人文主义的讨论而言，基特勒的反人本主义可能会是在人类—机器共同演化的问题上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

约翰·彼得斯，这位在北美大陆上极少数对基特勒作品有全面了解的媒介理论家之一，用了一段有趣的颂词，为他对基特勒的《光学媒介》翻译版的引介进行了总结：

归根到底，基特勒身上我最喜欢的东西是他对智慧的绝对热爱，以及他致力于将欣喜若狂的状态作为一种通向更高智慧的途径。同我们所有人一样，基特勒可能是盲目的，但是同我们绝大多数人不同，基特勒也可能是绝对光彩耀眼的。（Peters，2010：16）

就像潜伏在称赞声背后的威廉·布莱克^[13]（William Blake）一样，基特勒是一个古怪的——一些人可能会认为是异常古怪的——人物（布莱克的仰慕者有很多，但是效仿者则寥寥无几）。但是，如果既往的激进分子——尤其是那些有着迷人的复古式新潮特点的人们——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线索，基特勒将会遭受传统反抗者面临的惯常残酷命运：整合（integration）。最初不肯向学术主流妥协的另类事物会以简单调整的形态被主流吸纳。“媒介决定着我们的境况”这个战斗口号沦为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协议，即学者们漠视媒介形式数十年后，应该留一些注意力给媒介形式。基特勒写作的关于18世纪晚期变化的语言习得实践的内容，将会作为未来关于资产阶级亲密性（bourgeois intimacy）起源之历史的一个脚注留存下来。公务员国家的话语分析将会被确认为关于一个著名叙事的精彩注释，在这个叙事中，德国文学和哲学产生于高雅的学者和公务员群体，而非强大的企业家阶级。夸大和挑衅的表述将会被缓和处理，并被慎重的妥协所吸纳。不过一旦后者开始腐坏堕落，再次挑衅的时机又会成熟。基特勒将会是作出这种表述的人。

[1] 约瑟夫·布洛赫，1890年时柏林大学的学生，曾就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基础是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等问题向恩格斯请教。

[2] 南希·弗雷泽（1947—），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与政治学系教授，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

[3] 朱迪斯·巴特勒（1956—），当代著名性别研究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与比较文学系教授。在女性主义批评、性别研究、当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等学术领域成就卓著。代表性著作包括《性别麻烦》《有所谓的身体》等。(www.xing528.com)

[4] 米克·贾格尔（1943—），英国摇滚歌手，滚石乐队创始成员之一。

[5] 康拉德·楚泽（1910—1995），德国建筑工程师、计算机发明家。他提出了计算机程序控制的基础概念，于1941年首次设计完成了使用继电器的程序控制计算机。

[6] 安德鲁·霍奇斯（1949—），数学家，牛津大学活德姆学院院长、教授，《艾伦·图灵：不可思议的人》的作者。

[7] 布莱切利园，又称X电台，是一座位于英格兰米尔顿凯恩斯布莱切利镇内的宅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莱切利园曾经是英国政府进行密码解读的主要地方，如恩尼格玛密码机等轴心国的密码与密码文件，一般都会送到那里进行解码。

[8] 佩内明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德国的火箭导弹试验基地，曾因研制了被希特勒称为“神奇武器”的 V1和 V2导弹而轰动一时。

[9] war-inflected似为作者笔误，应为war-infected。

[10] 洛斯阿拉莫斯，“二战”后期闻名世界的美国原子武器研究基地所在地。1945年在这里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

[11] 恩斯特·云格尔（1895—1998），德国小说家。早年为军国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末期成为和平主义者。1982年歌德奖获得者。

[12] 赫雷罗人，西南非洲民族。主要居住在纳米比亚北部和安哥拉南部。

[13] 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版画家，主要诗作有诗集《纯真之歌》《经验之歌》等。早期作品简洁明快，中后期作品趋向玄妙深沉，充满神秘色彩。他一生中与妻子相依为命，以绘画和雕版的酬劳过着简单平静的创作生活。后来诗人叶芝等人重编了他的诗集，人们才惊讶于他的虔诚与深刻。接着是他的书信和笔记的陆续发表，他伟大的画作也逐渐被世人所认知，于是他作为诗人与画家在艺术界的崇高地位从此确立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