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内明德和品钦：解析战争的根源

战争在基特勒的作品中是一个如此核心且有争议性的问题，对基特勒全部作品中的明确立场进行主要评价的尝试需要花费不小的力气。那么，为什么战争如此重要呢？因为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加偏好军事（more martially inclined）的基特勒而言，战争是发动机（motor）、模型（model）和动机（motive）。

战争驱动着媒介历史，这样的观念与其说缺乏确凿的历史证据，不如说与基特勒在对福柯理论的更新中所涉及的一个根本困境有关。简单地说，基特勒将福柯的几个话语运动建立在媒介技术转变的基础之上。比如，模拟媒介的到来结束了福柯意义上的“现代”时期（对应

着基特勒的话语网络1800）。基本的信息就是媒介发生了改变，从而导致知识型发生改变。但这在很大程度上算不上一个答案，因为它回避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媒介会发生改变？考虑到基特勒不愿将任何技术革新归因于社会经济因素，战争（在基特勒的世界里算不上是社会活动）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答案：军事上的紧急状况导致媒介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更确切地说是破解被拦截的德方信息的需要——是驱动计算机发展的发动机，由此开启了从模拟化的话语网络1900到数字时代的转变。总而言之，战争是关于为什么媒介和话语体制（discursive regimes）发生变化的解释要素与根本原因。

然而，事情再一次变得模糊起来。让我们看一看下面摘自《光学媒介》导言部分的颇具启发性的段落：

如果从历史的广度中去分析一个媒介子系统的发展……，这样的……疑虑就会产生，即技术创新——跟随着军事扩张的示范——仅仅会互相参考和互相回应，而这个进展完全独立于个人甚至人类群体的专利开发的最终归宿，是在总体上对感觉和器官的压倒性影响。（kittler，2010：30）

请留意在这段话里“军事扩张”是怎样成为一个示范的。塑造和改造社会的媒介动力学（intermedial dynamics）不是被战争驱动的，它们简直就像是战争。这又是一个展示基特勒作品的好战一面的重合的例子。有时候战争是媒介变革之后“真正和事实上的”行动者，而有时候战争仅仅是一个示范或者隐喻。战争既是解释要素也是例证，它解释媒介历史的变革，并提供了一个挑衅的隐喻——这个隐喻直接对准的靶子是所有将人类的进步、启蒙、沟通与和解置于根本上具有对抗性的人类与机器、机器与机器互动作用之上的社会理论。

然而，我们还需要提出一个警告：当你接受这样的预设（即技术演化从一个特定的时刻开始与人类演化相分离，因为技术正在不需要人类中介者参与的情况下计划和生产着它们的下一代），从发动机到模型再从模型到发动机的不断转换在某些方面便不再是那么恼人的模糊不清。如果技术在它最广泛的意义上（比如包括符号系统、文化技艺和实践）是历史，那么自主性技术变革的内在动力则为所有受其影响的次级社会动力提供了驱力和形态。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像黑格尔的哲学认为矛盾是历史的核心，因为正在进行的分裂和斗争对于绝对精神（Absolute Spirit）迈向自我实现的道路至关重要一样，基特勒的分析通过把技术进步建立在恒久的比赛和竞争的基础上，将战争与进步结合在一起。在这里，研习媒介理论的学者将会再一次发现基特勒和伊尼斯的类似点：很明显，同伊尼斯关于莎草纸的统治如何塑造了它自身被羊皮纸取代的条件以及羊皮纸又是怎样被纸取代的分析类似，基特勒受战争影响^[9]的分析讲述了机械信号如何胜过马背上的信使，机械信号导致了电缆的产生又被后者取代，电缆如何被无线技术取代，而无线技术又如何催生了数字破译技术的产生（参见Kittler，2003a：262）。在两个情况下，媒介和传播技术以战略升级方式演化，尽管基特勒试图通过把这个斗争与真正的军事斗争联系起来而将它具体化。有时候基特勒读起来就像穿着战斗服装的伊尼斯。

最后，我们需要讨论关于动机的难以把握——且超出理论之外——的问题。正如在本书第一章中曾指出的那样，基特勒身处于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其中“二战”怪异地既显现又被压制。这样不可思议的处境在基特勒孩提时代前往波罗的海（靠近“二战”时期设在佩内明德的军事试验场）的旅行中体现得格外明显：(www.xing528.com)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经常带我去位于东德的一个“二战”时期开发希特勒V2导弹的旧址。但最让我着迷的是，这些旧址和导弹构成了没有人会说的历史真相。然而，战争的遗迹……无处不在。因此，我不得不对这部分被遮蔽的历史作出我自己的解释。但是这会很难，因为在“东德”几乎禁止讨论军事工业设施，甚至禁止在一般意义上谈论战争中德国一方的情况，尤其是任何涉及战争技术方面的问题。（Armitage，2006：25-26）

基特勒表示，他在阅读《万有引力之虹》后才意识到佩内明德的重要性，这本书对他的影响就像“一个正面的冲击波”，“揭开了罩在我眼前的关于自己儿时与V2导弹相遇之经历的黑色面纱”（Armitage，2006：26）。对基特勒而言，品钦的小说提供了一个关于战争的视角，这个视角明显是无法在伴随他长大的历史书籍和政治权威意见中找到的：

这次战争从来也根本就不是政治的，政治都是演戏，都不过是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私下里，它却受到技术需要的操纵……受到人类和技术之间的阴谋支配，受到需要战争能量爆发的东西支配，大声呼唤着“去他妈的钱吧，（嵌入国家名）的生命危在旦夕”，而真实的意思却最可能是：黎明就要到来了，我需要夜晚的血液，需要资金，资金，啊，再多一点，再多一点……真正的冲突是分配和优先权的冲突，不是公司之间的——那不过是做样子而已——而是不同技术之间的，塑料、电子、飞机制造，他们的需要只有拥有控制权的精英才能理解。（Pynchon，1987：521）

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关系，它与要解放欧洲的所谓优等民族的生存空间问题无关。不管在品钦的小说中那些人类角色做什么或者想什么，他们都不过是一个迥然不同的、超越人类尺度的故事中的附属品而已。有了品钦的小说作为支持，基特勒就可以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描述为20世纪最重要的浪漫故事的一个重要片段，以及德国导弹与英美计算机技术之间的大规模联结（参见Kittler，1997：101-116）。历史把（当下）化身为充分武装的、自我导引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它在佩内明德、布莱切利园，最后在洛斯阿拉莫斯^[10]降落。这解释了基特勒混淆Z4和A4导弹的错误背后的如意算盘（wishful thinking）：如果楚泽的早期计算机曾被用来编写韦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的V2导弹设计程式的话，重大的技术整合就会——至少在开始时——完全是德国的事了。

于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推动基特勒工作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想要弄清他所认为的现代战争（尤其是“二战”）的真正意义——为了他自己，为了德国，也为了我们全球的技术现实。这同另一位基特勒推崇的极具争议性的作家恩斯特·云格尔^[11]（Ernst Jünger）有相当多的类似之处，云格尔的文章《总动员》（Total Mobilization，Jünger，1992）、《论痛苦》（On Pain，Jünger，2008）以及还未翻译成英语的《劳动者》（Der Arbeiter）都同样试图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技术维度的影响，而不是依循着通常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解释。通过回避政治和意识形态解释，基特勒和云格尔最后都进入了偶尔带有一丝神秘色彩的技术超级进化（technological super-evolution）构成的纯粹领域（rarefied realm）。然而，这里提到的——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极端左翼的云格尔以及他在论战中对传统人文主义的轻视指向了基特勒有争议的立场：在基特勒的战争中没有希特勒，没有侵略战争，没有最终解决方案，没有军事征服和种族灭绝行动的合谋，因此也没有罪行和责任的问题。就像福柯和拉康等法国理论家让基特勒能够在讨论海德格尔为不合时宜的时代以更新和迂回的方式讨论海德格尔一样，这本美国小说也让基特勒得以集中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关键的技术—军事特征，同时回避他所认为的“奥斯威辛假设的（Auschwitz-theoretical）”（Kittler and Banz，1996：9）面向。这是否会获得品钦的认同是充满疑问的。颇为讽刺的是，品钦的小说《V》与《万有引力之虹》通过在纳粹大屠杀和1904年德国军队对赫雷罗人^[12]的屠杀和灭绝之间建立关联，为增强人们对德国历史中种族灭绝面向的意识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于楚泽的错误：基特勒未曾说明的东西，是那个发生在纳粹党卫军建立的最野蛮和残忍的集中营之一——米特尔堡—朵拉的集中营里的将全体德国人联结起来的东西（all-German link-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