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特勒论媒介：写作与女性的协调问题

除了技术决定论之外，基特勒三个最具有争议性的面向是棘手的3个W：战争（war）、女性（women）和写作风格（writing style）。

让我们先从基特勒的写作风格说起：基特勒由于其文体上的独特风格曾经遭受过不少批评、嘲讽和责难——尤其因为他对众多的年轻学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更加如此了。对德语学术文体的鉴赏家（这个职业颇具娱乐价值）而言，所谓的“基特勒德语”或基特勒式德语（Kittlerdeutsch）简直是同更加著名的阿多诺式德语或海德格尔式德语一样辨识度很高的亚语言类型。要说最具有标识性的词法和句法特征，第一是大量使用“仅仅”“只不过”“不言而喻地”此类副词在事情恰恰没有那么简单的时候来表达简单性；第二是喜爱将由“这就是为什么”（weswegen）、“为此”（weshalb）、“因此”（woraufhin）等引导的从属关系从句（subordinate relative clauses）改变为缩短了的主句（truncated main clauses）。第一个特征直接展现出基特勒对明朗文字的喜好，也就是准确描述文化生产之下的基本或“简单”的代码、算法和结构。第二个特征通常发生在他准备强调一个要点之时。这就是为什么由“这就是为什么”引导的句子都值得特殊关注。

罗伯特·霍勒伯对基特勒在修辞上的越界给出了一个综合且详尽的清单（comprehensive checklist）：

他的论述在多数情况下被视为内在的和隐蔽的。读者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即基特勒写作不是为了沟通，而是为了取悦自己。他的文字里充满了优美的措辞、双关语以及意义模糊的表述，这有时会让阅读变得愉悦，但更多时候它不仅像是严肃的学术论证还更像是自由的联想。就像在这里和海外的许多后结构主义作品一样，时常被引用的精确性更多是对确信事物的断言而不是论证的某个事实：分析常常让位于无可置疑的陈述，而逻辑再三向修辞上的炫技让步。（Holub，1992：103-104）(www.xing528.com)

这是一个准确的总结（相对其他人写的内容，这还是比较客气的），它涵盖了基特勒最显而易见会引发异议的特征。同他学术活动的基本潜在推力——狂喜和理性分析之间的相互转换——相一致，基特勒的文本也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在省略和明晰性之间摇摆。其中有许多东西，尤其是源自所谓法国理论的理论预设，基特勒始终未能解释清楚，而其他一些东西，尤其是晦涩难解的技术细节，基特勒则清楚详尽地予以了说明。基特勒用详尽的说明与细则替代了拉康无疑的、深奥难懂的沉思默想（esoteric ruminations）所推崇的隐晦暗示（cryptic allusions）。在最好的情况下，基特勒的文本能让人想起福柯的文本恰到好处的精确性（虽然还带着少许的波西米亚式幽默，令人惊奇的是，这在弗莱堡的传播似乎比在巴黎的更为广泛）。在最坏的情况下，基特勒的文本则沦落成了一种由理论讲述和技术黑话共同构成的毫无规则的混杂物。

基特勒对女性的分析则展现了一个更加棘手的话题，这在《话语网络1800/1900》的前半部分特别明显。如果我们重复书中分析的核心观点的话，所谓的歌德时代把女性排除在了文学创作的核心圈子之外，并将她们贬低到了另外两个位置上：要么是输入位置（作为启发灵感的、时常情欲化的语言之源头），要么是输出位置（作为那些如迷恋名人的粉丝一般涌到男性作者身边的女性读者）。女性必须阅读男性的作品，从而学习怎样才能做好女性、母亲或者缪斯来教授或者启迪男性说话。随着话语网络1900的到来，女性作为能够录制从男性之口中传出的数据流的秘书以及人类打字机，进入先前时代还是封闭的性别环路之中，成为文化生产的一部分。因为女性这时被纳入文化线路的核心圈子之中，基特勒的分析将此视为一个划时代的转变，似乎涉及一种进步（promotion）。毫无意外的是，有女性读者略带讽刺意味地提出了一个合乎情理的问题，即是否“有能力或者被允许记录口述内容真的具有如此重要的影响”（Kloock and Spahr，1997：17），换言之，女性的状况是否确实比之前更好了。基特勒对历史现实傲慢的轻视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了。当他以屈尊俯就的方式承认话语网络1800中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女性们“时不时拿起笔”（Kittler，1990：125）时，就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1770年与1830年之间写作和出版著述的女性要远远多于“时不时”这个轻率的表述所显示的那样。不过，最关键的问题还不是从事写作的女性数量，而是这怎么和基特勒的基本分析协调一致。如果话语网络1800中性别与语言的分化可以追溯到摇篮期间，那么女性是怎么写作的？女孩们同母亲的语言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在一个文学话语被转译为男性专有的世界中，女性写的是什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女性（不管她们有没有使用男性化名）能够占据原本专门为男性保留的位置呢？

可以确定的是，以前没有人把基特勒称为一位女性主义者或者性别理论学者，以后恐怕也没有人会这样做。基特勒曾经写出这样嘲笑性的题外话：把“写的东西不过是关于她们已经成为作者这个事实的女性的文学”看成是“琐碎事物与冷咖啡（kalter Kaffee）”（德语表达“kalter Kaffee”和英语表达的“old hat”具有类似的轻蔑意味），因此他不太可能获得任何年度男性进步批评家之类的奖项（Kittler and Banz，1996：48）。然而，《话语网络1800/1900》令人惊奇地代表了与性别建构的历史分析有关的，最早写就的也是最雄心勃勃的德语论著之一。关于性和性别的问题，基特勒的姿态会令人想起他的巴黎老师——拉康。在关于法国“话语理论”能够和不能够为女性主义政治做些什么的简洁阐述中，南希·弗雷泽^[2]（Nancy Fraser）主张，拉康通过成功挑战生物主义（biologism）根深蒂固的观念（女性和男性都是由他们的身体决定的）而作出的任何贡献，都被他对象征主义（symbolism）与心理主义（psychologism）依然受限的混杂（女性和男性是由他们在男性中心的象征秩序中的标记所决定的）消解了。“拉康提出的说话的主体不是话语实践的行动者（agent）。它不过是象征秩序同某些被压抑的本能驱力相结合而产生的效果。”（Fraser，1992：185）不管拉康对话语在定义男性和女性的至关重要性上的强调是多么前景广阔，归根到底他不过是提供了一种向临近地带的逃离。这同样适用于基特勒：生物主义被象征主义替代，后者意味着用另一种类型的限制替代原有的限制。然而，年轻的基特勒通过强调心理机制的偶然性和历史性，似乎指出了一条逃离拉康的牢笼的路径。不过要将其与话语网络分离开来（就像威尔伯里在英文译本的导语中所做的那样），则需要一个能够将基特勒激进的历史化路径同话语上的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的观念相结合的理论工具箱。这样的工具箱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德国已经无迹可寻。坦率地说，基特勒分析的问题在于，它出现在朱迪斯·巴特勒^[3]（Judith Butler）的著作撼动德国学术圈之前的黑暗岁月里。既然几乎没有什么概念上的专业知识可以用来分析性别问题，那么也就更容易忽略基特勒论述中无法控制的大男子主义气质。而到了性别理论能够将有用的谷从性别歧视的糠中分离出来的时候，基特勒本人已经走向或者回到了一种自然化的和他律化的性别描述了。在基特勒更早期的研究中被话语所决定的女性，到了他的古希腊研究中似乎转而成为被自然所决定的、迷人的、情欲化的，而且多半是吟唱着的欲望对象，正是她们让男性能够写字、作诗并进行哲学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