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决定我们的境况-基特勒论媒介

基特勒是充满争议的。如果谈到基特勒，这或许也是唯一没有争议的一点。让事态更加复杂的是，想把真正的争议和无端的争议区分开来是很难的。一些争论，包括那些聚焦于基特勒的错误和存在问题的假设的争论，无疑是有必要的。但另外一些争论，尤其是将基特勒视为一个便利的替代物并以此开启围绕后结构主义、反人本主义或者技术决定论的更宏观讨论的那些争论，是不那么必要的。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一批肤浅的争论既兴致勃勃又义愤填膺地聚焦于基特勒说过的从未太当真的煽动性的题外话和俏皮话（虽然批评者们准确地知道基特勒并不是最先使用它们的人）。因此，关于基特勒的任何最终评判，都必须将对那些争议点的评述包括在内。

首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技术决定论的批评，这种谴责常常带有一些道德义愤。把某人贴上“技术决定论者”的标签有点类似于说这个人喜欢扼死可爱的小狗：行动的卑鄙和堕落让进一步的讨论变得毫无必要。这样的批评者是很多的，他们中的许多人看上去不是缺乏能力就是缺少时间来详细说明他们谈到的技术决定论到底是什么，他们对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并无兴趣，而是仅仅想要维持住这个标签，然后转到其他问题上去。

当然，这样的批判是毫无根据的。诸如“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境况”（Kittler，1999：xxxix）这样的概括性表述值得我们进行同样清晰的回应。然而，当你更进一步检视一些基特勒的历史分析时，问题就会出现了。毫无疑问，从话语网络1800到话语网络1900的转变被认为是由媒介导致的。在处理数据的新型技术手段到来之时，整个文化的上层建筑都被颠覆了。但在此之前，从所谓的学者共和国（福柯在《词与物》中描述的“古典”知识型的基特勒版本）到话语网络1800 的转变又是怎样的呢？18世纪下半叶并没有相应的媒介断裂。话语的、教育的以及政府治理上的实践都变了，但数据处理技术并没有改变。基特勒在这里表达的正是他不想说的东西：使得人们以新的方式说话和写作的代码与协议主要来自社会领域而非技术领域。

许多媒介理论介绍读物和手册都喜欢将基特勒同另一个技术决定论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二者之间有明显的对应部分，麦克卢汉对基特勒也有明显的影响。他们两位最先都是文学领域的学者，因为对自身学科产生了不满，故而转向研究变化的媒介技术的结构和效果。他们两位也确实都凭借语言学背景对媒介研究产生影响。就方法论以及素材而言，《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和《光学媒介》得益于《理解媒介》的程度要比基特勒偶尔（以及有时嘲弄式的）对麦克卢汉的引用大得多。更不用说语言风格上的类似了。正如约翰·彼得斯评论的，基特勒更靠近“麦克卢汉式的华丽的循环论证，而不是伊尼斯式古怪的对细节的累积”（Peters，2010：6）。直到现在，基特勒依旧喜欢引用麦克卢汉，但很明显的是他认为麦克卢汉虽然发现了正确的问题却总是给出错误的解释。和麦克卢汉不同，基特勒认为并没有必要将所有媒介都挤向人类感觉器官的瓶颈，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曾在几十年前指出后者“是一个特别薄弱的基础却要支撑着如此巨大的上层建筑”（Carey，1969：294）。麦克卢汉对人类感官的聚焦正好是将他与基特勒区分开来的根本性差异。在基特勒看来，麦克卢汉“对感官的了解要胜过他对电子学的了解，因此他会试图依据身体来思考技术而不是依据技术来思考身体”（Peters，2010：29）。简而言之，麦克卢汉是且一直是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家，他将媒介概念化为人身体的延伸。麦克卢汉要克服自己的错误，就应该学习更多的电子学知识，或者阅读更多的海德格尔。不仅如此，麦克卢汉还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对新教徒基特勒而言，麦克卢汉关于计算机预示着“世界范围的理解与和谐的神恩降临的状态”（McLuhan，1964：83）这样的华丽见解，不过就是一种“极端天主教的媒介狂热，它不过把圣灵和图灵机器混淆在了一起”（Kittler，2010：30）。

不过，还存在着一个更细微的差异，它涉及了技术决定论问题的核心。根据麦克卢汉的看法，一个特定媒介的技术特质以某种可预测的方式影响着感官比例，进而对个体以及知觉进行了改造。比方说，印刷出版的线性连续早已塑造出了古腾堡星系超然的、视觉中心主义的、客观化的世界。在基特勒更加微妙的解释中，技术决定论的这个面向是不存在的。正如从学者共和国到话语网络1800的非技术性转变所显示的，基特勒预设了一个偶然得多的技术与理念体系间的关联。如果把基特勒和另外一位更有名却彻底被他推远的研究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思想家放在一起分析会更有启发性，这位思想家就是卡尔·马克思。基特勒——这个对政治左派几乎没什么同情心的思想家——有时会重点提到马克思，不过同主流知识背道而驰的是，基特勒赞美的是更年长的、写作《资本论》（Das Kapital）的那个“经济主义的”马克思，却对年轻的、写作《巴黎手稿》的“人文主义的”马克思没有什么兴趣。鉴于对基特勒技术决定论的批判会令人想起那些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经济决定论的批判的事实，这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在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1890年9月写给约瑟夫·布洛赫^[1]（Joseph Bloch）的著名书信，这封信恰好谈到了此类批判：(www.xing528.com)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意义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Marx and Engels，1975：396）

将这个诊断改掉两个词，就十分适合基特勒了：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数据的生产和再生产，但如果将其加以歪曲，说媒介—技术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意义的，或者最多是相当琐碎的见解。对基特勒而言，媒介技术和文化技艺是构筑不同话语网络的构成性要素，这种说法固然没错，但这种说法是个过于普遍的假定，因此没有什么分析力量。不过，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样，基特勒无疑属于有罪的一方。他对煽动和用更坚实的外部框架替代“20世纪60年代人文学科的人类趣味（human sauce）”（Kittler and Maresch，1994：96）的渴望，激发他使用夸大与挑衅的表述，这必会引来同样是一边倒的指责。当然，这也激发更年轻的学者们写作论文，这些学者远比基特勒更有决定论的色彩。恩格斯也附带地承认了：

对于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夸大经济方面应该扮演的角色）这个事实，马克思和我应当对此负一部分的责任。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我们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而且，我们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往互动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Marx and Engels，1975：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