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危机：存在的重要性

所有这些都要附上一个重要的提示说明：基特勒的古希腊是一个有高度选择性的、内部分裂的事务。他论述的古希腊不是咖啡茶几上摆设的书籍、文献档案以及世界文学阅读课程中的古希腊，也不是伯里克利^[34]（Pericles）、柏拉图、帕特农神庙或者城邦的古希腊。总而言之，基特勒的古希腊（不同于伊尼斯和其他古希腊爱好者笔下的古希腊）并不是关乎雅典的。再一次，通过扎根于某种可以回溯到德国浪漫主义并与尼采和海德格尔（他们甚至可以被视为《音乐与数学》的共同作者）有交集的知识传统的方式，古希腊和它次等的邻国之间的区别在古希腊内部被重新讨论。基特勒笔下理想化的古希腊是荷马和赫西奥德^[35]（Hesiod）的古希腊，是萨福和索福克勒斯的古希腊（跟厌恶女性的欧里庇得斯不同，基特勒用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狂放态度批判了后者）。我们这里要面对的是德国同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爱恨纠葛中的另一段插曲，即一些德国哲学家展现出的对某些古希腊吟游诗人与思想者的特殊偏好。这些诗人和思想家中的大多数居住在雅典之外，以及/或者生活在关键的分界点之前——用海德格尔的有偏见的二分法来说，这个分界点之后人们用纯粹的哲学和文学替代了思与诗（Denken und Dichten，更详细的研究参见 Bambach，2005）。基特勒所做的特别的改动是，将类似菲洛劳斯这样并不被海德格尔所赞赏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学者加入了分析过程之中，不过基本的分析并没有太多改变：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的古希腊，某些事情发生了——一些东西出了问题。一个充满前景的开端被终止了，而理解和重温那些过去的岁月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

根据基特勒的观点，这个关键的分界点发生在这样的时刻：符号和感觉之间的互动所展现的有意识的、庆祝性的和以媒介为基础的表演，被一个或多或少忘却了自身技术条件的存在意义上的困境（ontological stew）所替代了。在这个困境中，人们根据“形式和物质、意义和非意义、精神和身体，以及所有其他公元前330年开始出现的谬论”（Kittler，2006b：55）来分析这个世界。我们发现的不是颂扬、有意识的重现以及不可传递性，而是经过哲学美化的贬损、遗忘与诠释学。对诗歌、演讲和数字（更不用提食物与水）等基本事物的颂扬变成了对它们的贬损，因为它们现在以纯粹工具性的方式被用来指代哲学或者科学上的真理。作为一个对把我们带入存在（being）的神圣行为的有意识的重现，生存（existence）屈从于对充其量只能算是被无意识地重复的存在的遗忘。最终，中介性表演（medial performances）的递归性——亲切地吟唱与谈论着我们吟唱、说话以及爱恋的方式——让位于媒介对讯息的从属。更直白地说，基特勒笔下理想化的古希腊似乎成了一个关于话语渠道条件的重大话语。可以说，所有古希腊的吟游诗人和数学家都在唱着《大脑损伤》，虽然明显使用的是海德格尔的方式：

存在的意义就是有存在。无论谁想要更多都会受到欺骗。荷马将这个吟诵给了我们听，他的传奇自一开始就被书写下来。这把在古希腊的开端中出现过的存在（Sein）和其他同样古老的由特洛伊和底比斯传说演变而来的诗歌残片相分离（这有时甚至要等到一千年之后）。

吟游诗人吟诵，我们着了魔一般聆听着。吟游诗人吟诵道，他故事里的英雄在吟诵的时候也让所有的听众入了迷。一个人，无论男人或女人，都伴着吟游诗人的吟诵而书写。就是如此。（Kittler，2006a：121）

从存在到诗歌残片，从古希腊玫瑰色曙光的魅力到误入歧途的、无休无止的对劳动所作的灰暗无趣的解释——我们应对的是关于海德格尔存在的历史中划时代的断裂的故事，这个故事推动着偏离正轨的诠释学时代的来临。这样的故事需要英雄（基特勒可能会推举荷马、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者们、海德格尔以及他自己），但更需要恰当的反派角色。基特勒头脑中有个合适的人选：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又一个涉嫌对尼采、海德格尔和基特勒笔下的前苏格拉底式非雅典的古希腊进行破坏的可疑雅典人——曾通过远离毕达哥拉斯式的对数字的过度迷恋，来提倡更抽象的“理念”概念，推动着物质和数学之间的区分。正如埃里克·哈弗洛克所强调的，后者展现了增强的字母顺序化对正统雅典话语实践的深刻影响。由标音法（phonetic transcription）带来的稳定性、易得性和沟通性从具体的词语转为抽象的事物。理念是写作实践美化的抽象形态，只有当写作成为社会现实的一部分时，才会有一个理想化的和更高级的不朽真理的领域，这个领域比它既拒斥又依赖的现实更加真实。在基特勒的脉络里，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36]（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著名论断，即欧洲哲学传统“由一系列对柏拉图的注脚构成”（Whitehead，1978：39；重点为本书所加），必须按照字面意义而不是隐喻来解读。伴随着柏拉图，哲学作为书写产生了。任何后来的学术贡献——不管它是支持还是反对柏拉图——都不过是书写进一步的实例而已。

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基本的事实：哲学——与海德格尔所称的思（Denken）相对——建立在对产生它的媒介的隐匿（suppression）之基础之上。如果后者被承认，那也只是以隐喻的形式被承认而已，就像柏拉图的《费德罗篇》（Phaedrus）中关于书写的著名段落中那样。正如基特勒在他的论文《走向媒介本体论》（Towards an Ontology of Media）中阐明的，哲学无法

将媒介构想为媒介……起始于亚里士多德：首先，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只探讨各种事物以及它们的内容和形式，却不研究这些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互关系。……其次，因为希腊人不在有声的言语元素与书写的字母符号之间做出区分，因此书写作为哲学自身的（技术）媒介的概念，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就一直是缺失的。（Kittler，2009：23-24）

希腊字母表有些太高效了，它太好了故而变成了现实。字母是如此轻松地服务于演说，让人们很容易就忘却后者也建立在前者之上。亚里士多德忽略了他所依赖的极其高效因此几乎不可见的媒介，他的形而上学聚焦于理念（eidos）和质料（hule）、形式与物质的区别，这种不平衡的二元论（unequal binary）假定某种存在或者直接性的形式直接否定了居间中介研究对象要涉及的空间上的延迟（spatial deferrals）。然而讽刺的是，虽然亚里士多德忽略了媒介性，但他却是最早构想出媒介的人之一，即便他只是在人类感官知觉的情境中来构想媒介的。基特勒指出，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古希腊的原子论者坚持认为为了看见小的东西，图像或者形象从特定物体中分离开来，穿过一个真空然后进入我们的眼睛。对此，亚里士多德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在我们和物体之间有空气，在我们的眼睛中有水，这些都必须被穿越。因此，水和空气意味着一种“中间”，也就是说一种媒介：

换句话说，他（亚里士多德）首次把一个普通的希腊前置词（metaxú，即英语的between）变成了一个哲学的名词或概念：tò metaxú即媒介。在缺席与在场、远与近、实体与灵魂的“中间”，存在着的不再是无物，而是一种媒介关系。（Kittler，2009：26）

不过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首先，将tò metaxú翻译或者辨识为拉丁文“媒介”的，是托马斯·阿奎纳^[37]（Thomas Aquinas）对亚里士多德《论灵魂》（Peri Psyches）进行了颇大改动的拉丁文译本De Anima。不管是因为亚里士多德不可靠的希腊文水平，还是受到他自身先入为主的观念的影响，阿奎纳称之为媒介的东西和亚里士多德的“中间”并不完全相同。其次，如果我们更细致地考察亚里士多德版本的《论灵魂》，就会发现tò metaxú与其说是亚里士多德的原创贡献，倒不如说是他对德谟克利特^[38]（Democritus）学说的释义。可以说tò metaxú不仅位于物体和眼睛之间，它还位于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之间（Hagen，2008：23）。

但是基本的叙事没有被这个问题所影响。亚里士多德构成了一个莎士比亚意义上的多变的反派角色，他一方面令人惊奇地将无知与洞察混合，引发了一个划时代的遮蔽（epochal cover-up），另一方面又提供了揭开被遮蔽之物的关键概念。经典意义上的哲学同实至名归的媒介理论是互不相容的，因为前者的出现依赖于对后者的遮蔽。于是，对媒介本真的恢复有赖于摆脱形而上学的遮蔽，而这样的一种遮蔽为废除其自身提供了切入口。基特勒认为，这个关键的时刻伴随着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的解构而发生或者开始出现。

于是，基特勒明显地将自己关于字母数字的大型研究项目视为对一种海德格尔的存在的历史的继续，不过这种解读是以一种在技术上和数学上的内容都更为丰富的形式来进行的。和海德格尔一样的是，基特勒回到了欧洲思想夭折的开端。但和海德格尔不同的是，他为数字的实际表现保留了一个特别的位置（这些数字由字母数字元音字母表的递归所支持），正如菲洛劳斯的里拉琴指令δ και γ所展示的那样：

这个指令在以下两个基本方面同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存在差异：首先，它毫无疑问是真实的；其次，它能够轻松地被证明。无论是谁，只要有耳朵能听，就可以听从菲洛劳斯的教导，发现里拉琴不仅仅是任何文化中都存在的乐器的一种，而且是一个将数学和感觉的领域联结在一起的神奇事物。用汉斯-约尔格·莱茵贝格^[39]（Hans-Jörg Rheinberger）的新词来表达，它是一个“认知的事情（epistemic thing）”。关于展露的这件事情本身似乎是意义的唯一意义，换言之，即逻各斯在计算机化的环境下能够具有的唯一意义。毕竟，菲洛劳斯和他的跟随者们，那些“所谓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学者”……逐个地说明了4∶3的比例产生四度和音，3∶2的比例产生五度和音，而2∶1的比例产生作为理性的八度和音。（Kittler，2006b：56）

逻各斯不是纯粹的词，也不是宏大的抽象概念，而是一种有魔力的、能够在数字上被分析的和谐。这让我们能够触及基特勒古希腊历险的核心含义：

1.基特勒在1995年就承认，他“仅仅是将海德格尔的技术概念转移给了媒介”（Kittler and Banz，1996：21）。在近期的一个访谈中，他将他的古希腊研究称为“一个所谓的最新的存在历史”（Kittler and Weinberger，2009：102），进而对其做了迄今为止最简洁的概述。在基特勒断言海德格尔所属学科的死亡，并宣告一些先于它且准备接替它的事物的诞生，从而与海德格尔相会合时，这种建立在充足信息基础上的对海德格尔的附属态度如今又再次出现。在媒介性中且对媒介性进行思考，这样的回归（过去曾被本体论遮蔽）宣告了哲学的终结。如果因为逻各斯可以通过机器以及在机器中被表现——就像海德格尔极其惊讶地意识到的那样，使得诸如自然与逻各斯之间的对于哲学而言不可或缺的根本区分被摧毁了，那么哲学也走向了终结：

到此为止，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逻辑学再也不是教授的研究任务，而是由数字计算机来执行，哲学就其本身而言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然而，与此同时，思想的曙光方露微明，思考的任务刚刚开启。海德格尔用简洁的语言要求我们第一次重新思考欧洲本身的媒介历史，以及欧洲思想由于其全球化的扩张而消失的具体时间。这种递归式反思（recursion）应该从最早的希腊思想家—诗人（thinker-poets）开始，经由亚里士多德关于物理学与逻辑学的重要区分，最后通向我们时代最新的指令与计算机器。（Kittler，2009：29）

《音乐与数学》的开头清楚地说明了这些危险：“要么一个新的开端将会延续古希腊的开端，要么古希腊的开端就是徒然无意义的。”（Kittler，2006a：12）如果无法完成“思考的新任务”，无异于对古希腊的背叛。

2.如果所谓的后结构主义曾有过开端的话，那么它也走到了尽头。绕开海德格尔，然后再通过德里达、拉康和福柯迂回地靠近它已经变得没有必要了。如果老年海德格尔对青年基特勒将要更深入细致探究的数字技术的影响已经有所认识，那么在他们二者之间就不存在什么距离了。但恰恰是在这样的距离中，“法国理论”发挥的桥梁作用，将海德格尔同基特勒等充分意识到海德格尔思想的条件及可能的结果的思想家们联系起来。并不是基特勒抛弃了拉康和福柯，他们仅仅是隐去不见了，就像渐渐远去的小山丘消失在它们背后的（黑森林）山脉中。就福柯而言，这个情况特别明显。一方面，福柯式的话语分析聚焦于言说的集合（ensembles of utterances），他探索它们不是为了获得意义，而总是针对特定知识型中全部可以说出的东西。它指向了香农的信息理论，后者声明信息存在于说出来的东西和本应说出来（却保持静默）的东西的比率之中。另一方面，福柯的关于断裂的历史，对基特勒而言，本质上不过是海德格尔的同样有断裂倾向的存在历史的长脚注。简而言之，后现代的代理人们被吸纳入他们之前和之后的东西中了。弗莱堡——海德格尔和基特勒所在的城市——现在可以沉醉于同自身的对话中，它不再需要借助巴黎迂回绕道。

3.暂且抛开所有需要更加详细分析的语言学、哲学、媒介理论和音乐理论史的问题，很明显基特勒的古希腊是一个多面的投影（multifaceted projection）。正如克劳狄亚·布雷格所分析的，其中一些与德国存在已久的亲古希腊想象有关，另一些则同1968年反主流文化的抱负有关。后者无疑还与某种娱乐价值相伴随。拉森·鲍威尔^[40]（Larson Powell）在一个对《音乐与数学》的详细评论中，将基特勒的风格批评为“嬉皮士们的海德格尔”（Powell，2008：95）。这是对基特勒研究内容的恰当总结：基特勒的古希腊是由海德格尔和嬉皮士共同构成的。不过，基特勒的古希腊还是某些别的东西的投影屏：他自己。他笔下的古希腊是一个自画像，这个自画像有着理想的伯罗奔尼撒人的样貌和比例。在晴朗的地中海天空下，这些古希腊人做的正是基特勒看到自己在做的事情。他们听着荷马、萨福或者塞壬吟诵，心花怒放，如痴如醉，神魂颠倒。他们手中持着里拉琴和蜡块，试图弄懂那些魔力是怎样发生的，又是如何被重复的。基特勒既阅读黑格尔和福柯，也阅读荷马和品钦；他聆听瓦格纳同利盖蒂、吉米·亨德里克斯，也聆听平克·弗洛伊德，而且听得心花怒放。接下来他试图定位让文本得以运作也让沉醉得以可能的话语规则（现在恰当的术语应该是算法），然后他决心制造机器并写代码，以此来营造魔力。理性分析和狂喜之间的转换，可能是基特勒研究的基本特色。就像令人扫兴的哲学家们出现并将讯息和意义从媒介和表现中抽取出来之前快乐的古希腊人一样，基特勒不愿意屈服于诠释学的诱惑，正如他后来拒绝由软件引发的幻象而背弃硬件一样。在被《大脑损伤》以及类似事件彻底吞没后，我们有必要研究这首歌是如何通过制造能透露这种影响之规则的机器，从而将它的歌名强加于听众的：

我们这一代人的耳朵里充斥着吉米·亨德里克斯的碰撞声以及平克·弗洛伊德，而且听得感动万分，充满敬畏。在这种情况下，我试图通过至少建造一个按计划自身能展现这些表演的技术装置之类的方式，从这些快乐的冲击中撤退。毕竟，那是人们可以与艺术打交道的唯一途径。（Kittler and Maresch，1994：107）

[1] 岛国语言即英语（英语部分在这里用中文翻译）。

[2] 皮亚托·普奇（1927—），康奈尔大学戈德温·史密斯古典学荣休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希腊史诗、戏剧和神话等。著有《奥德修斯的多样解读》《伊利亚特：宙斯的诗歌》等。

[3] 喀耳刻，希腊神话中住在艾尤岛上的女巫。太阳神赫利乌斯和大洋神女珀耳塞伊斯所生的孩子，国王埃厄忒斯的妹妹。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一行人来到艾尤岛，喀耳刻邀请他的船员到岛上大餐一顿，却在食物中放入药水。那些船员们吃下食物后就被变成了猪。其中一名船员欧里罗科逃回到船队里，并告诉奥德修斯这一情况。同行的赫耳墨斯建议奥德修斯用草药去抵抗喀耳刻的魔法。经过一夜之后，喀耳刻便爱上了奥德修斯，并在未来一年帮助他返回家乡。喀耳刻建议奥德修斯经由墨西拿海峡返回家乡，但在这个海峡他将会遇上名为卡律布狄斯的危险漩涡和女海妖斯库拉。

[4] 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是希腊神话中守护墨西拿海峡的怪物。船只经过墨西拿海峡时只能选择经过卡律布狄斯的漩涡或者是斯库拉的领地。斯库拉守护在墨西拿海峡的一侧，有6个头、12只脚，并且有猫的尾巴，当船只经过时它便要吃掉船上的六名船员。海峡的另一侧是大漩涡怪卡律布狄斯，它每日3次吞吐海水，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将经过的船只吞噬。

[5] 埃里克·哈弗洛克（1903—1988），被认为是媒介环境学多伦多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柏拉图导论》对西方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6] 扬·阿斯曼（1938—），德国海德堡科学院院士、国际知名埃及学专家，“文化记忆”理论的创立者，曾凭借代表作《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赢得“德国历史学家奖”这一德国历史学界的最高荣誉。

[7] 埃赫那吞国王（约前1379—前1392年在位）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的国王。原名阿蒙霍特普四世，是埃及国王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小儿子。为了摆脱对埃及阿蒙神的祭司的依赖，削弱和打击与王权抗衡的祭司集团及旧贵族的势力，埃赫那吞实行了宗教改革，用一神教代替传统的多神教，树立君主专制的绝对权力。

[8] 佩内洛普，奥德修斯的妻子。

[9] 卡吕普索，希腊神话中扛起天穹的巨人阿特拉斯的女儿，掌管奥杰吉厄岛的海之女神。后来，奥德修斯不幸在奥杰吉厄沉船，被她救起，她爱上了奥德修斯，求他留在自己身边，说只要他愿意就给他永生。奥德修斯拒绝了，因为他一心爱自己的凡人妻子，女神没有办法，只好用魔力迷惑他，把他留在身边整整七年。

[10] 瑙西卡，希腊神话中淮阿喀亚国王的女儿，长得美丽无比。女神雅典娜托梦给她，让她清晨带婢女到海边去。在海边发现被海浪送到岸边的奥德修斯。她给落难的奥德修斯穿上衣服，引他进入父王的宫廷。她希望这位使她动情的英雄成为自己的丈夫，但奥德修斯一心一意要返回家乡。送别时，瑙西卡请他不要忘记她的救命之恩。(www.xing528.com)

[11]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瑞士语言学家，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者。代表作品为《普通语言学教程》。

[12] 巴瑞·鲍威尔（1942—），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Halls-Bascom古典学荣休教授。

[13] H.T.韦德盖瑞（1888—1972），著名古典学家、历史学家、金石学家，曾任牛津大学威克汉姆古代史教授（Wykeham Professor of Ancient History）。著有《伊利亚特的诗人》等著作。

[14] 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前406），古希腊悲剧诗人。一生共创作了90多部作品，保留至今的有《美狄亚》《希波吕托斯》《特洛伊妇女》《酒神的伴侣》等17部悲剧和1部羊人剧《独目巨怪》。

[15] 亦称诗琴，西方最早的拨弦乐器，同时也是抒情诗女神厄拉托的象征。弹奏里拉琴是古希腊时期学生学习音乐和诗歌的重要方式。因其端庄优美的形象，故而常作为乐徽使用。

[16] 菲洛劳斯（大约生于公元前470年，卒年不详），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最著名的学生之一，也是第一个向公众宣传毕达哥拉斯观点的人。

[17] 约翰·海因里希·沃斯（1751—1826），德国古典主义诗人、翻译家，因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翻译成德语版本而享有盛名。根据他的名字设立的约翰·海因里希·沃斯奖是目前德国级别最高的翻译奖项。

[18] 卡德摩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腓尼基的首领阿革诺尔（一说是腓尼克斯）之子，忒拜的创建者。

[19] 阿波罗，古希腊神话中的光明、预言、音乐和医药之神，消灾解难之神，同时也是人类文明、迁徙和航海者的保护神。

[20] 帕拉墨得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希腊联军中最有见识者，国王瑙普利俄斯和克吕墨涅的儿子。他勤恳、聪明、正直、坚定，而且长相俊美，能唱善弹。他发明了灯塔、天秤、量度器和骰子等；为传入希腊的腓尼基字母表加上了4个字母；他又是数目字、钱币、历法的发明者。他为希腊人做了许多事情，却被奥德修斯陷害致死。正义女神涅墨西斯从天上看到了这一切。她决定惩罚希腊人以及骗他们犯罪的奥德修斯，使他们遭到灾难。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奥德修斯被众神诅咒，在爱琴海及北海漂泊10年，才得以返回家乡伊塔刻。

[21] 斐罗斯屈拉特（约公元170—245），古罗马时期希腊作家、批评家。据传曾在雅典求学和执教。后长期居住罗马，写过人物印象记、书信和画评等。主要著作《亚波罗琉斯传》发扬了亚里士多德“模仿说”。

[22] 此处英文版引用注释有错误。引文出处应该是《伊利亚特》而非《奥德赛》，译文中已将其修改。

[23]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俄裔美籍作家。曾在韦尔斯利、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大学任教，以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的身份享誉文坛，著有《洛丽塔》《庶出的标志》《普宁》和《微暗的火》等长篇小说。

[24] 阿弗洛狄忒，古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生于海中浪花，拥有白瓷般的肌肤，是个金发碧眼的美女。她有着古希腊女性完美的身段和样貌，象征爱情与女性的美丽。

[25] 萨福（约前630/612—约前592/560），古希腊著名的女性抒情诗人。作品以情诗为主，风格温婉典雅，真情率性，她甚至还独创了一种诗体，后世称之为“萨福体”。

[26] 索福克勒斯（前496/497—前405/前406），古希腊悲剧诗人。他共写了123部悲剧和滑稽剧，流传至今的有《埃阿斯》《俄狄浦斯王》《安提戈涅》《厄勒克特拉》《特拉喀斯少女》《菲罗克忒忒斯》《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等。

[27] 本书作者对此解释道，基特勒和海德格尔对人类学研究的评价都不高，但是他们的某些论述也回到了人类学层面。

[28] 吉米·亨德里克斯（1942—1970），美国著名摇滚歌手、吉他手、作曲人，被公认为摇滚音乐史中最伟大的电吉他演奏者。

[29] 瓦尔特·伯克特（1931—），著名古典学家，苏黎世大学荣休教授，著有《希腊宗教》《古代秘祀》《东方化革命：古风时代前期近东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等。

[30] 克劳狄亚·布雷格（生平年份不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语和比较文学专业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20世纪和21世纪的电影、戏剧、文学、媒介与文化理论等。

[31] 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所著的长篇小说，被誉为足以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相提并论的“20世纪后50年最伟大的英语小说”。该小说抛出悬念，德军正在制造一种威力巨大的火箭，盟军一方的官员与科学家，竭尽全力试图找到火箭基地。几乎所有出场的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卷入这场侦查与反侦查的斗争中，但依然没有结果。作者将热力学第二定律引发的哲学猜想“热寂说”引入小说，借此隐喻科学技术造就的现代世界终将走向灭亡。小说以“反英雄”式的主人公斯洛索普的荒诞命运，揭露西方病态和疯狂的社会。

[32] 米兰·帕里（1902—1935），美国史诗研究者。

[33] 阿尔伯特·洛德（1912—1991），原哈佛大学斯拉夫与比较文学教授。在米兰·帕里去世后继续推动其研究。

[34] 伯里克利（公元前495—公元前429），古希腊著名政治家。他毕生致力于经营奴隶制民主政治，扩张雅典的势力，促进了雅典奴隶制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繁荣。

[35] 赫西奥德（约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诗人。以长诗《工作与时日》《神谱》闻名于后世，被称为“希腊训谕诗之父”。

[36] 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1861—1947），英裔美籍数学家、哲学家，因其在数理逻辑、科学哲学和形而上学方面的成就而闻名于世，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37] 托马斯·阿奎纳（约1225—1274），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神学家。他把理性引进神学，用 “自然法则”来论证“君权神圣”说，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成为天主教长期以来研究哲学的重要根据。他的代表作为《神学大全》。他所建立的系统的、完整的神学体系对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38] 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公元前370），古希腊哲学家，原子唯物论的创立者，曾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赞誉为古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39] 汉斯-约尔格·莱茵贝格（1943—），德国当代著名科学史学者。

[40] 拉森·鲍威尔（1960—），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外国语言与文学系教授，专长为文学和电影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