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和德国事务的联系与对比

不论是否真的有过荷马，不论是否元音字母表确实是被设计出来抄写史诗的，不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否确实都是因为古希腊字母有二十四个才分成了二十四卷的（参见Kittler，2006a：120），更不论基特勒对菲洛劳斯和其他人的讨论是否建立在对一些残篇断章的选择性和不确定的解读基础之上的——在所有这些问题之外，还有更多的问题必须得到专家们的重视（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成果并不那么令人振奋）。业余的研究者依旧坚持他们最擅长做的东西：用专注于趋势与动机的一般化概括替代对技术和历史细节的深入讨论。本着这种精神，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基特勒想象的是怎样的古希腊？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1.基特勒的古希腊是一个相当孤立的事务（isolated affair）。许多专家，包括基特勒依赖的主要来源之一瓦尔特·伯克特^[29]（Walter Burkert），都强调了在荷马时代拓展至“整个地中海地区”（Burkert，1992：128）的“文化连续统一体”，然而基特勒则将古希腊变成了一个不需要什么跨文化交流就出现的在文化上自我封闭的区域。伯克特断言，“古希腊的奇迹”不仅仅是一种“独特天分”的结果，而且“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样的直观现象，即古希腊人是西方人中最靠近东方的”（Burkert，1992：129）。基特勒在（欧洲的）古希腊人与（亚洲的）波斯人、闪米特人和埃及人之间划了一条很清晰的界限，因此，更别提他对古希腊的那些次等西方邻居的蔑视了——他们在基特勒最新的口头禅中被不屑地称为“愚蠢的罗马人（die dummen Römer）”。

2.基特勒的古希腊是一个相当文化的事务（cultural affair）。基特勒声称元音字母表的发明来自抄录荷马史诗的渴望，而非来自任何记录政治活动或者经济活动的需要，这重新展现了古希腊首先作为一个文化实体的传统形象。毕竟（正如那个庄严的故事所展现的那样）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叫作古希腊的国家或者政治/经济实体。不如说，充其量有一些高度分散的民主的、贵族统治的或者专制的城邦和王国，它们看上去共享着相同的语言和文化。通过将古希腊的独立性和文化的首要性结合于一处，“基特勒事实上创造了一个文化纯粹性的领域”（Breger，2006：125）。因此，基特勒没有必要去考虑古希腊的次等邻居或是由贸易和政治构成的混乱的下层社会。

3.基特勒的古希腊是一个相当德国的事务（German affair）。这个媒介—历史的共鸣——就是这样的观念，即，由数码改进的对多功能符号系统的复现有利于更深入地了解古希腊字母数字的成就——间或出现在古典研究某些部分中关于技术引发的变异的特有观念：也就是说，有一些时代、国家和地区同古希腊存在着更深的精神联系，因此也更能够洞察和知晓古代的秘密。花费大量时间探索古希腊的德国人似乎尤其能够感知这种文化亲和力。最突出的主人公无疑是海德格尔，他有时候会故弄玄虚地讲述古希腊文字和德语具有的语言和思想上的深刻关联。对语言上的亲和性的聚焦产生于被感知到的历史相似性，因为在1871年之前，德国简直就是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部的更寒冷且有更多树木的翻版古希腊。和古希腊一样，德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由一些有着共同语言又高度分散的城邦、小公爵领地和王国组成的，因此，它最初就把自己视为一个文化实体而非政治实体或经济实体（同古希腊一样，它的命运常常与其东部和西部帝国的入侵联系在一起）。如此这样的文化生产至上成为所谓“古希腊在德意志的专制统治”（Butler，1935）中的核心，其最显著的语言残留物无疑是德语复合词Kulturnation（文化民族国家）。

这里有某种形式的自恋在起作用。一旦德国的作家和哲学家们赞扬古希腊并确立了所谓的语言的、文化的和精神上的亲和性，那么所有古希腊人值得称赞的东西也就同样适用于德国人了。谈论古希腊是德国人不用谈论他们自己就可以实施自我理想化的一种方式：

理想化绝不是表达对他者的惊奇、崇敬、诧异和敬仰，而是这些作者们（即便不是所有人）自娱自乐用的理想的德国形象被转移到了古希腊身上。通过把它们的身份认同标记在古希腊的形体上，德国作家和哲学家们建构了他们自己的理想型，而且就像那喀索斯一般，爱上了身着古希腊衣服的他们自己。（Heller，2008：55）

克劳狄亚·布雷格^[30]（Claudia Breger）在对基特勒“亲希腊幻想（philhellenic fantasies）”的深刻批评中指出，基特勒“回到了19世纪到20世纪初被清楚表达出的亲希腊理念和幻想中，但是……这些举动却是由20世纪晚期的成果所驱动的”（Breger，2006：114）。换句话说，基特勒并非简单重述了以德国人对19世纪的自我肯定或是魏玛共和国之文化动荡为基础的亲希腊理念。基特勒关于古希腊文化纯粹性的理念清楚地建立在这些传统之上，并且他将它们作为投影屏幕（projection screen）应用到后统一时代德国民族国家认同的重新协商之中。基特勒强调，古希腊既不是东方的（亚洲）也不是西方的（罗马），而是它自己的主人，是为了在古老问题的伪装中处理下面的棘手问题（海德格尔的很多思考也同样与此有关）：德国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甚至有可能一定找到第三条道路，它既不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也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或者——如果更新这个方程的话——同样不是激进的伊斯兰式偏离（radical Islamic aberrations）。正如基特勒在一个近期的访谈中所表明的，作为对《话语网络1800/1900》的延伸和拓展，他的古希腊研究计划试图“提供给欧洲——当然也是为了欧洲的利益——一个可行的思想基础并回到古希腊。毕竟，我们是否愿意在《新约全书》《旧约全书》或者《古兰经》那里结束呢？看在老天的份儿上：不！”（Kittler and Weinberger，2009：93）这些都涉及一个术语的重叠：有时候我们很难不猜想——可能是为了避免沙文主义的嫌疑——基特勒时常在表示“德国”时会使用“欧洲”。无疑，基特勒的古希腊不但是一个回到从前（retrojected）的德国，而且为夹在（文化上次等的）临近帝国之间的（文化上更优越的）欧洲提供了替代品。

4.如果不提基特勒对萨福充满恭敬的对待，基特勒理想化的古希腊是一个非常以异性恋为规范的事务（heteronormative affair）。然而不知何故，它不能持续下去，一个由信件、里拉琴和仿神式欢爱构成的全新的阿弗洛狄忒式的情欲世界受到了基本的异性恋活力的弱化影响。古希腊人越来越热衷于制造词语而不是男欢女爱，基特勒似乎也对男性力量的衰弱表示悲叹。在这个特殊的语境中，布雷格将研究聚焦于基特勒和福柯解读《会饮篇》时的一个发人深省的差异。对基特勒而言，苏格拉底拒绝同亚西比德睡觉意味着一种衰退，其中纯粹的演说替代了酩酊大醉（参见Kittler and Vismann，2001：86）。而对福柯而言，这个事实意味的东西正好相反：“在他的文化规范系统中，苏格拉底放弃自身欲望的自制能力为他的男性气质提供了基础”（Breger，2006：123）。这种为了建立起内心目标的自我否定的实践（这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关于《奥德赛》的解读同样至关重要）与一个被基特勒称为“古典娈童恋时代”（Kittler and Vismann，2001：80）的朝着同性恋关系的转向有关联。布雷格指出，这样的联想在基特勒的阐述中是特别有问题的，因为它又重申了“关于柔弱的男性同性行为的刻板内涵”（Breger，2006：123）。那些能够做的人毅然去做了，而那些能够做却不想做的，则成了教授者。又一次，尼采的阴影赫然出现：苏格拉底是第一个哲学家，也是第一个颓废者。(www.xing528.com)

5.基特勒的古希腊是一个相当非后结构主义的事务（non-poststructuralist affair）。基特勒日益远离那些不可避免与之产生关联的伟大的巴黎思想家们，而他在性的问题上与福柯的相左成为另一个例证。基特勒恐怕从未想到，他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精选的修饰语同时也可以应用到福柯身上。我们也很难避开这样的结论，即基特勒的古希腊研究和福柯的《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有很多矛盾之处，正如基特勒的古希腊研究与《启蒙辩证法》的相互矛盾一样。布雷格所作的推断是正确的，即，如果知道基特勒实际上是如何转化了自己对性别和主体性之古希腊共谋的分析，福柯恐怕会从坟墓里跳出来（参见Breger，2006：120）。弗莱堡的尊贵客人拉康受到的待遇也没有比这更好。基特勒在对理想化的古希腊的论述中，对充盈性（fullness）、丰富性（plenitude）和述行性存在（performative presence）的强调，与拉康对缺失（lack）和延迟（deferral）的强调格格不入。就像布雷格指出的那样，这让基特勒离他的法兰克福学派主要对手更近，而不是离他在巴黎的老师更近：

（基特勒的）未受差异性影响的关于非凡充盈性的浪漫化想象与被设计好的精神分析中抗压抑的发展发生了共振，后者常常和1968年学生运动以及其后的左翼政治联系在一起。于是，基特勒的思想和一些德国学术界他最喜欢的对手结盟了，比如赫伯特·马尔库塞，这位学者围绕着被海德格尔忽略的性主题重新定位了后者的狂喜的存在论。（Breger，2006：122-123）

古希腊对福柯以及拉康的背离构成了基特勒关于西方的传奇般纵览的一部分，这个纵览公然挑战了所谓后结构主义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理。就像前面已经谈到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基特勒提到过古希腊字母数字系统与计算机之间的某种相似性。这两者都是以能够加工语言、视觉和声学数据的递归运作的符号系统为基础的。当然，基特勒并没有天真地认为里拉琴是一个通用机器（universal machine），或者认为菲洛劳斯是穿着宽外袍的阿兰·图灵，但是他明确暗示了在数字代码范围内，一个循环的或者螺旋的结构在更高的层次上呼应着多功能的希腊字母表。“在希腊字母表中，我们的感官是在场的——感谢图灵，它们又一次得以在场。”（Kittler，2006b：59；重点为本书所加）或者用更清楚的表达：“古希腊的字母表在很长时间里融合了影像、书写和数字……我们在经历了那么多的误入歧途后，进入字母、图像和声调均由0或者1组成的奇妙图灵星系中时，才能够把握它究竟意味着什么。”（Kittler，2006b：207）问题的关键是，媒介—历史的共振带来了深刻的认知上的影响。我们能够理解古希腊发生了什么，因为“历史上第二次，一个由二进制代码构成的媒介能够编码、传输和存储任何将要发生的东西，从书写或运算到发出声音”（Kittler，2009：24）。因为数字条件下自我递归的多功能性的回归，我们相对先前世代的人们在理解古希腊文化上占据了更优越的位置，甚至可能比古希腊人自己理解得更好。

我们这里看到的是整个西方的黑格尔式编年史的另一种体现，这与后结构主义者所宣扬的对宏大叙事一贯的不信任形成了对抗。福柯的断裂（ruptures）让位于黑格尔式的远景（vistas），破碎的声音（fractured voices）让位于初步的充盈性（elementary fullness），丰富性（plenitude）替代了缺失（lack），新开端（a new beginning）的可能性替代了经常性的延迟（constant deferral）。然而，即便有这些事实，基特勒还是无法摆脱后结构主义的标签。在一篇关于托马斯·品钦《万有引力之虹》^[31]（Gravity’s Rainbow）的论文中，基特勒嘲讽了对“后现代”这个术语的随心所欲的使用。“后现代”的主要功能似乎就是让学者们能够避免应付这本小说（武器）技术的面向，“在它面前我们人文学科的传统工具都悲惨地失效了”（Kittler，2003b：123）。这是不是同样也可以应用于“后结构主义”呢？也许这个术语并没有那么乏味俗套，但是如果从基特勒对古希腊的研究看，责任恐怕还是在那些依然要用此标签来表达他们想表达的东西的人身上。

6.基特勒的古希腊最终是一个相当媒介理论化的事务（media-theoretical affair）。任何研究媒介理论的学者都知道，媒介的转变以及人们对新媒介技术的适应（habituation）都会带来对媒介历史的新认识。我们对荷马的看法已经因为模拟存储设备的发明而根本改变了，而数字技术毫无疑问将会重构我们对荷马的看法。米兰·帕里^[32]（Milman Parry）与阿尔伯特·洛德^[33]（Albert Lord）提出的所谓口头程式假设（Oral Formulaic Hypothesis）之形成，与速记表音符号的发明直接相关，即和记录与抄录荷马的现代欧洲版本——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吟游诗人的诗句——直接相关。根据这个假设，荷马的特色是大量地使用程式化的形容语和固定表达。“‘原生口语文化（primary orality）’和‘口述历史（oral history）’在写作的垄断终结之后才出现，它们就像记录设备的技术阴影一般。”（Kittler，1999：7）媒介理论和传播研究预先假定了它们自己变化的媒介技术条件。

然而，我们对过往媒介成就的理解受到现有媒介表现的影响，其程度不亚于相关推测对它的影响。古希腊作为一个文化参照点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按照这个著名的英国希腊爱好者的说法——在这里诞生了战争与文明的艺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既承认它在政治、哲学和不同阵营间抗争的示范性地位，又将它视为传播活力（communicative dynamics）的典范，也是毫不奇怪的。后面这一点在伊尼斯的作品中得到了很清晰的展现。基特勒笔下的音乐—数学上的古希腊是他反对学术和政治主流的（反）文化议程的一个投影，而伊尼斯将古希腊雅典理想化为在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之间取得平衡的地方，则是他对一个受（电力的和电子的）空间偏向的传播技术深刻影响的世界里时间和传统被遗忘之担忧的投影。正如基特勒的古希腊代表着一个能够挣脱周边帝国侵犯触角的德国或者欧洲那样，伊尼斯的古希腊则代表着面对着美国霸权，加拿大可以或者应该是什么样子。基特勒和伊尼斯的古希腊都是大规模的生存场景：基特勒的古希腊可以为欧洲如何通过展示它学到的关于自己的知识来教给世界一些东西提供一个典范；伊尼斯的古希腊则为“在美国版的罗马中加拿大要扮演雅典”（Kroker，1984：117）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典范。所有（西方）国家似乎都是希腊式的，但有一些比另外一些更具希腊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