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特勒论媒介：古希腊的写作与媒介历史

塞壬们？荷马？古希腊？基特勒是如何在这里结束的？所有这些与媒介技术或者话语实践存在何种关联，与计算机又存在何种关联？除了招致古典学者的大量怀疑外，这个大规模的方向调整（large-scale reorientation）——从野心、范围和研究韧性上看类似于伊尼斯向古典时代的转向——曾经困惑和疏远过一些最赞同基特勒的评论者。（更没有同情心的声音会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基特勒和伊尼斯都无法避免地退化了，变得几乎含糊不清。）但是，就像伊尼斯的情况一样，这里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文化怀旧或者特殊的研究兴趣。从根本上说，将研究兴趣转向古代构成了为西方文明提供宏大叙事的学术尝试的一部分，该宏大叙事聚焦于数据处理的基础以及存在于传播物质性和变化的世界观之间的反馈。或者，用为基特勒的古希腊研究提供了纲领的海德格尔式术语来说，这是一个关于“存在的历史”（Seinsgeschichte）的问题。然而，我们正在分析的一系列作品，如果要总结的话，至少将包含7本书，迄今为止其中只有2本出版了。因此，我们只能对一个双重的开端进行评论——一个重大研究课题的充满希望同时又令人困惑的开端，以及同样充满矛盾的西方历史的开端。

与基特勒先前的媒介历史研究有着直接关联的是古希腊元音字母表的出现。让我们重新概括一下人们通常持有的观点：据说古希腊人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采用和改编了腓尼基辅音字母表。诸如γ（gamma）、δ（delta）或者ε（epsilon）等符号保持不变，还有一些字母要么围绕着轴线转了一圈（α），要么变成了它们的镜像形象（λ），要么做了垂直拉伸（∑），在其余的一些情况下，这种变化没有明确的逻辑。不管怎样，大多数古希腊文字母排序的方式，alpha beta gamma delta，不过是腓尼基的记忆手段‘āleph bēth gīmel dāleth而已。最重要的修改是，那些指代了古希腊不存在的辅音的字母被替换为指代元音。原本代表着声门闭锁音的Aleph，被转变为代表着元音a的alpha；腓尼基语中的he，一个不发声的摩擦音，被转化为了ε或epsilon，一个半闭前不圆唇元音。可以肯定的是，关于我们在写作中需要标明元音来避免误解的基本想法并不是古希腊所特有的。一些闪米特语字母表带有所谓“阅读之母”（matres lectionis）的特征，即使用辅音表示长元音，但希腊字母表却是最早有特定元音符号的。且不论有多少人最初参与了引进字母这一冒险之举，但对腓尼基字母系统的采纳的确吸收了许多想法，然而——这对理解基特勒对古希腊哲学采取坚定拒斥的反哲学态度至关重要——很多思想也会从中产生。我们需要大致总结出一些最为与之相关的面向，从而对基特勒进行定位。

1.要充分理解古希腊的改编者做了什么，有必要记住确定元音能够用来分隔辅音。辅音不再如很多的音节表中那样以附属于元音的形态出现（bee，cee，dee，eff，gee，kay），而是作为独立的语音元素出现。然而，虽然一直会遇到元音（我们表达从“ABC”到“ZZ Top”的所有首字母缩略词时都会用到元音），但我们却很少在小学课堂或是现代语言诗歌的公开朗读之外遇到纯粹的辅音。就像其他的字母表一样，古希腊文字母表不仅仅是符号库，还是一种对语言的分析，但是不同于几乎其他所有的字母表，古希腊文字母表分析的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如何通过分类言语的基本构成要素来说话的。古希腊的改编者——不管他、她或者他们是谁——在他们着力修改腓尼基字母表时，非常有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古希腊人那时对自己语言的分析已经可以达到这种程度，他们就会设计出自己的字母表了。更确切地说，恰恰是与一个外来技术的相遇和修改符号体系的需要，向古希腊人揭示了他们自身语言的根本构成部分。毫无疑问，我们总是使用自己的书写系统所规定的术语来检视语言，这是历史上与此规则有关的最重要的实例。“写作不该被视作为了获取关于现有句法知识的尝试，而是为演说提供了一种模式，从而让可被分析的语言变成句法成分，其中最主要的成分就是后来成为哲学反思对象以及术语定义对象的单词”（Olson，1994：76）。对符号系统的改编教会了古希腊人如何有意识地说话，这一事实直接指向了基特勒的断言：“直到媒介提供了模型和隐喻后，我们才对我们的感觉有所了解。”（Kittler，2010：34）正如19世纪的人们发现爱迪生和其他人的发明也是我们大脑中的信息机器一样，古希腊人在与外来的存储系统相遇时发现了言语的运作方式。

2.和东方语言相比，古希腊元音字母表是否存在所谓的优越性，这个争论由来已久，它有时被有意或无意的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甚至排犹主义的观点所驱动。在著名的对《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中乌纳皮施汀（Utnapishtim）国王对大洪水的描述和《伊利亚特》第十二卷中对洪水防御工事的刻画的比较研究中，古典学者埃里克·哈弗洛克^[5]（Eric Havelock）强调，元音字母表具有所谓的优越性以及更好的模拟能力（Havelock，1978：5-11）。简单地说，古希腊的洪水更加流动与顺畅。在引介哈弗洛克作品的德语译本时，埃及学家扬·阿斯曼^[6]（Jan Assmann，其著作对媒介与记忆之间关系的德国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批评哈弗洛克对辅音字母和象形文字缺乏足够的了解与认知：“我们必须明确强调的是，没有什么语言的声音、词语、句子不能通过属于这个语言的书写系统来表达。”（Assmann and Assmann，1990：22）。基特勒在讨论非希腊文字系统——比如埃及的象形文字——的存储和记录能力时，也和哈弗洛克的观点有所不同。考虑到年迈的基特勒对爱与狂喜的强调更直截了当，他主要引用的例证也丝毫不让人意外：“没有人知道埃赫那吞（Akhneten）国王^[7]在和王后花前月下时是如何称呼他的N-f-r-t-t的。”（Kittler，2006a：105）。确实，我们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英语将她称为奈费尔提蒂（Nefertiti），而德语称她为纳芙蒂蒂（Nofretete）。作为对基特勒的回应，阿斯曼则指出，埃及人自己知道怎么称呼，而且他们完全能够仿照埃赫那吞国王称呼配偶的方式将她的名字抄写并用声音说出来。然而关键之处在于，我们所有人，不管是否讲希腊文，都知道奥德修斯在从事类似活动时如何称呼佩内洛普^[8]（Penelope）、喀耳刻、卡吕普索^[9]（Calypso），甚至是瑙西卡^[10]（Nausicaa）和（根据基特勒的看法）塞壬。

当试图阐释希腊字母表——“每种音响都由……一个简单的符号来代表，而每个符号所代表的音响总是一样的”——的基本运作规则时，现代语言学杰出的创始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1]（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所有古希腊语里选择了（野蛮人）——一个模仿外国人口中发出的不可理解的噪音的拟声词（参见Saussure，1960：39）。索绪尔并不以幽默著称，但是他在这里展现

出了某些机智幽默：希腊字母表的精妙之处，通过描述不会讲（更别提写）古希腊文的劣等灵魂的歧视性古希腊词语而得到了印证。古希腊元音字母表的真正特点并不在于它使古希腊人能够说出关于他们自己的聪慧事迹，而是它让古希腊人能够像记录他们自己高明的演说一样记录野蛮人含糊不清的话。因此，让古希腊元音字母表与众不同的是跨文化交流与借鉴的可能性，而不是进一步的自我陶醉。就像爱迪生的留声机以同样平静的方式记录下伦菲尔德的胡言乱语、苏厄德医生的分析以及大型蝙蝠飞行时发出的沙沙声一样，就像计算机不加区别地处理噪音和有意义的信息一样，希腊字母表像记录柏拉图所言那般，忠实地记录那些在其自身的书写系统中不能区分柏拉图和普鲁托的人们口中发出的声音。这是在基特勒的伟大历史弧线中将希腊字母表与计算机联系起来的第一条线索。

3.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古希腊人发明了元音字母表。答案再一次显而易见：腓尼基语属于闪米特语系，而古希腊语则属于印欧语系。闪米特语系的语言以根辅音为基础，这使得它不需要特定的元音符号，而印欧语系的语言（尤其是古希腊语）则大量使用元音来表明意义的变化。一个没有元音的符号系统不能充分转化为有元音的符号系统。Κιρκη或喀耳刻，这位塞壬指控者的名字，可以被翻译成腓尼基语，但是她所居住的埃阿亚岛的名字却不能被翻译成腓尼基语。

然而，这样的解释强调的是约束条件而不是原因，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古希腊人被迫发明了元音字母表，但是它不能回答为什么古希腊人最先发明了元音字母表这个问题。根据基特勒有些抱怨口气的评价，对此存在着指向法律、经济、政治等世俗领域的“许多懒惰的（faule）解答”（Kittler，2006a：110；需要注意，德语faule 还意味着“腐烂的”）。大约公元前800年，古希腊人去海外探险，寻找殖民地，并与拥有自身书写系统的东方帝国开展广泛贸易。为什么不改编一种字母系统，并按照他们的贸易伙伴使用它的方式来使用呢？困难在于，“同那些近东地区的铭文不同，没有一种古希腊铭文的书写是关于贸易、政治或者法律等事务的，它们全部模仿《奥德赛》，谈论葡萄酒、女人和歌曲”（Kittler，2006b：55）。除了一些私人铭文、简短的献词以及淫秽的涂鸦外，其他所有保留下来的古希腊文书写残片都是六步格诗，它们中的大部分都直接来自《伊利亚特》或者《奥德赛》。古典学家巴瑞·鲍威尔^[12]（Barry Powell）在这个特别的问题上是基特勒所依赖的权威，他指出，早期使用字母的古希腊人“表现得仿佛他们仅仅知道怎么写六步格诗一样”（Powell，1991：184）。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抄写六步格诗——尤其是荷马笔下的六步格诗——恰恰正是新字母表最初被发明出来的用途。(www.xing528.com)

我们不能将希腊字母表的发明同早期六步格诗的抄写分离开来，我们也不能把对早期六步格诗的抄写同荷马分离开来。我们寻找非凡的原因为非凡的事件提供解释。荷马吟唱他的诗歌，而改编者将他的吟唱记录下来。从这个重大的事件中，诞生了古典希腊文明及其成就。但是没有成就能够超越荷马和让他的诗歌得以不朽的抄写员。（Powell，1991：237）

关于人们为了记录六步格诗而使用希腊字母表的看法，早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就被H.T.韦德盖瑞^[13]（H.T.Wade-Gery）提出过（Wade-Gery，1952：11-14），不过这依旧是一个有问题的解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就基特勒的情况而言，引发争议的不仅在于这样的解释在历史上是否可信，更在于基特勒会选择这个解释的深层原因。

4.然而，不管希腊字母表的起源问题有多么重要，最关键的还是它随后的再功能化（refunctionalization）。更确切地说，在它史无前例的功能性拓展过程中出现的代表语言元素的符号，后来又被作为数学乃至音乐符号使用。事情又一次看上去简单得令人疑惑：“我们专门称呼那些字母系统为字母表，它首先用有限数量的独立符号来表示一个语言中的所有声音，然后将这些符号按照一种顺序排列。”（Kittler，2006a：105）当这个序列被固定下来时，让一个特定的元素来指代它自己在这个序列中的数值位置就变得很容易。序数（ordinal）变成了基数（cardinal）：Alpha代表着元音a，但是当它被牢牢地铭记为alpha-beta-gamma-delta这个助记符序列中的第一个字母后，它就也可以用来表示1。以同样的方式，β等于2，γ等于3，如此类推。在引入字母表两三个世纪之后，数制（numerical system）看上去完成了制定。最开始的9个字母代表1到9，接下来的9个字母代表十位数，再接下来的9个字母代表百位数（由于希腊字母表里只有24个字母，人们不得不另外加入3个符号，以凑齐必需的27个数字符号）。将字母与数字相混合并不是什么问题。“每当读者遇到一个字母序列，且这个字母序列不像其他字母序列那样可以被转译为声音的序列，然后变成意义或者逻各斯（logox）时，它多半就会是一个百位数、十位数和个位数的混合，即一个数字”（Kittler，2006b：56）。最终，“自欧里庇得斯^[14]（Euripides）以来，古希腊人用他们字母表上的一个字母来指示（声调），而不是像我们一样用五线谱”（Kittler，2006b：56）。于是，同样的一个符号系统被用于字母、数字和声调，使其得以可能的是这个符号系统通过使用自己的序列拓展了自身的功能。“于是，在书写历史上，一系列符号第一次被应用于自身，它们被重新编码。”（Kittler 2006a：208）

后面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基特勒痴迷于希腊字母表从自我递归（self-recursive）的运作中获得多功能性的方式。通过利用它自己的特质，同一个系统可用来指代字母、数字和音乐。可以肯定的是，这在序列化字母转化为数字的情况下表现得尤其明显（以及有系统性），这也是为什么相比字母向声调的（相对不那么系统化的）功能转化，基特勒根本上还是对字母向数字的功能转化更感兴趣。然而，对基特勒而言，最有趣的是数字在什么时候被运用于音乐语境，更精确地说是：数字在什么时候被用来制造演奏里拉琴^[15]（lyre）时的音乐和声。在提及《音乐与数学》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家菲洛劳斯^[16]（Philolaus，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70—前385年）时，基特勒阐释道：

为了帮助歌唱者和乐师了解需要将里拉琴的琴弦缩短多少长度才能够发出四度和音而不是主音，菲洛劳斯仅仅写下了δ και γ：在标志着在4∶3比例的地方拨动琴弦！（Kittler，2006b：56）

基特勒的论证以这样的前提为基础，即里拉琴不应仅仅被视为一个简单的音乐工具或者乐器。它是“一个神奇的东西，能够将数学与感官的领域联系起来”（Kittler，2006b：56），因为它让感官（口头词句与歌声）和象征（一个多功能的自我递归符号系统，对什么地方拨动琴弦、怎样唱歌以及背诵什么提供了准确的指令）能够直接互相转译。你不是用一台里拉琴或者西塔拉琴来演奏一个诗篇、一首歌曲或者一场史诗进而展示其根本真理（更别提虚构的启蒙辩证法了），而是通过这个演出，观众们才能够理解符号、感官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是如何运作的。对基特勒而言，就像我们在最后的部分要看到的，古希腊的所有荣光都依赖于这个字母—数字递归的有意识的表演——这个递归通过仅有某些古希腊人才懂得的方式将符号、感官和性联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