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拉图斯特拉的打字机与德古拉的留声机：基特勒论媒介

读者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德古拉伯爵（Count Dracula）——斯托克笔下来自东欧偏僻森林地区的中世纪统治者，计划将英国也变成他的不死领地。为了实施这项“反向殖民”（Arata，1990）计划，德古拉伯爵学习了英语，研读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最爱的读物——维多利亚时期的经典名著，并将前来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n）出差的不幸的房地产经纪人乔纳森·哈克（Jonathan Harker）留了下来。并且，为了在踏入并控制英国领土之前招募可供自己随意驱使的奴仆，德古拉通过心灵感应术在一名叫伦菲尔德（Renfield）的男人身上施加了远程控制，让他不得不待在精神病院里疯狂地呼唤着“主人”的到来。通俗地说，伦菲尔德疯了。然而，什么是疯狂呢？或者，用更慎重的方式表述就是：在理性的时代，什么听上去是疯狂的呢？疯狂，是显而易见的对控制个人表达的无能为力，尤其是当失控的对象恰恰对你想表达的东西极为重要的时候。换句话说，疯狂，是关于“话语渠道条件的话语”（Kittler，1982：473）最具展现力的形态。显而易见的是，将此称为疯狂假定了这样的前提：即“话语被理解为个人的言语行为”（Kittler，1982：473），这样的言语行为由一个自治的主体负责，它绝不仅仅是一个附属于话语和媒介技术结构的说话机器，也不是表演腹语或口技用的木偶。因此，诊断和控制伦菲尔德失控行为的来源得耗费不少气力。

伦菲尔德的主治医生是杰克·苏厄德（Jack Seward），他的诊断实践同基特勒对斯托克小说的反复解读（参见Kittler，1997：50-84；1999：86-87）有着相当多的关联。苏厄德意识到，通过直截了当的理性分析是无法理解病人的疯狂症状的。相反，他自己的思维过程——更精确地说，是还没有进入意识的无意识过程——必须和伦菲尔德的思维进行匹配。通过某种方法，伦菲尔德的无意识会转移和映射到苏厄德的身上。沿着这个方法苏厄德就可以研究自己的无意识，然后在此基础上揭示困扰着伦菲尔德的东西。“他（伦菲尔德）的疯狂似乎存在着某种规律，我脑中最初的想法也在渐渐成熟。它很快就会是成型的观念了，那时，哦，无意识的活动！你必将给你的无意识作出清楚的界定！”（Stoker，1975：71）这听上去像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苏厄德医生手头恰好有合适的工具：一台留声机。确实，在小说《德古拉》中有很多留声机，这非常奇怪，因为爱迪生—贝尔电话公司开出的过高价格让英国人从来没有对留声机表示出太多的兴趣（Gelatt，1977：101）。苏厄德医生聆听病人说的话，然后奔到留声机旁记录下自己无保留的联想，后者一旦被转录并被有意识且审慎地检视时，就可能揭示伦菲尔德漫无边际的胡扯背后的东西。故事最终动用了两台留声机：一台是真实的，苏厄德医生用它来记录自己的联想；另一台则是苏厄德医生的无意识，它利用新型录音设备不加选择的接受能力记录下伦菲尔德的无意识。

基特勒对这个被技术便利化的双重多语症（double logorrhea）的解读既明确又富有创造性：苏厄德医生身体力行的，正是弗洛伊德根据他一位病人的意见而命名为谈话疗法的东西，但这种谈话疗法实际上只是操演了弗洛伊德仅仅通过隐喻的方式提及的东西。弗洛伊德指出，精神分析师面对病人毫无保留的谈话时需要打开自己的心灵（mind），从而在他自己的无意识和病人的无意识之间建立起直接的沟通——如果不是某种方式的沟通：

如果将其定为一个准则，即医生或精神分析师必须使自己的无意识像一个善于接纳的器官一样转向传递病人的无意识。他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病人，就像一个电话接收器被调整以适应传递（声音）的话筒一样。正如电话接收器在为声波设立的电话线中把声波转换成电信号一样，医生的无意识能够从（病人）向他传递的无意识的派生物中，重新构建支配病人的自由联想的那种无意识。（Freud，XII，1962：115-116）

基特勒读解这类语段的方式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弗洛伊德聆听病人说话的方式。就像是试图揭示病人在压抑什么，并将无意识和次语言的线索置于有意识的表达之上的精神分析师那般。基特勒则将弗洛伊德引介的东西当作隐喻与对比。精神分析不是像留声机和电话，它就是留声机，因为它接受并且推动了话语网络1900中人类被技术标准决定的新方式：

弗洛伊德的物质主义恰好仅在他那个时代的信息机器中才合乎逻辑。他没有再做关于精神的策源地的梦^[15]，而是描述了一种“精神装置”（弗洛伊德绝妙的选词），后者使得所有可能的传输和存储媒介得以生效。（Kittler，1997：134）

精神分析以留声机为前提。弗洛伊德（和苏厄德）的谈话治疗的关键在于，“所谓的人”并不掌握着语言。语言是可以被记录的数据流，而且，恰恰是语言可以被记录、转录以及审视的事实，表明了它是一条根据自身规则运行的数据流。不久以后它将会背叛而不是不断地服从说话者这一意识主体。于是，对无情感的机械声音录制技术的采用，构成了重新思考语言之根本性的主要促成因素，这一重估的核心是说话者和语言关系的逆转。我们并不是在说话，而是被说出来。我们都是被远程控制了的伦菲尔德，都是《大脑损伤》的歌唱者，我们不再能分辨内在和外在的声音。正如本章开头在对平克·弗洛伊德难题进行分析时所提及的，话语网络1900揭示了疯狂——不能制造作为个人言语行为的话语——才是世态的真相。“精神病人其实比他们的医生了解更多的东西。他们清楚地说出了疯狂是……一种技术的隐喻。”（Kittler，1982：472f）在亚瑟·查尔斯·克拉克^[16]（Arthur C.Clarke）的著名表述中，所有足够先进的技术都与魔法密不可分。对基特勒而言，所有足够先进的媒介技术都与疯狂密不可分——至少当我们相信自己对言语行为的掌控是理性的标志时。(www.xing528.com)

苏厄德医生从来没有真正发挥好他的小工具的潜能。他未能理解伦菲尔德在说什么，也未能从德古拉那里拯救出他的爱人露西·韦斯特拉（Lucy Westenra），导致这位女士成为德古拉的受害者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英国中产阶级女性。打败这位吸血鬼不仅仅要靠大蒜和谈话疗法，事实上，最终打败德古拉的是被完全动员起来的媒介体系，包括几台留声机、一台柯达照相机以及电话在现代文学中的首次客串出演，对英国邮政系统的大量使用、几个送信的男孩以及一个发端于克里米亚战争的跨大洲电报系统（参见Winthrop-Young，1994）。斯托克的小说确确实实是“关于技术媒介最终战胜旧欧洲吸血暴君的英雄史诗”（Kittler，1999：86）。德古拉对他自己身处的危险境地非常清楚，他一度毁坏了所有的手稿以及苏厄德的留声机圆筒，但他并不知晓在保险箱中还存有副本。吸血鬼在与机械复制的力量对抗时毫无胜算。

不过，最重要的工具还要属米娜·哈克（Mina Harker）的打字机，因为它可以忠实地转录日记、信件、日志以及唱片，所以对揭露德古拉的计划、行动以及藏身之处十分有用。对基特勒而言，米娜的文秘技能是斯托克小说中紧随苏厄德的留声机之谈话疗法后的最有意思的特色。米娜过去是一名校长助理，掌握速记法和打字技能，但是她不愿意以“新女性”的面貌将她抢手的媒介技能奉献于社会进步。与之相反，她表现为一位身处话语网络1800中的女性，乐于鼓舞他的未婚夫乔纳森，并且接收乔纳森从特兰西瓦尼亚寄来的信件。然而，为了调动必需的数据处理设备以打败德古拉——德古拉的蓄意收购可以被读解为只有通过信息商品的加速和整合才能克服的19世纪^[17]控制危机（Winthrop-Young，1994）——需要米娜的技能，于是米娜变成了“一个巨大信息网络中的核心中转站”（Kittler，1990：354）。米娜的职业生涯体现了身处话语网络1900中的女性的命运。话语网络1800中的性别闭环被打破了，之前作为缪斯和读者分别被限制在输入和输出位置的女性，成为话语生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职业层次上工作，就像在家庭的私人空间里米娜想专门为乔纳森工作那样，“记录下他想要说的东西……然后为了他在打字机上把这些东西打出来”（Stoker，1975：58）。

如果，正如威尔伯瑞（Wellbery）在简要总结中所说的那样，话语网络1800围绕着“母亲这个话语生产源头的话语生产”（Wellbery，1990：xxiii）而运转，那么对母亲/女性/自然的抹除就终结了诗人们和哲学家们探索和利用意义的保障。如果语言不再源自母亲之口，那么所有进入歌德笔下流浪者耳朵的——啁啾声、呢喃声、风吹声、树摇声——都不过只是噪声，仅此而已。语言不再是一个同质的透明媒介，它包含什么信息不再取决于那些总是已经富含意义的构成附件（那些“最小能指”），而成为统计上可计算的对无意义元素的编排造成的效果。女性不再是母亲，也不再是意义的生产者，充其量只是暂时有意义的噪声的录制者和编排者。

打字机在这里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它体现了话语网络1900两个紧密关联的重要特征——“分离”与“隔断”，这超过了所有其他19世纪的技术革新。这两个特征恰巧是“转换”与“连续”这两个话语网络1800的重要特征的反义词。正如在霍夫曼的《金壶》中关于写作课的文字所提及的那样，不可分割的主体自我（subject self）与连续不断的书写紧密相关。现在，墨水的流动与手、笔、纸之间的直接关联，被一个将手与文稿分离的机器机械化生产出来的标准且小巧的字母符号代替了。海德格尔是最先高度关注这个现象的哲学家之一。通过对德语中“手”（Hand）和“行动”（handeln）之间的紧密关联的论述——在英语短语“处理事情”（to handle matters）中依然有所体现——海德格尔将手描述为“人类的根本特性”，因为“人类通过手（Hand）的行动建立起与事物的联系（handelt）”^[18]。海德格尔的结论是：“当书写从它本质的起源中分离出来时，比如与手分离然后转移到机器上时，人与存在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Heidegger，1992：80）在海德格尔看来，数据处理技术的引进恰好是“存在的历史”（Seinsgeschichte）中的断裂。这样的想法在下面讲述古希腊的第四章中将以报复性的形式回归。在这里我们想说的只是海德格尔关于打字机的令人困惑的题外话，必须在存在已久的关于书写的哲学阐述背景中加以审视。

然而，海德格尔并不是第一个思考打字机的哲学家。这项殊荣恐怕要归于尼采——第一个事实上使用了打字机的哲学家。受到近视的困扰，尼采订购了一台丹麦品牌马林·汉森（Malling Hansen）的“写作球”（writing ball）——一个看上去类似于立方体刺猬的、长着尖刺的奇妙装置。在机器运行良好的那段很短的时间内，尼采成功地用它打出了一些书信和诗歌。针对一位朋友关于这台打字机是否对他的写作风格产生影响的询问，尼采使用了一个包含了自伊尼斯和麦克卢汉以来绝大多数现代媒介理论的表述作为回复：“我们的写作工具也对我们的思想起作用（Unser Schreibzeug arbeitet mit an unseren Gedanken）。”（Nietzsche，引自Kittler，1999：200）在一个详细的解读中，基特勒试图展示打字机的机制是如何在尼采的系谱学分析中重现的。根据尼采的看法，人类拥有知识、言语和美德这些与生俱来的才能并非因为幸运，他们只不过是会走路和说话的记忆机器罢了。埋首于存在机械故障的写作球前，这位在生理上有缺陷的哲学家开始意识到，人类的地位改变了：“从写作的代理人转换成了一个标记表面（inscription surface）。”（Kittler，1999：210）不过，最终还是尼采的命运而非他的思想成为话语网络1900的典范。

在《话语网络1800/1900》的开头，基特勒解读了德国文学中最著名的阅读场景。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出场时，正在做一个翻译练习（如果他现在还这样做这个练习，一定会被任何一位古希腊文初学者赶出课堂）：《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太初有道（Word）”，被歪解成“太初有行动（Act）”。这不是翻译，这是诠释学——一种威严的、自我吹嘘的诠释学傲慢，即让所有的创造物都从属于意义的体制，将世界变成了有灵感的男性主体的语义学游乐场。在另一端依然是尼采——不是那个我们熟知的对女性、基督教和道德作出了可怕评判的尼采，也不是那个有着令人生畏的小胡子的尼采，而是在生命的最后年头里疯疯癫癫的尼采，“口齿不清地大喊大叫着”，不假思索地用简单的“写作练习”填满笔记本，以及“只要有铅笔就会感到满足和愉悦”（Kittler，1990：182）的看上去晚景悲惨的尼采。这正是位于话语网络1900核心的诠释学的归零点（ground zero）：没有精神，没有灵魂，也没有确定的意义，只有一个全然脆弱的、赤裸裸的主体，一些全然无意识的、中立的媒介技术，以及在它们之间的噪音交流（只有集中的幻觉才能产生深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