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网络1900中的媒介技术：基特勒论媒介成果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基特勒开始将视线完全聚焦于媒介。在今天看来，他从话语分析到“Medienwissenschaft”（“媒介研究”，字面上更准确的翻译是“媒介科学”）的转向是合乎逻辑和必然发生的。为了给福柯的知识型机制（epistemic regimes）和拉康的精神标记（psychic inscription）提供坚实的历史落脚点，基特勒详实地分析了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传播的物质性特征。在时间上再向前一步，来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新型模拟录制和存储技术挑战了古腾堡星系中用手书写和印刷复制技术的统治地位，基特勒也对这些新技术做了类似的聚焦式研究。然而，这不仅仅是从话语网络1800中的古腾堡式书写实践到话语网络1900中的爱迪生式媒介的发展，更是对一个基本事实的认识，即前者曾经同样且始终是媒介技术。在基特勒看来，这是福柯未能意识到的。福柯在巴黎、华沙和乌普萨拉的图书馆中寻找文献时，“恰恰忘记了”这样的事实：“即使书写本身，在没有进入图书馆之前，也是一种传播媒介。”（Kittler，1999：5）在福柯的整个学术生涯中，他始终是一位档案和图书馆的思考者而非技术的思考者，虽然福柯对话语机制和效果的检视令人钦佩，但是他却回避了话语网络转变为由现代存储和录制技术主导时会发生什么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其他媒介进入图书馆的书库之前，他所有的分析都已即刻瓦解。话语分析并不能适用于声音档案或者成堆的电影胶片。”（Kittler，1999：5）简言之，基特勒对福柯的观点进行了技术化的处理和推进。就像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学说所做的那样，基特勒为福柯的话语分析增加了媒介技术这一基础。

不过，就像歌德的《流浪者之夜歌》和平克·弗洛伊德的《大脑损伤》之间的比较所表明的那样，写作可能是一种“传播媒介”，但是它与照相机或者留声机的运作方式是不同的。为了强调它们的区别，基特勒冒着同义反复的风险，将后者称为“技术媒介”（technische Medien）。那么，它们之间关键的区别是什么呢？写作依赖一个象征网格来运作，这个网格要求所有的数据都“穿过能指的瓶颈”（Kittler，1999：4），而留声机、摄影术和电影^[8]这些模拟媒介处理的是实在的物理效应。歌德诗歌中的树木与鸟儿是和真实的事物有着相当距离的字符，而树木的照片和鸟鸣的录音则预设了——至少在前数字时代——树木和鸟儿在某个时刻就在旁边。在这样的语境下，基特勒引用了电影理论家鲁道夫·阿恩海姆^[9]（Rudolf Arnheim）关于媒介复制的观点：“它们不仅仅要与原物类似，还要确保这种相似性达到仿佛照片中的事物是原物机械化产物的效果——就好像现实中的事物在光源下将自己的图像直接印刻到胶片上一样。”（Kittler，1999：11-12）艺术让位于媒介，美学风格则被技术标准所替代。

这个区分非常清晰易懂，即便是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语言文学家也能理解。然而，关于其引发的后果，则出现了一些问题和争论：如果18世纪传播的物质性确实作为手段参与到诸如灵魂、主体以及国家这些重要的文化实体的建构之中，那么话语网络1800中被诠释学美化的写作技术被话语网络1900中的模拟媒介所取代，一定会在最基础的层面上对文化施加影响。在爱迪生时代，灵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此，《话语网络》第二部分有一段篇幅很长且晦涩难懂的叙述，更加易懂的阐述则可以在《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中找到——这本书被基特勒描述为“写给孩子的《话语网络》”（Kittler and Weinberger，2009：100）。为了把握媒介转换的影响，最好是将其关键组成部分选择并分离出来，然后做简化处理。

基特勒将19世纪模拟媒介的发展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创新，以及对人类认知和感知研究上的同步进展联系起来。心理物理学研究和媒介技术进步之间关系的确切性质并不十分清楚，这种关系看上去是大脑数据处理和技术数据处理之间不断互相模仿的过程中的一种反馈。就像基特勒指出的那样，这种转变发生在19世纪中叶，如我们所料，在基特勒的语境里，这种转变的最初发生与战争以及毁坏相关联：

自然，最无情的实验者，通过中风以及头部中弹带来的损伤，使人脑的某些区域彻底瘫痪。研究（自1859年索尔福利诺战役之后）仅仅被要求用来测量它导致的阻碍，进而在解剖学上更精确地区分言说中不同的子规则。感觉性失语症（听取信息时）、失读症（阅读过程中）、表达性失语症（讲话过程中）、失写症（书写过程中）非常清晰地展现出大脑的运作机制。（Kittler，1999：189）

怎么把“中弹带来的损伤”归于“自然”，这恐怕不在基特勒的解释能力之内，但基本的论点是明确的：残疾或者损坏的头脑将认知子程式隔离出来并予以强调。从方法上看，这并不是个全新的主意，最早为其提供科学依据的是法国生理学家克劳德·伯纳德^[10]（Claude Bernard，1813—1878），不无巧合的是，这位生理学家对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同样重要。作为实验医学的奠基人，伯纳德提倡探索性解剖对诊断工作的好处是：取出肝或者脾，然后观察并测量这会导致的生理变化，这样便可确定被取出的器官的功能。对于基特勒而言，这种通过机能障碍确定功能的做法，同样适用于认知的运作：“失明与失聪，正如它们对言说或者书写造成的影响，会产生其他情况下难以达到的效果，即在人这一信息机器上生成信息。”（Kittler，1999：189）用更酷炫的基特勒式语言来说，就是“残疾和智力障碍人士仿佛尸体一般躺在通向今天的技术道路上”（Kittler，2010：120）。(www.xing528.com)

二者的区别在于，肝、脾以及肾脏被视为分离的器官，而说话、写作、聆听或者阅读在传统上则被归入诸如精神（Geist）或者意识（Bewusstsein）之类更宏大的主题。在这里，基特勒对断裂的强调再次显露出来。正如前面的章节所描述的，话语网络1800最根本的精神技术之一是书写单位与声音和视觉符号之间流畅的、毫不费力的互相转换。正是因为听、说、读、写之间界限的系统性模糊，使得语言被建构成了一种同质化的元媒介（alpha-medium），能够将自然和文化编织在连贯的意义之中，这点受到许多作家和哲学家的不断探索和开拓。这种数据处理技术的融合带来的最终结果是一个掌握语言的主体，因为主体看上去完全掌握了语言被生产、记录和传播的不同方式，因而所有的东西都无缝融合在一起。这种连贯性被常与贝尔、爱迪生这样的开拓者和工匠联系在一起的媒介技术转变摧毁了。这种转变的本质是数据流的技术性分化（techn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of data streams），以及随之产生的存储和处理实时数据（store and manipulate real-time data）的能力。新的摄影和留声机媒介为视觉及听觉数据提供了自身的存储和传播渠道，这些渠道不再依赖象征的媒介作用（symbolic mediation）。一直以来，由熟悉字母排序的读者经过训练的头脑才能想象出的景象与声音，现在直接被展现给眼睛和耳朵。另外，随着打字机的产生，写作本身也被机械化了——这种机械化将双手与写作界面分隔开来，用分离的、标准化排版的字母替代了纸张上墨水绵延不断的流动（这对黑格尔和林德霍斯特来说十分重要）。

这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比如，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学地位的下降。文学在话语网络1800中享有的地位依赖于它积极地表现、维持和利用被归于语言的根本解释学特征。霍夫曼的《金壶》——这则倾囊相告了话语网络1800的故事——充满了炼金术般的参考资料和叙述，而阅读已成为一种思想的炼金术：它将铅字转化成想象的黄金，也将符号转化成景象与声音。阅读是对情操的培养和陶冶，是将文化和自然的根本秩序内化，也是穿越存在的广阔区域对意义帝国的拓展。阅读是要将无意义的噪音从无所不在的意义中驱逐出去的实践，而这些都因为新模拟媒介的到来改变了。基特勒认为，文学不可避免地被贬低，失去了它的文化重要性。当声音与视觉数据可以直接被录制、存储和传送，而不需要诉诸象征的媒介作用时，又何必用词语来模拟它们呢？当新技术可以存储和处理实时数据流时，又何必用语言笨拙地来表达时间呢？用哈姆雷特的话来说，留声机和摄影存储设备非常清楚地表明太阳底下的所有文本不过是“词语，词语，词语”。在这样前景黯淡的中间条件下，作家们面临两种选择：要么隐入（后）现代主义文章的神秘领域，要么毕恭毕敬地展开对新技术的模仿。换句话说，他们要么成为詹姆斯·乔伊斯^[11]（James Joyce），要么成为迈克尔·克莱顿^[12]（Michael Crichton）；要么创作《芬尼根的守灵夜》（Finnegan’s Wake）那种自我反思、自我封闭、无法被拍成电影的文字艺术，要么创作《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那种追求成为剧本的文本。在机械复制和数字复制的时代，文学的命运要么是媒介内部的自我封闭，要么是媒介之间的顺应服从。

毫无疑问，这样的诊断既粗糙又简略。基特勒既没有兴趣了解19世纪的小说是如何努力适应正在兴起的技术媒介的，也没有兴趣考量20世纪的叙事散文应对模拟和数字技术的灵活方式（更详细的分析参见：Wutz，2009）。不过，关于基特勒对现代文学的简化意见的合乎情理的批评，往往遗漏了一个关键点——这个关键点对基特勒作为“后结构主义的”媒介理论家的惯常标签提出了疑问。如果模拟媒介的影响与它们能存储和传播声音以及视觉数据（这些数据以前只能通过象征的方式在写作中被编码）的事实相关，这是否意味着前后两种媒介并无关联？但如果二者确实有关联的话，这样的媒介转换是否真的是让所有关于延续性的讨论都行不通的关键断裂之一呢？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中有过这样的著名阐释：“每种艺术形式都呈现出一些关键阶段，在这些阶段中，一个艺术形式会努力追求一种只有技术标准发生变化后才能完全产生的效果。”（Benjamin，1969：237）的确，话语网络1800中的阅读实践创造了一种对媒介体验的需求，而只有后印刷技术能够满足这种需求。阅读在诠释学层面上所提供的教化为它的替代品提供了基础。

在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基特勒和关于他作为“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家这个不容置疑的标签逐渐拉开了距离。一方面，他向媒介研究的转向印证了他对断裂的强调，这一强调既具纲领性又引发了争议。福柯认为，知识型的改变既无规律^[13]也无原因，基特勒则断言这种改变与媒介的转变（至少是转变的媒介实践）有关。留声机、电影和打字机结束了话语网络1800，开创了话语网络1900。歌德的时代没有模拟媒介（如果有的话那个时代将有很大不同），因此在模拟媒介时代没有歌德之类的人物。另一方面，基特勒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他坚信完美的媒介概念。新媒介并不是像流星或者来自外星的变形金刚一样，毫无预示地从天而降。但鉴于他反对用社会语境、经济规则或者单个/多个主体的愿望来理解技术创新时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反社会学、反经济学、反人本主义的偏向，对他而言，唯一剩下的解释方式就是认定一个由内在动力所驱动的、自发的媒介技术演化。关于古腾堡的活字印刷，基特勒写道，它“生产出了取代它的技术——从摄影术到计算机——从一开始就为它们提供了可能。它是一个让其他媒介获得自由的独特媒介”（Kittler，2010：67）。媒介会对其他媒介产生反应，“它们按照逐渐升级的策略性应答节奏相互跟随”（Kittler，1997：121）。人类充其量不过是一路陪伴而已。更确切地说，在媒介不需要人类参与其中即可进行交流与进化之前，人类是使这一进程得以维持的节点与运算符。然而，这种观点与其说有点像技术化的福柯，倒不如说更像升级版的黑格尔。这是一个隐藏的宏大叙事，我们在后文还将对此做进一步讨论。

回到话语网络1900中被侵蚀的文化产物上：文学可能是重要的，但针对语言问题它的重要性下降了。在新媒介技术条件下，语言发生了什么变化？考虑到话语网络1800中恭顺的语言和有控制力的主体的共谋，语言正在改变的地位是如何改变了“所谓的人”？在这里，我们进入了基特勒的分析中最才华横溢和发人深省的部分。又一次，一个文学文本构成了一个有用的秘密入口。如同《金壶》对理解话语网络1800的作用一样，这个文本对理解话语网络1900同样有用。不幸的是，这个文本太过出名，以致很少有人愿意再进一步阅读它：这个文本就是布莱姆·斯托克^[14]（Bram Stoker）的《德古拉》（Dracu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