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女之吻：官僚精神中孕育的文学与哲学

基特勒将话语网络定义为“技术与机构的网络，它让一个特定文化得以选择、存储与处理相关数据”（Kittler，1990：369）。一个文化构成了一个巨型的信息机器，根据数据输入、处理量和输出的联结方式，生产出关于机器为什么要这样运作以及应该怎么运作的观念。最持久稳固的观念之一就是宣称文化总是以某种方法与人的重要性联结在一起。文化能够显示出人性的本质，充当人类理想的先兆，或预示“人”是什么、能够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至少，文化表达了号称是人类独有的天赋，即超越物件和人工产品的基本外表或使用价值来认识、提供和处理它们意义所在的天赋。没什么比话语网络1800中产生的文化更坚持这样的人本主义信念了。当然，它不仅仅是作为歌德诗歌中再创作的以及正在变化中的语言习得实践的结果而产生的。从写作课程的革新，到新近获得重要性的哲学和美学等学科的诠释学实践，再到为动员和安置现代的、自我反思和指导性的主体作为公民为民族国家的生成而服务这一目的而设计的公共部门改革，这些都不过是一个相互连接的文化技艺网络的一部分。然而，占据这个网络核心的，是那些涉及语言口头表述、写作和阅读的文化技艺。

不夸张地说，对此进行分析并不容易。基特勒谦虚地将自己的《话语网络1800/1900》评价为“一本该死的学术书”（Kittler and Weinberger，2009：94）。对德国文学的了解需要达到研究生水平，才能读懂该书前半部分内容（这部分对话语网络1800做了细致分析）。我们可以略去这部分的许多内容，因为它对于媒介和传播专业的学生而言意义并不大。不过，为了选出一些重要的方面，利用一下文学的捷径将大有帮助。基特勒本人也支持这样的策略，他在自己的分析之中加入了对E.T.A.霍夫曼^[3]（E.T.A.Hoffmann）的著名童话《金壶》（The Golden Pot）的解读（Hoffmann，1990：77-108）。基特勒声称，霍夫曼对这则童话的阐释“比其他许多人要好”（Kittler and Weinberger，2009：94）。确实，我们也建议试图理解《话语网络1800/1900》的读者，不妨在理解基特勒的论述前欣赏一下霍夫曼的童话。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英俊却容易闯祸的大学生安泽穆斯（Anselmus）。他撞翻了一个愤怒的巫婆的一篮子苹果，赔光了他本就为数不多的钱，然后独自来到易北河岸边的一棵老树下哀叹自己的命运。要不是那么笨拙，安泽穆斯也许会成功谋得一个行政职位，说不定还会升职为枢密院官员。换句话说，要是安泽穆斯能够不再将墨水漏在纸上、错过与别人的约定或者在人行道上摔倒的话，他说不定可以成为一名高级普鲁士公务员。但安泽慕斯现在却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经历。他的自言自语

被异常的窸窸窣窣声打断，这声音最先从他旁边的草丛中传来，但是不久便转到了他头顶上老树的枝叶之中。它最初像是晚间的微风在吹动树叶，然而不久后又仿佛是小鸟儿在枝头吱吱地叫着，并将它们的翅膀淘气地来回扑打。然后一阵窃窃私语和含糊不清的声音出现了，仿佛花朵里传来了小铃铛的声音。安泽穆斯听着听着，然后，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窃窃私语和叮铃铃声变成了不太完全的人的语言：

“钻过去，钻进去，在树枝间，在花丛里，我们旋转、旋转、旋转！小妹妹，小妹妹，趁着朦胧的暮色飞吧——快呀，快呀，来来回回。夕阳金光闪闪，晚风发出飒飒声，露珠在滴答，花朵在歌唱，我们也同树枝和花朵一起欢唱。星星很快将会闪耀——我们必须下降了。小妹妹，钻过去，钻进去，让我们在树枝间、花丛中旋转、旋转、旋转！”（Hoffmann，1969：63-64）

三条金绿色的蛇出现了，其中有一条用她“充满魅力的蓝色眼睛”带着“无法言说的渴慕之情”盯着安泽穆斯，让他立即就陷入了爱河。老树、风和阳光都开始和他说话，告诉他正是因为他新得到的这奇妙感觉让他能够理解它们的话。爱已经将树荫、微风和阳光都变成了能够理解的语言。突然，一个父亲般的男性声音命令蛇回家了，留下安泽慕斯一个人紧紧抱着那棵老树，苦苦思恋着他那消失的爱慕对象——小金蛇，这让路过的行人感到特别奇怪。

上面谈到的多情的小蛇是有着有趣家世的塞佩蒂娜（Serpentina）。她父亲的身份之一是深受尊敬却有些性情古怪的旧手稿管理者——皇家档案馆馆长林德霍斯特（Lindhorst），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强大的“幽灵王子”——被亚特兰蒂斯帝国驱逐出来的一只神奇的火蝾螈。他只有将三个女儿嫁给拥有“孩童般的诗意特质的”（Hoffmann，1969：111）男性才能获得解脱。安泽慕斯在本质上有着诗人的特质，符合这个条件。为了测试他未来的女婿是否值得托付，林德霍斯特（他的名字大致可以被翻译为“龙之巢穴”，确实和他爬行类的身份十分相符）雇佣安泽慕斯抄写旧手稿，包括一份阿拉伯语手稿，然后是更神秘的、来自号称“《薄伽梵歌》（Bhagavad-Gita）专家”（Hoffmann，1969：105）的“奇异人物”的羊皮纸文稿。虽然受过书写训练，但笨手笨脚的安泽慕斯还是差点完不成任务，幸运的是塞佩蒂娜这次以人形出现，她的爱抚和鼓励帮助着安泽慕斯渡过难关。直到安泽慕斯被林德霍斯特的敌人影响，开始怀疑雇主的神奇身份以及塞佩蒂娜的存在时，那些奇怪的字迹才变得难以辨认，以至于无法被抄写。它们“繁杂古怪、纵横交错的笔画”看上去像是“一面布满彩色纹理的大理石板或者一块青苔斑斑的石头”（Hoffmann，1969：119）。不过到故事的最后——经过了霍夫曼对神奇的滑稽戏剧和俗套的闹剧标志性的混合之后——爱情战胜了一切，安泽慕斯和塞佩蒂娜隐退到亚特兰蒂斯享受美满的婚姻生活。他们的精神境界被林德霍斯特描述为“生活中的诗歌，在诗歌面前，存在于万物之间的神圣和谐被揭示为最深邃的自然秘密”（Hoffmann，1969：136）。

易北河岸旁的开场故事描绘了一种与歌德笔下疲倦的流浪者类似的经历。窸窸窣窣声转化成了窃窃私语和含糊不清的声音，后者又奇妙地转化成了“不太完全的人的语言”。反过来，蛇的歌声产生于有节奏的拟声词，后者将蛇扭动的动作描述为精心制作的诗化语言。霍夫曼的童话将歌德的诗歌中未被考古学分析发掘的东西变得很清楚了：正是女性、爱或者自然的声音——这些在话语网络1800中基本是同义的概念（Kittler，1990：73）——让噪音顺畅地转变为声音，然后再转变为人的言语。爱让树木和爬行动物用人的语言说话，对写作而言同样是如此。要是没有塞佩蒂娜的话，安泽慕斯要面对的要么是无意义的自然现象（布满彩色纹理的大理石板或者青苔斑斑的石头），要么是同样难以辨识的古怪书稿（阿拉伯语）。然而，受到爱情的鼓舞，安泽慕斯不仅能够毫不费力地抄写林德霍斯特的神秘手稿，而且能够听懂和理解他所抄写的内容。当抄写关于林德霍斯特的过往事迹和被放逐的奇妙经历时，安泽慕斯抄写的都是他听到的塞佩蒂娜说出来的话。

再一次，从自然到文化的无缝衔接被确立了。同样是再一次，基特勒将这一衔接与语言教育的改变联系起来——如新的语言习得练习教导孩子们将所指合并为言语，又如新的写作课教导孩子们将基本的笔画（垂直线、半圆、半椭圆）融合成可以被“自然地”理解和听到的字母以及言语。这恰恰是霍夫曼的故事中发生的事情。《金壶》中的写作场景“将一项简单的学校计划付诸实施”（Kittler，1990：97），它们显示我们阅读和写作的东西总是已经被听到和看到的方式。不管是由鹅毛笔还是由舌头控制，无意义的组成元素被组合在一起，成为有意义的单位。被这些文化技艺所标记的人类将会相信，没有什么是无意义的，因为所有东西总是已经位于意义的开端。除了保证恒定的语意丰盈性之外，基特勒所描述的新型教育学方法最重要的后果就是现代主体的出现：(www.xing528.com)

用大写字母书写的任何人都不是一个个体（原文如此）……歌德时代创造出的伟大的超自然实体——文化知识、自传、世界历史——可以被视为一个连续和有机的流动，仅仅是因为它们是由流动的、草写体书写所支持的……发展出与众不同的书写笔迹意味着让个体得以产生。（Kittler，1990：83-84）

以上引文中的副词“仅仅”是经典的基特勒式表达（在最后一章中会出现更多次）。然而我们需要注意，基特勒在这里——仅仅或不仅仅——用最庄重的方式改述了哲学家黑格尔曾经的分析：

因此，如果我们首先把个体的特殊本性以及与生俱来的和通过后天培养及教育获得的特性当成它的内在，视之为其行为和命运的本质，那么这种内在本质，首先就以个体自身的口、手、声音、书写笔迹以及其他器官与它们固定形态的特征作为现象和外在性。从那之后，它才开始进一步通过外在表达自己，以它在世界中的真实存在作为自己的外在性。（Hegel，1977：189-190）

基特勒的分析通过对黑格尔观点的倒置更新了后者。书写笔迹不再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个体内在的外在现象，相反，正是通过对“口、手、声音、书写笔迹”的训练，内在的本质才得以产生。总而言之，主体、灵魂和精神（Geist）的崛起，所有象征福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主体的不可言说的特质，都和传播物质性发生的变化有关联。字母在哪里，这些主体就在哪里。

在话语网络1800的封闭回路之内，现代的男性个体从女性（可以是实验意义上的母亲，也可以是任何一位恋爱中的塞佩蒂娜）那里接收语言。但自然或者女性并无法清楚地说话，所以必须由男性主体，如他们的父亲或是林德霍斯特那样父亲般的权威人物来教授写作，从而将女性或者自然的话语转化为诗歌与文学。首先，这个产品反过来会被许多女性读者阅读，她们因此将学会如何说话，而后能够教授语言。其次，这个产品会被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阅读，这些哲学家依赖于浸透在体系中的意义之充盈的保障，将为那些从新的教育和文学实践中产生的主体提供形而上学层面的合理化和正当化。话语网络1800正是建立在“从自然到书本，再返回自然的无止境的来回穿梭”（Kittler，1990：91）的基础之上。

关于这些说话、写作和阅读的回路无疑有一些机制性的东西在起作用，基特勒自己确实将话语网络1800以及他对话语网络1800的分析视为一个巨型的信息机器：

从根本上说，我将1800年前后的母亲、诗歌和哲学的历史线性化了：母亲生产出大量的词汇，然后文学接手过来，将它们变成了作品，接着哲学将生产出来的所有成果重新读解为理论。我将所有这一切形象化为一个电路配置图，这幅图解释了为什么诸如“反馈”这样的技术隐喻会突然出现。但它应该不仅是隐喻的问题。我希望用这样的方式组织整个文本结构。因此我真正注意到的是，母亲作为输入信息（input）进入诗歌的渠道，然后在另外一头出来时被哲学的存储媒介所收集到。这就是概念。从一开始，这本书就被设计为一台机器。（Kittler and Banz，1996：45）

这恰恰展示了话语网络的内涵：一整套大型的、具有历史偶发性的信息机器，其中有一台机器因为塑造了由那些熟悉诠释学所需技能的现代主体组成的新型核心家庭这一类文化实体，而变得格外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