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特勒论媒介：福柯与法国的联结

让我们暂时后退一步。在这个对《流浪者之夜歌》的解读之下，是两个有着大范围影响的假定，它们将继续充当基特勒大部分学术生涯中作品的导引：说话主体的去权化（disempowerment）以及言语秩序的断裂。

1.基特勒的第一个假定是，我们不是我们语言的主人。语言在我们之前就存在了，我们在它的包围中成长，我们进入语言之中，语言成为我们的主宰——不管“我们”是什么，之前它总是被语言所设定、切割或是识别。语言提供了通常被认为先于它的基本区分。正是通过语言的延迟结构（deferring structure）——一个词语指称着某样东西，于是它既与这件东西隔开了距离，又让人们联想到它——我们才能够理解延迟、替换和欲求的基本机制。正是通过语言，我们才能够获得作为分离之存在的身份认同感——当其他人称呼“你”的时候，立即出现的“我”是什么？与其认为我们在说语言，倒不如认为语言也在说着我们。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表达或许就是：语言使我们屈服。作为所谓的语言的主人，人在语言上遭到去权化，这一点在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中就有提及。在改写弗洛伊德学说（同时宣称把弗洛伊德真正要表明的意思讲清楚）时，拉康提出，潜意识就像语言一样是有组织的，因为它的出现直接与沉浸在语言符号结构中的主体相关。

2.基特勒的第二个假定是，历史受制于深刻的文化断裂。所谓的话语网络1800（差不多是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中期）全然不同于它之前的所谓“学者共和国”。同样，它与话语网络1900之间也因为同样重大的停顿而彼此割裂，后者在19世纪下半叶伴随着新型模拟媒介技术来临。这些断裂是如此深刻，以至于阻碍了正常的文化延续性。没有传统、没有可识别的文化轨迹、没有线索，也没有宏大叙事（不管是关于进步和解放还是关于堕落和衰退）贯穿这些断裂。如果说关于主体从属于语言象征之网的假定来自拉康，那么这个戏剧化的关于停顿的历史则与福柯不无关联，更确切地说，是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致力于话语分析和“知识考古”的福柯（考虑到福柯在不同的时间里全然不同）不无关联。在他“最优雅的一本书”（Kittler，2003a：38）《词与物》（The Order of Things）中，福柯描述了一系列的时期，每个时期都被一种知识型所规制，知识型“界定了所有知识可能的条件，不管是通过理论表述的，还是默默地应用在实践之中的”（Foucault，1994：168）。研究重点不是不同的信仰体系，而是潜在的知识秩序的规则。一旦基本的话语秩序改变了，最珍贵的线索或历史永恒的支柱都会分崩离析。“从文艺复兴到今天，欧洲理性（ratio）几乎未曾间断地发展”，福柯评论道，不过“只是表面现象，在考古学的层面上我们看到，实证体系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以一种大规模的方式被改变了”（Foucault，1994：xxii）。基特勒承接了这样的断裂主义观点：“言说的历史进程并非是连续的，因此也并不能构成观念的历史。”（Kittler，1990：177）不如说，它们构成了——这里要提前使用最后一章的内容——海德格尔所称的“存在的历史”（Seinsgeschichte），即一系列人类理解存在的根本不同的方式。

基特勒式转变的独特之处在于对以上两个假定进行了融合。福柯被拉康化，拉康则被福柯化。借助于拉康，福柯的话语分析或是考古学有了精神分析的延伸，能够展示话语体制（discursive regimes）是如何通过诸如在新家庭秩序中标记（inscribing）主体位置的方式塑造无意识的。借助于福柯，拉康原本非历史的分析被历史化了，进而能够展示出精神标记过程随着时间流转而经历的根本改变。福柯的知识型不再仅与知识的形成有关，还关涉人类心智或是精神的形成。通过挖掘其不同的历史事例，拉康的论述变得更加具体了。“通过拉康的渲染，话语这个词不再指关于扩展的言语的语言学上的抽象概念，而是指由教育机构，复制、存储和传输的技术手段以及可用的诠释学策略等塑造的语言存在的真实方式。”（Wellbery，1990：xxi）由此带来的是去权化和非连续性：人们被先于自身的话语机制塑造和标记，但是伴随着时间流逝，话语机制也经历了根本的转变，因此必须要盲目到一定程度才能将它们塑造成为连贯一致的宏大叙事。

这个与法国的联结更刺激的方面产生于两个可耻的特征（更确切地说在20世纪60年代是可耻的）。首先，当福柯细致地解析不同的知识型时，他既没有解释它们为何产生，也没有解释它们是如何维持自身的。他不仅草率地忽略了位于现代历史中心的关键角色（超拔的主体、中产阶级、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的传播、社会的完善化、民族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常见角色），同时也承认，将任何特定时代的理论、意识形态或是美学产物放回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作出充分的解释是不可能的：

归属于某个社会团体虽然能说明诸如此类的人选择了这个思想系统，而非另一个思想系统，但是这个使思考变得可能的条件并不在于这个团体的存在。我们必须仔细区分研究的两个形式和两个层面。第一个是研究诸多见解……第二个并不考虑有关的人物和他们的历史，而在于确立一种条件，即从这样的条件出发，我们就有可能思考……知识……第一种分析属于老生常谈。考古学只能承认和实践第二种分析。（Foucault，1994：200）

第一个可耻的事实与其说和福柯的声称（知识型之间的差异太大使得关于知识连续性或者进步的讨论都不可能）有关，倒不如说和另一个事实有关：他居然丝毫没有提及社会上在发生什么就强调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大规模转型（事实上，他把1795年作为特别重要的一年挑出来）。徒有冒失的勇气，福柯却不敢谈及法国大革命。基特勒继承了福柯的断裂主义观点，也继承了他对社会或者环境解释颇具挑衅意味的嘲讽。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早期法国的福柯，还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德国的基特勒，都同时将矛头对准了左派和右派。他们拒绝参照任何一种文化连续性和传统价值，并以此来批判右派，更不用说他们对在更保守的学者中流行的诠释学知识基础的蔑视了。他们以同样粗野的方式拒绝参照任何一种社会结构和经济背景，并以此来批判左派，也更不用说他们对左翼学者中流行的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以及革命性的启蒙运动的蔑视了。对福柯和基特勒而言，从一开始左派和右派就没有多大区别，这让同时面对左右两派的双线作战变得容易了些。当然，在政治光谱的两端都有例外，但根据后结构主义的分析，绝大多数的路径依旧痴迷于文化连续性的观念。这样的观念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植根于将人视为永恒价值的容器中，抑或是当作历史性的有待完全实现的主体的构想。简而言之，福柯和基特勒都把这样的信念当成批判对象，即以前、现在和未来都存在着某样叫“人”的东西。

下面是第二个可耻的事实：出现于考古学分析中的非常明确的反人本主义。分析指出作为主体的人是一种话语建构，它作为现代知识配置的结果，最初产生于18世纪晚期。大量的科学成果产生了，它们将人放在所有知识探索的最中心。然而，人“并不是已向人类知识提出的最古老或是最恒常的问题”，福柯提醒读者，“人是最近日期的一项发明”（Foucault，1994：386）。作为主体的人不仅年轻，而且正濒临终结。正如福柯在尼采发出“上帝已死”之宣称（这和福柯的想法关系颇为密切）后对文化理论所做出的最声名狼藉的预言中指出的：

如果那些部署会像它们出现时那样消失，如果通过某个我们至多能预感其可能性却暂时不知其形式以及它的前途将会如何的事件，那个部署崩溃了——就像18世纪晚期古典思想的基础所经历的那样，那么我们势必可以打赌：人将被抹去，就如大海旁边沙滩上画着的一张脸。（Foucault，1994：387）(www.xing528.com)

我们要重新思考这段引文，因为基特勒著述中最基本的信息之一，就是福柯拐弯抹角提及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像我们将看到的，基特勒已经找到了见证人类形象消失的海滩的特征和地点。他也知道这个形象最初是什么时候以及怎样出现的。但是当福柯追求科学的考古学时，基特勒的研究则主要聚焦于作为现代主义主体之标记技术的话语分析或是文学文本的考古学。歌德的《流浪者之夜歌》透露和浪漫化了这个工程中涉及的最基本的技术。不过，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推断出，它还暗示着人类即将到来的毁灭：

Warte nur，balde

Ruhest du auch.

Just wait，soon

You will rest too.

等着吧，你不久，

也将得到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