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斗争：修道院路上的斗争

然而，不管法国理论最初在德国的何处被吸收（绝非巧合的是，基特勒后来转会的波鸿鲁尔大学曾是德国接收福柯思想的前沿阵地），这依旧是一个微妙的事件。对我们而言关键的是，理解年轻的基特勒要表达什么以及为什么要用如此多的修辞来表达这些。

不过，我们在这里必须稍微停顿一下，谈谈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项。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试图记录和讨论美国对所谓法国理论之接收的研究（Cusset，2008；Lotringer and Cohen，2001），但在德国并没有出现此类的研究。对德国而言，伤痛依旧历历在目，过去尚未走远，人们还无法对之进行客观的剖析。不可避免的是，本书接下来几页的论述（就像先前的章节一样，部分是基于个人20世纪80年代在弗莱堡大学学习的经历而写就的）或将无法得到很多人的赞同。那些曾经或者依旧同旧理论战争存在利害关系的人们，对随后出现的一些单方面的夸张讽刺不会予以太多理会。不过，我们接下来并不试图对在那些法国人涉嫌洗劫西方人文主义时德国和美国所发生的事情做评价，而是将目光聚焦于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的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将透露出两国各自的不足。恰恰是德国学界对法国理论气势汹汹的、毫不妥协的、充满争议的攻击，让美国对法国理论的接受显得更像是一番缺乏吸引力的自说自话，且不论它在许多方面如何令人感到贫乏。反过来，美国对德里达等学者更精细的、严密的研究，也反衬出德国对论辩的执迷。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构建出一个普遍的中间地带，但是就像所有此类的中立地带一样，它也将会是单调且无趣的，尤其是当讨论一个如此明显地避免任何妥协的重要学者的作品时更是如此。

说得委婉一些，后结构主义在德国并没有受到热烈的欢迎。后结构主义在德国被艰难接收的状况在很多方面和它在美国更为引人注目的成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美国，德里达、拉康和福柯在顶尖的学术机构中被接纳[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康奈尔大学，更不用提“耶鲁解构主义学派”^[10]（Yale School of Deconstruction）]了，然后向下层和外层渗透。与之相反的是，在德国，除了由一些经常被忽略的学者构成的分散小团体外，几乎没有什么相关研究者，然而，这些小团体既没有精神领袖，也缺乏知识中心（Holub，1992：43）。结果就是，德国对法国理论的接收最先从边缘（学生、初级研究者、小型出版社）开始，然后逐渐向内和向上渗透。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德国，后结构主义舶来品的最初命运在一定程度上都和文学院中发生的事情存在关联。在美国，新批评派^[11]（The New Criticism）在几十年里一直是文学批评领域的主导力量，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它差不多已经日薄西山。由德里达倡导的解构主义方法成为一个神秘的理想替代品。一方面，解构主义是新颖的——20世纪60年代的精神确是如此——而且激进的，这体现在它对文学界最珍视和最毋庸置疑的基本原则（如作品的完整性、传达明确信息的能力以及文学被预设的传达所谓永恒价值的功能）的毫不留情的批判上；另一方面（虽然它的实践者们不太愿意承认），许多解构主义试图用来解析特定文本中相冲突的含义的方法，颇类似于新批评派在对文本中的模糊性、张力和矛盾进行探索时所使用的形式主义方法。新批评派所提倡的逆向还原文本的技巧（让我们把它拆分开以展示它是怎样运作的）在解构文本的时候依旧是十分热门的做法（让我们把它拆分开以展示它与最初的预期完全不同的运作）。这一相似性因以下事实得以加强，即解构主义和新批评派都对以下几种竞争方法持含混态度——对社会或历史环境与影响的强调，或对作者试图表达的东西以及文本如何影响读者——用新批评派的说法就是对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cies）和感受谬误（affective fallacies）^[12]予以持续的关注。让我们再看看德国发生了什么，美国式的解构主义似乎使得相当多的文学教授分到了蛋糕并尝到了甜头（甚至充满希望地接管整个烘焙坊）：它让教授们得以像往常一样继续自己的事业，即分析文本而几乎不必顾及社会语境。但这依然给他们一种投身于极其激进的活动中的感受，因为解构主义的原则可以而且确实很快也被应用于许多文学以外的意义结构中，包括更倾向左翼的学者们依旧坚持的关于进步和解放的根本性叙事。不客气地说，许多早期的解构主义思想就是有态度的新批评派。新批评派的象牙塔被夷为平地了，但它的许多碎片被重新收集起来以搭建起后结构主义学派的象牙塔壁垒。

德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德国，后结构主义在美国成功占据的激进位置，很大程度上被20世纪60年代横扫德国文学学术界的强大的左翼力量所替代了。在集体学术记忆中，两个碰巧都在1966年召开的会议恰好可以代表批判的接力棒在两代人之间的交接。在美国，聚焦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雅克·拉康和雅克·德里达研究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文学科会议，现在被视为美国吸收法国理论的关键性事件（Cusset，2008：29-32）。几乎与此同时，在慕尼黑举办的德国文学研究者的学术年会则标志着更年轻的、在政治上更活跃的新一代学者的崛起，他们与数十年来像新批评派一样偏好非政治性的文本细读的保守学术圈形成了鲜明对照。但是德国与既有的批判传统的决裂遇到了更多的历史包袱。许多20世纪50年代与20世纪60年代早期主要的德语文学研究者是在第三帝国时期接受学术训练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纳粹统治下获得了一定的声望与地位。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明确支持纳粹统治，但同样也没有表示反对和抵抗。“二战”后，许多德国文学研究者通过找到声誉受损的名词和形容词的替换词，得以重新发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论文：“人种”被替代为“民族国家”，“种族的”变成了“国家的”或是“民族的”，“血统”和“族群”（二者对纳粹文学的学养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被替换成了“传统”与“宗教”。世代间的决裂并不仅仅基于知识上对传统学术的摒弃，而且出于对传统学术已经被纳粹主义玷污的印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后结构主义想在德国取得其在美国迅速达到的激进地位就变得很艰难了。更糟糕的是，德国的批评家们提出了两个强有力的反对意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反对意见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归根到底，所谓的法国理论恰恰与德国有着相当大的关联。毕竟，对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创建而言，谁又能比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尼采还有海德格尔更加重要呢？没有他们，“很难想象会有德里达和拉康”（Kittler，2000：220）。除此之外，经典的德国文学前辈们自身也在抹去早期德国批判思想的成果这一事实，也进一步说明了法国理论在原创性方面的缺乏。正如曼弗雷德·弗兰克^[13]（Manfred Frank）在他细致入微的研究《什么是新结构主义？》（What is Neo-Structuralism？）中指出的那样，德里达提出的问题及其他涉及以语言为中介的指称和主体性的问题在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14]（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和其他后康德浪漫主义诠释学哲学家的作品里早已被强调，而且一些部分得到了解决。简而言之，法国理论中好的东西不见得总是新的，而它里面新的东西也未必一定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不过，与之更加紧密相关的第二个反对意见在更大程度上加剧了论争的激烈程度。天真的观察者可能会问，为什么法国理论的德国基地反而阻碍了法国理论在德国的接收，答案很简单：受惠于尼采和海德格尔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论争，注定会遭遇普遍的非理性指控（Irrationalismusvorwurf），即对非理性的指控。如果用简洁的话概括这些指控——尼采一直是第三帝国的思想先驱，而海德格尔则是第三帝国的赋能者和曾经的赞颂者。因此，后结构主义轻视历史、消解主体性、构筑非人格化的决定性象征链条和网络的旨趣恰恰和德国纳粹调动和利用德国思想中反理性传统的方式有关。左翼评论家将德里达、拉康和福柯的作品视为在政治上作出妥协的德国理论的某种海外洗白版本，它们被隐藏于巴黎思想大师华丽的文体和术语的更新下，准备重新进入并毒害年轻德国人的大脑。因此，也无怪乎这些在德国发生的早期论争总是比在美国的更激烈。当然，在北美像《泰劳斯》（Telos）这样的杂志（在它迈向完全不同的政治方向以前）也会译介德国对后结构主义思想的抨击性文字，从而向从法国舶来的疑窦重重的理论击出更有力的一拳（Lotringer and Cohen，2001：138）。

不过，正如弗莱堡的鼎盛时期一样，这些理论争论也已成为过去，基特勒作为外来者向正统知识发动的游击战也一去不复返了（基特勒谈及过往斗争时偶尔会沉迷于缅怀式的自吹自擂中）。没有什么人在声誉卓著的洪堡大学——这所大学在德国统一后经历了政治净化，正努力重新与其魏玛时期的光荣历史相联系——做讲席教授时还依旧会是叛逆者。基特勒在1993年被洪堡大学聘用，这标志着后结构主义和媒介研究登上了学术阶梯的更高位置，正如绝大多数试图跻身社会上流的人一样，他们通过把他人踢下去一点来到达这个位置。讽刺的是，这次学术上的晋升恰好伴随着基特勒对后结构主义和媒介研究的日益疏远，我们会在第四章里讨论这个情况。在这里，简要地总结一下塑造了基特勒学术态度和学术路径的1968年德国学生运动和其后的后结构主义斗争是很有必要的。

基特勒作品里更容易引发批评的论证方式之一，是他倾向于对他所反对的学术路径和潮流做过度简化的描述。根据他的抨击，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德国文学研究是个外行人完成的事业，这些外行人包括左翼的业余社会学家、外行的激进主义分子、右翼的那些宣扬永恒价值和文学之荣耀的老派19世纪人文主义者以及一些介于中间的愚笨的用弗洛伊德理论“炒冷饭”者。这样的描述不仅是常常落入意识形态和个人隐私揭发的热烈争论中的副产品，它还与前面提到的一点相联系，即对熟悉早期诠释学、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差异以及阿多诺（Theodor W.Adorno）或者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概念精妙性的德国读者而言，后结构主义的舶来品无法引发像其在美国所引发的那种引进新思想的热情。基特勒始终强调，只有在这样的描述衬托之下，福柯和拉康的思想才呈现出关键性的断裂。但如果基特勒的学术同行们像他所说的那样充满局限性，那么后结构主义就的确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

这把我们带回到了海德格尔那里。毫无疑问的是，在基特勒引用的诸多权威和思想大师——包括黑格尔和尼采、拉康和福柯、图灵和香农、麦克卢汉和维利里奥^[15]（Paul Virilio）等人中，海德格尔是最重要的一个。虽然基特勒本人近年来谈及这位他仰慕的学术大师时甚为坦率——“没有人能够让我对海德格尔说反对意见”（Kittler，2003a：84）——但在他学术生涯的早期可不是这样的。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基特勒很少提及或者引用海德格尔。在与约翰·阿米蒂奇^[16]（John Armitage）袒露真情的谈话中，他对自己还是学生时曾为了避免在思想上被完全吞没而故意避开与海德格尔接触的做法做出了解释：“海德格尔退休了，但是他的存在感和影响力依旧无所不在，有我认识的人就被他毁掉了，如果不是故意的话。我确实知道有一些人仅对海德格尔做了一个小时的访谈，从此就再也完成不了他们的博士论文了，因为海德格尔的问题和答案实在太杰出了。”（Armitage，2006：　20）因为与了不起的人物接触而导致文思枯竭的戏剧性故事是否有事实依据并不重要，毋庸置疑的是，在像海德格尔那样完成学术计划，甚至像他一样思考和写作的人中，几乎没有人能够思考出任何海德格尔未曾说过的东西。当然，关于基特勒不愿意轻易接近“这个在弗莱堡哲学学院的走廊上踱步的……小老头”（Kittler，2000：220）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虽然有着时髦激进的观点，但年轻的基特勒非常雄心勃勃和讲求实际，不至于意识不到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崇敬地调用海德格尔会对一位德国文学研究者的学术生涯造成不利的影响。法国后结构主义提供了另一个出路：“对我而言，引入福柯和拉康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的考量，即他们的作品提供了既可以重新回到海德格尔又不用提及他的可能途径。”（Armitage，2006：20）就像我们在后文中将看到的那样，年迈的基特勒更加接近于那些指控法国后结构主义不过是重弹海德格尔的老调的学者。然而，如果基特勒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宣称这个观点的话，不但在政治上不合时宜，还会破坏他所拥护的新“后结构主义”方法的吸引力。如果福柯和拉康沦为了说法语的海德格尔复制者，如果他们仅仅是重述（即便是用更绚丽的文笔）海德格尔已经认真思考过的东西，那么就没有真正的创新，没有突破，也没有断裂了——而这些正是年轻的基特勒和其他边缘化的德国后结构主义团体努力的目标。

在理解基特勒更奇异的表达时，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且需要我们一直牢记于心的：不管他看上去多保守，不管他与其他20世纪60年代获得名望的德国哲学家（从那些和法兰克福学派有关的人物开始）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基特勒的作品和他痴迷的事物是1968年德国学生运动和更为公开的政治计划的组成部分，甚至可能包含更多：

回顾往昔，20世纪60年代由许多层构成，每层都比其他层隐藏得更深，就像硅神经网络或是弗洛伊德笔下的梦一样。为了展示的需要，最外层是1968年转瞬即逝的学生革命运动，下一层中，LP碟片的形态改变了，然后新的床出现了。在倒数第二层中，新的药片荣耀登场，最后的一层已经无迹可寻。“这”，就像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翻印版当时做出的宣称那样，“是我们梦的核心，它与不可知物相联结”。（Kittler，2004：199）

换句话（也是更为人所熟知的话）说，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动荡不仅受到举办政治活动和政治抗争的影响，而且在根本上与性、毒品和摇滚乐息息相关。对基特勒而言，阅读和分析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与西奥多·阿多诺让位于聆听和分析西德·巴勒特^[17]（Syd Barrett）与罗格·沃特斯^[18]（Roger Waters）。伯克利或者万塞纳那里虚构的世界革命最终还是没有像修道院路上策划的披头士的《革命9号》（Revolution No.9）那般重要。政治性向迷幻性让位的原因，已经包含在前面引用的弗洛伊德的神秘文字之中了：在20世纪60年代所有的政治、音乐、性和药品引发的迷醉（或者相关其他的动荡）之中，存在着创造和形塑所谓主体的话语以及技术的规则，这些主体陶陶然于对那些使得他们说话、思考和抗议的东西的毫不知情中。破译这些决定性结构和力量，体验彼时的迷醉，然后在技术的细节中分析它们，正是这一过往的文化革命的真正遗产。基特勒的著作可以和彼德·斯洛特戴克^[19]（Peter Sloterdijk）的《球面学》（Spheres）三部曲以及克洛斯·特韦莱特^[20]（Klaus Theweleit）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波卡洪塔斯与国王》（Pocahontas and King）一起（它们都试图审视20世纪60年代文化动荡的无形遗产），被视为1968年德国学生运动的最后有力一击。

不过，我们必须小心提防对过往反叛的过分乐观。不管过去和未来继续将基特勒与他在政治上更进步的同辈区分开的意识形态分歧有多大，他们似乎都同意1968年德国学生运动作为一场剧变引发了一些新的东西。然而，正是这个基本的通常不会遭到质疑的假设——关于德国学生运动向法西斯主义余孽以及带有令人窒息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20世纪50年代威权主义观念挥出了解放性的（在马克思主义或者大麻的武装下）一击——如今也遭到了质疑。历史学家格茨·阿利^[21]（Götz Aly）曾是一名学生运动的激进分子，现在以对大屠杀和纳粹经济政策关联的分析而著称，他在一则尖锐的反驳文章中指出，那场学生运动是由强烈的威权主义冲动所驱动的（Aly，2008）。虽然他们公然宣称反对威权主义，但反叛的学生最终还是更加致力于重塑德国以及他们被打败的父辈军人因二战而丢掉的清晰性、秩序和权威。阿利指出，没有什么如1933年反动学生运动的修辞那样，同1958年进步学生运动斗志昂扬的话语如此相像——从反资产阶级的论争到对有边界的可靠群体的喜爱，再到无所不在的反美国主义，以及有时有些尖锐的反犹太主义。为了总结他的观点，阿利将他的书取名为《我们的奋斗》（Unser Kampf），这显然是参照了希特勒那本《我的奋斗》（Mein Kampf）的标题。无疑，基特勒展现了某些威权主义情感，这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看出端倪：他对资产阶级诠释学实践的异想天开表示了坚定的不满，他对传播物质性和它们的技术群集的强调，反映了唯物主义对经济基础的聚焦，以及本书在第四章中将会讨论的，即用某种反美国式话语表达出的、德国应该在其存在的历史中重新获得优势地位的关注。

历史，就像托马斯·卡莱尔^[22]（Thomas Carlyle）宣称的那样，是由无数的传记构成的本质。就像许多维多利亚时期的宣言那样，倒置这个宣言会对我们很有帮助：传记从无数的历史中产生。从斯大林格勒的创伤到1968年的文化动荡，从弗莱堡的理论空想到柏林的重新统一，德国历史的诡谲多变滋养出了基特勒的学术成果。基特勒的个人传记虽然看上去学究气十足甚至有些乏味，但它实际上已与德国动荡世纪历程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战争、动荡、迷醉、幻想的历史相互交织、不可分离。

[1] 本书英文版出版时基特勒尚且健在，几个月后（2011年10月18日），基特勒去世。

[2] 康拉德·费尔南德·梅尔（1825—1898），瑞士诗人和历史小说家。

[3] 捷尔吉·利盖蒂（1923—2006），当代古典音乐先锋派作曲家，20世纪西方现代音乐代表人物之一。

[4] 罗伯特·霍勒伯（1949—），俄亥俄州立大学德国语言和文学系教授，俄亥俄州杰出学者。致力于19世纪和20世纪知识、文化和文化史研究，尤其专长海涅、尼采以及德国现实主义、文学与美学理论等的研究。(www.xing528.com)

[5] 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德国著名作曲家。他对传统歌剧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他在改革中实施了“整体艺术观”“无终旋律”以及“主导动机”的手法，并强调戏剧第一，音乐第二，坚持音乐必须服从戏剧内容需要进行创作的原则。他创作了《尼伯龙根的指环》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等划时代的经典乐剧，使浪漫主义歌剧发展到顶峰。

[6] 皮埃尔·布列兹（1925—2016），现代作曲家、指挥家。在指挥中强调节奏的魅力，强调现代作品在节奏中呈现的色彩感，也强调音响效果。他所演绎的梅西安、巴托克、贝尔格以及他自己的作品，都堪称权威。他最辉煌的成就，则是1976年在拜罗伊特指挥《尼伯龙根的指环》百年纪念演出，给予了这部宏大史诗全新的现代性解释。

[7] 帕特里斯·夏侯（1944—2013），法国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曾执导过《玛戈皇后》《亲密》等经典影片。同时他在戏剧艺术上也有很深的造诣，1976年他和布列兹在拜罗伊特打造了百年纪念版《尼伯龙根的指环》，并因此拓展了自己的海外知名度。

[8] 瓦格纳用这个概念来展示自己的大歌剧所包藏的审美野心——将所有的艺术都囊括到一座音乐厅中，产生一种令人敬畏的审美体验，这种体验即便不具有救赎力量，至少也有很强的祭祀感。

[9] 此概念挪用自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nde Levi-Straus）的名著《野性的思维》（La Pensée Sauvage），在这里指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

[10]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在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影响下，于美国耶鲁大学形成的解构主义批评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为：保尔·德曼（Paul de Man）、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和杰弗里·H.哈特曼（Geoffrey H.Hartman）。

[11] 新批评派是英美现代文学批评中最具影响力的流派之一，它于20世纪20年代在英国发端，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形成，并于20世纪40至50年代在美国蔚然成风。20世纪50年代后期，新批评派渐趋衰落，但其提倡和实践的立足文本的语义分析仍不失为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之一，对当今的文学批评尤其是诗歌批评有着深远的影响。

[12] “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是新批评派的关键概念，指文学批评中的两种谬误。“意图谬误”指把作品的意义等同于作者在创作这部作品时的意图。“感受谬误”指把作品与读者对该作品的阅读效果混为一谈，根据读者的阅读感受来判断一部作品的价值和意义。

[13] 曼弗雷德·弗兰克（1945—），图宾根大学哲学荣休教授，德国哲学家，研究聚焦于德国观念论、浪漫主义以及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的概念。

[14]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1768—1834），德国神学家、哲学家、诠释学家和古典语言学家。他对德国宗教、生活和文化影响重大，被公认为现代基督教新教神学的缔造者。

[15] 保罗·维利里奥（1932—2018），法国著名哲学家、城市建筑家、随笔作家。他以速度和力量发展有关技术的著作而闻名，其中涉及建筑、艺术、城市和军事。代表作有《视觉机器》《无边的艺术》《消失的美学》等。

[16] 约翰·阿米蒂奇（1956—），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温切斯特艺术学院传媒艺术学教授，《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期刊创办人和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视觉文化、新媒体艺术、技术批判理论等。

[17] 西德·巴勒特（1946—2006），英国摇滚歌手、作曲者、吉他弹奏家，因创建了平克·弗洛伊德乐队而著称。作为摇滚乐手在舞台上活跃了大约10年的时间，随后由于精神问题过起了隐居的生活直至去世。

[18] 罗格·沃特斯（1944—），英国摇滚歌手，平克·弗洛伊德的低音吉他和主唱。

[19] 彼德·斯洛特戴克（1947—），卡尔斯鲁厄设计高等学校校长、哲学和美学系教授。以《玩世理性批判》《欧洲道家思想》《资本的世界内部空间》等著作奠定了他在欧洲现代哲学领域的重要地位，对齐泽克等学者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20] 克洛斯·特韦莱特（1942—），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代表作有《男性幻想》等。

[21] 格茨·阿利（1947—），德国历史学家、政治科学家，著有《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等。

[22]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哲学家、评论家、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法国革命》《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和《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史》。他一生中发表了很多在维多利亚时代获得赞誉的重要演讲，作品在维多利亚时代颇具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