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堡与海德格尔的居所及其影响力

基特勒曾经提到过，他举家搬迁至“西德”的一个原因是，他的父母希望为孩子们谋求“东德”无法提供的那种大学教育。他补充说，正是这样的特定背景，让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热爱大学”的“积极上进的学生”，全然不像许多人那般，上大学“仅仅是为了行使权利或者是出于兴趣爱好”（Armitage，2006：17）。基特勒毫无疑问是一名优秀的学生，但他对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大学生的总体评价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当时决心打破德国教育传统等级制度的德国大学正在努力招收更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而这些学生当然不会把高等教育视为一种“兴趣爱好”。这里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起作用：正如基特勒一家不仅是因为追逐更优质的高等教育机构而离开“东德”一样，积极上进的基特勒与他被惯坏的同学之间的区别也和一个更为根本的分歧有关。同许多人一样，基特勒一家离开“东德”，是因为他们无法认同那里的社会主义政权。但是，基特勒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进入“西德”的大学之后，却发现自己被越来越多宣扬左派理想的同学所包围。如果我们简单地将基特勒视为一个保守主义者的话，就未能很好地理解这样一个关键点。如前所述，基特勒倾向于忽略个体与群体的解放性理想，不论这理想是人类主体性的构造以及紧随其后的独立自主性，还是为追逐人类的伟大目标展开有意义的交往和沟通的能力——作为文化方案，这些解放性理想被深深印刻在人们身上，它们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被错误地认为是从所谓的自由意志中产生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从基特勒关于社会主义的童年经历以及他身处新环境中抽象的社会主义论说的分歧之中，我们可以找到真相，正如这一分歧展现给年轻的基特勒的那样。

基特勒在弗莱堡大学待了差不多四分之一个世纪，假使我们认真对待他的名言，即我们“是由我们的教育体系、我们的大学和我们的授课教师生产出来的”（Armitage，2006：24），这样一个长时间段的关联就非常值得检视一番。基特勒从新生成长为毕业生的大学生涯恰好与德国学生运动的兴起与衰落发生在同一时期，那场文化动荡在德语中被简要地称为“六八学潮”。在德国20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代人有一个政治化的标签，叫“六八学潮参与者”。然而，基特勒此时既没有成为政治运动中的活跃者，也未对增强自身的政治意识展现出太多的兴趣。回首他的大学生涯时，基特勒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并不是某次静坐示威或者抗议游行，甚至也不是以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或者法兰克福学派为名义的一次唤醒觉悟的揭秘，而是现代派作曲家捷尔吉·利盖蒂^[3]（György Ligeti）的一次讲座（Kittler，2006a：339）。当众人（不过可能并没有后来宣称的那么多人）在街头游行示威时，基特勒静坐在他的房间里听着晚期的披头士乐队和早期平克·弗洛伊德的LP专辑——他把这种偏爱归因为“百分之五十的懒惰和百分之五十的保守主义”（Kittler and Maresch，1994：95）。如果把这种行为贴上右翼逃避者远离政治的立场，或者是对街头激进主义狡诈的疏离，都是对“六八学潮”非常狭隘的解读，从而未能捕捉其下隐藏的暗流。因为，除了在听《白色专辑》（The White Album）以及《黎明之门前的风笛手》（The Piper at the Gates of Dawn）之外，基特勒还在做什么呢？他正在阅读，他最爱的作者不仅仅有海德格尔和尼采（这两位当然不是1968年“政治正确”的学者），还包括一群即将跨越莱茵河来到德国的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雅克·拉康以及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由此，弗莱堡——这个跟法兰克福或者柏林相比，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动荡中仅位于二线的活动中心——开始变得有意思了。

罗伯特·霍勒伯^[4]（Robert Holub），这位最早将基特勒引介入英语世界的学者之一，曾指出弗莱堡和柏林在德国对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吸纳和接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Holub，1992：43）。柏林——更确切地说是西柏林——是一个理所应当的地点：一个坐落于世界政治风口浪尖上的、孤立的、高压锅式的大都市，其繁荣的艺术活动景象造就了20世纪60年代学生激进运动的温床，城市中充斥着大量被免除了强制性征兵义务的高中毕业生——它又怎么可能不成为一个接收横跨莱茵河两岸绵延向东的游牧式无政府主义思想传播的入口呢？然而弗莱堡，这个被黑森林里静谧的冷杉环绕、风景优美如画的世俗安乐窝又怎么会成为一个入口呢？关于弗莱堡为什么在德国接收后结构主义思潮的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人们给出了很多解释。一些人强调弗莱堡在地理上与法国的临近性，另一些人则用海德格尔（尤其是逝世后）超越生命存在的影响力来解释。这些解释都是错误的。地理上的临近性与知识上的交流几乎不存在直接关联，尤其是在人口密集、拥有先进的高速公路和铁路系统的欧洲国家尤其如此。同样，虽然许多新派法国知识分子会拜访弗莱堡，包括去托特瑙山区（Todtnauberg）朝圣，看一看海德格尔神秘的黑森林小木屋，但那些弗莱堡大学哲学院中的海德格尔思想的追随者们并不会再像他们其他地方的同行一样愿意去了解新式的巴黎理论。不可否认，弗莱堡的地理位置让年轻时的基特勒能够两周一次前往临近的法国城市斯特拉斯堡进行短途旅行，参加关于拉康的讲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1975年1月拉康对弗莱堡大学的访问。这次访问可以说被期待已久，但却并未特别成功。拉康来到弗莱堡，发表了演讲，却让每个人都感到困惑，就像他通常会让人们感觉到的那样。根据基特勒的说法，拉康“想在德国变得有影响力”，然而，当他意识到基特勒和他的学术伙伴们是多么年轻且缺乏影响时，“他感到十分失望”（Armitage，2006：22）。虽然拉康看上去既晦涩难懂又有些超然于世外的感觉，但他却是一个讲求实际的理论帝国建设者，致力于在新兴市场攻占有前途的桥头堡，不过弗莱堡并不符合这个要求。几年后，德里达也来到弗莱堡大学举办了一场讲座，基特勒亲自操刀翻译并编辑了讲座稿。虽然这两位学者有着紧密的关联，但他们在知识上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只能用“后结构主义”这个万能标签来概括他们。最受到追捧的理论家是福柯，年轻的基特勒焦躁万分地等待着这位学者的著作，就像等待“新摇滚乐LP唱片或是（爱人）脚步的临近一般”（Kittler，1985：141）。一方面，基特勒不断热情地邀请福柯来弗莱堡；而另一方面，福柯始终礼貌地拒绝基特勒的邀请。不管有没有海德格尔，弗莱堡大学的吸引力都是存在着局限的。(www.xing528.com)

事实上，基特勒从未结识福柯，虽然他确实有一次意外碰见过福柯——那是在1976年拜罗伊特举办的理查德·瓦格纳^[5]（Richard Wagner）的《尼伯龙根的指环》（Ring）的演出中。在那场由皮埃尔·布列兹^[6]（Pierre Boulez）和帕特里斯·夏侯^[7]（Patrice Chéreau）排演的、具有传奇色彩的百年纪念演出的中场休息期间，基特勒看到笑容满面的福柯正被一群仰慕者包围着。然而，就像但丁（Dante）在他钟爱的贝阿朵莉丝（Beatrice）前表现的那样，基特勒惊慌失措，目瞪口呆：“我没有靠近他”（Kittler，1985：151）。回溯往事，这次会面地点并非没有一丝讽刺意味，因为在基特勒的眼中，瓦格纳的歌剧代表了“对现代技术的狂热的期待”。（Kittler，1990：23；更详细的分析，见Kittler，1994）也就是说，媒介魔法师瓦格纳，凭借他的早期总体艺术^[8]——又被描述为“拜罗伊特的平克·弗洛伊德”（Bolz，1990：49-65）——正在向滋养同时也限制了福柯所做研究的书籍和图书馆的世界挥手告别。

对弗莱堡在德国后结构主义历史中的显著地位更合理的解释是弗莱堡的地方精神，即这座城市引人瞩目的地方政治（亚）文化。许多追求另类生活方式的群体、和平活动家、激进地区主义者、生态原教旨主义者都聚居于此，更不用说那些德国西南部激进自由主义旧传统的残存势力，以及相当一部分新时代的传道者。弗莱堡高度多元化的知识环境在其地方政治以及许多学生和年轻教师中产生了影响。虽然我们很难弄清这个反文化集群究竟是如何影响基特勒的研究的，但可以确定的是基特勒受惠于这样一个知识环境，这一环境相对而言对特立独行的理论讨论持开放态度。弗莱堡根深蒂固的地方激进主义为思想的传播跨越莱茵河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尽管很大程度上处于左派的立场，却常常否定左派的学说。但最终我们还是可以将弗莱堡在德国后结构主义历史中的显著地位归为单纯的机缘巧合：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一群对法国的野性思维^[9]（pensée sauvage）感兴趣的年轻学者们恰好都生活在同一个位于黑森林之中的小城里，这座小城在一个短暂而光辉的时期成为德国后结构主义临时性的圣殿。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些日子——基特勒满怀惆怅地把它们称为他的古老“童话时代”的日子（Kittler，2006a：339）——早已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