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的历史成果

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这位将反复在本书中出现，也可以说在基特勒的学术生涯中持续产生影响的人物，曾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简洁方式总结过亚里士多德的一生：“他出生，思考，而后死去。”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的重要性在于他的思想，与此相比无论他另外做了什么事情——生活、参与雅典的政治事务以及将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教导成一个有责任心的年轻人的努力——都不值一提。海德格尔的精辟总结用在基特勒身上同样贴切，虽然基特勒仍健在^[1]。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基特勒1943年6月12日出生于靠近德国东部边境地带的萨克森小城罗赫利茨。1958年，他随家人搬迁至拉尔——一座位于德国西部边境黑森林中的小城。在1963年完成高中学业之后，基特勒就近进入弗莱堡的阿尔伯特-路德

维希大学学习德语、罗曼语以及哲学。1976年，他完成了关于瑞士19世纪作家康拉德·费尔南德·梅尔^[2]（Conrad Ferdinand Mayer）的博士论文，之后，进入弗莱堡大学德语系任教，担任讲师。1985年，基特勒完成了他的教授资格论文（继让候选人有资格在德国大学正式任教的博士论文之后，第二篇篇幅更长的论文），之后主要在瑞士巴塞尔大学任职，直到1987年他正式成为波鸿鲁尔大学现代德语文学教授。1993年柏林重新统一后不久，基特勒被声望卓著的洪堡大学聘为媒介美学讲席教授。2008年退休后，他依然（还是在洪堡大学）担任媒介哲学的荣誉客座教授。在3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基特勒写作和编撰了超过20本著作，超过140篇论文。套用海德格尔的表述，基特勒出生、工作，而后继续工作。乍看之下，基特勒的职业生涯简直是典型的学术存在，他一生都与图书馆和演讲厅息息相关。然而，如果剥开这个传记的外壳，另外一些面向就会显现，而这些面向对于理解影响基特勒作品的一些隐藏的历史和文化的暗流是十分有用的。

罗赫利茨（Rochlitz）位于德累斯顿（Dresden）附近。提起德累斯顿，很多读者会联想到1945年2月13日至15日发生的富有争议性的空袭。在近期的一则对谈中，基特勒提到，他隐约还能记起“那天晚上德累斯顿的战火”（Armitage，2006：26）。考虑到基特勒那时差好几个月才满两周岁，这真是了不起的记忆成就。我们可将此视为一个能够为理解基特勒著述中最具争议的部分提供线索的象征性回忆。基特勒是所谓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孩子，他诞生在第三帝国时期，但却是在第三帝国遭遇灾难性的战败之后。这次战败让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对纳粹政权的军事能力失去信心。对很多人而言，德国一方无法取得胜利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由于纳粹不肯妥协或者让步，德国最后可能会迎来彻底的溃败。然而立刻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国对全民的军事化动员将这场战争转变为无法逃脱的、无孔不入的幽灵，让它前所未有地支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1945年德国投降后，这场战争的合法性被剥夺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它看上去像从未发生过一样——或者至少看上去不像许多人经历过的那样。然而，这场战争继续通过一些方式在基特勒的童年中产生着不可磨灭的影响。(www.xing528.com)

罗赫利茨在战后成为苏联占领区（苏占区）的一部分，1949年苏占区转变为后来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其更广为人知的名称叫“东德”。民主德国声称与依旧存在于“西德”（联邦德国）的专制独裁和法西斯传统彻底决裂，并将自己展示为既往关于进步和启蒙梦想的真正实现者。“真正现存的社会主义”终于来到了德国，即便仅仅是在其三分之一的领土上。民主德国将自身形象美化为德国历史良善一面的合法继承者，这形塑了它关于二战的官方视角。德国被苏联红军打败，这因被视为苏维埃的工人和战士们通过英勇斗争将德国从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而被庆祝。这种陈述无疑相当契合那些在纳粹统治下受折磨的人们的感受，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造成了官方认可的“二战”视角和个人经历之间的断裂。国家强加的历史使得私人记忆边缘化——在“西德”，这种显著的分歧也在发生着。如果说“一战”成了一场找不到名义的战争，因为它出人意料的恐惧远远超过了人们以有意义的方式体验这些恐惧的能力，那么“二战”似乎因其更为人所知的被策动的恐惧而成为一场不敢说出名义的战争。

然而，这场战争被遮掩的部分终究还是在其他地方重新显露出来，包括在基特勒的家庭里。在篇幅长达一本书的访谈中，基特勒讲述了他同父异母的哥哥，一个曾经的无线电报员，为了给当地的女孩们留下深刻印象，是如何调用专业技术将他搜寻来的军用飞机的废弃部件组装成非法无线电装置的（Kittler and Banz，1996：47）。同时，他的父亲，一位在战争时期失去了大多数学生的教师，开始转变角色来教授自己的孩子。如此这般的家庭环境带来的结果是，基特勒在7岁时就可以背诵歌德《浮士德》里的长段落了。因此，从预先建立的让人文主义经验领域内的孩子们落入圈套的话语秩序，到作为“军队设施的滥用”的民用录制与广播技术的出现（Kittler，1999：97），那些后来在基特勒作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东西很早就已经显露端倪了。歌德与无线电、古典学与技术、高等文化与现代媒体的并置，已经包含着基特勒30年之后阐述的话语网络1800和话语网络1900之间的对比。这为基特勒颇具争议性的做法，即未将现代战争（尤其是“二战”）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犯罪和恶行、专制和解放等相联系，而将其同现代控制、通讯和计算技术相联系在一起思考的做法，则提供了生命传记的背景。